第六章　春风浩荡

进入1979年，我们国家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春天。3月，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率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这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支来中国演出的外国交响乐团。这成为中国乐坛对外开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与此同时，中国的流行音乐也开始崭露头角，走上舞台。那些节奏鲜明、旋律欢快、抒发着真情实感的流行歌曲，如春风般吹进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唤醒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改革开放为我个人的艺术生命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全身心投入歌唱事业中，不分昼夜地学习和练习。我抓住每一个机会与各地专业歌唱家、音乐爱好者交流，不断丰富自己的音乐知识和演唱技巧。

我没有什么节假日，在繁忙的演出活动之余，一有空闲时间就读书学习。我整天满脑子想的都是唱歌的事，还经常因为忘我地背歌词，出现走路闯红灯、误火车，或是把衣服、手表等遗忘在剧场里的事。一次演出结束时，我看见剧场化妆间里放着一件毛衣，便大声问：谁把衣服忘在这里了？后来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

我不遗余力地抓住机会四处求教。艺术之路永无止境，他人每次的指点都是我个人成长的宝贵财富。我常想，在学艺的道路上能常听人提醒指点，就像走路一样，多打听、常询问，就能少走许多弯路。

我深知，只有不断地学习和进步，才能在艺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无论是与业内前辈的交流，还是与同行们的切磋，我都抱着谦虚好学的态度，虚心请教，认真倾听。每一次的交谈和讨论，都让我受益匪浅，不仅拓宽了我的视野，也提升了我的艺术修养。

这一年，我在各种演唱会上开始频繁演唱由作曲家施光南创作的《祝酒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等歌曲。这些歌曲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歌词的深刻内涵，传递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喜悦和希望，传递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因演唱这些歌为全国观众所熟悉，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和认可。

这里，我着重谈谈演唱《祝酒歌》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这两首歌的感受。

《祝酒歌》创作于1977年，这首歌由韩伟作词，施光南谱曲，首唱者是中央歌剧院的苏凤娟。而真正让这首歌家喻户晓的，是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后来在中央电视台文艺晚会上的精彩演唱。

这首歌的曲调活泼流畅，歌词丰满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改革开放初期人民欢欣喜悦的心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每当旋律响起，那种荡气回肠的感觉总让人热血沸腾、激情澎湃。

在严冬散尽、春暖花开的岁月里，曾遭受身心折磨的人们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他们尽情释放着心中的喜悦，而《祝酒歌》正好契合了当时人们的情感需求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形势。因此，这首歌久唱不衰，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

我在演唱这首歌时，深入理解、仔细品味施光南创作歌曲时的情感变化。这歌声让我回忆起了苦涩的童年、历经磨难的年轻岁月，同时也让我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每当唱起这首歌，我总是百感交集，有时甚至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歌唱家佟铁鑫曾说，关牧村唱《祝酒歌》时的情感是最深沉的。我想，这是因为这首歌唱出了我的心情，唱出了全国人民的心情。春天来了，对于经历过苦难的人来说，这是劫后余生，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因此，当我唱起这首歌时，心中充满了流着泪的欢乐。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创作于1978年，由瞿琮作词，施光南谱曲，深情讲述了新疆姑娘阿娜尔罕与边疆战士克里木之间真挚、纯洁的爱情故事。

在创作这首歌曲时，施光南巧妙地将维吾尔族典型的音调和节奏与现代作曲技法相结合，创造出了朴实、优美的音乐形象。这首歌具有浓郁的新疆风味，但又不同于一般的传统民歌，充满了时代的气息。它巧妙地将对祖国、对生活的热爱和纯洁的爱情融为一体，唱出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崭新的精神风貌。

最初演唱《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的时候，我还没有经过系统、严格的声乐训练，而是尽力凭感情去演唱，尽情展现歌曲的风格。结果，听众们认为我唱得亲切、动情，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自从演唱这首歌后，我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在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更没有当下十分方便的线上交流方式，听众们都是通过写信来表达他们的感受。那段时间，我接到的信件堆积如山，每一封都充满了真挚的情感。

那段时期，《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成为我每场演出必唱的保留曲目，也得到了媒体的正面评价和宣传。有一篇报道这样写道：“关牧村演唱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非常优美和流畅，歌声像一条甘醇的小溪，十分的婉转、悠扬。她的音色明亮，气息适中，唱来轻松流畅。她吐字清晰，特别注重对歌曲韵味的追求。”这番评价让我倍感荣幸，也激励着我继续在音乐道路上努力前行。

在音乐会的舞台上，我经常演唱的悠扬动听的《祝酒歌》、饱含新疆风情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充满活力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充满温情的《补衣歌》等经典之作，赢得了观众的一致赞誉。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国人开始接触到更多优秀的外文歌曲。当时，在各类音乐会上演唱外国优秀歌曲成为必要的节目安排。我演唱的一些外国歌曲同样备受欢迎。从日本民谣《木曾节》和《五木摇篮曲》的温婉，到巴基斯坦歌曲《美丽的国土》的辽阔，再到罗马尼亚民歌《照镜子》的灵动，以及印度歌曲《丽达之歌》的深情，展现了我对不同音乐文化的独特理解。

1979年，我还荣幸地当选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简称全国青联）委员。更令我激动的是，我首次跨出了国门，与世界各地的音乐爱好者分享中国的音乐和我的歌声。

尽管我早年并未接受过英语教育，但我对外文歌曲的热爱让我不断挑战自己。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来自外贸专科学校的女教师高凤霞，她无私地教我学习唱英文歌曲。无论是严冬还是酷暑，她都坚持骑自行车来我家，耐心细致地指导我。在高姐的帮助下，我逐渐克服了语言障碍，将一首首外文歌曲演绎得动人心弦。

那时，我四处奔波，参加各种演出和歌唱活动，歌声传遍了四面八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我，开始喜欢我的歌。同时，媒体也投来关注的目光，我的音乐之路变得更加宽广和明亮。

首次将我推向全国公众视野的中央媒体记者，是新华社天津分社的记者张淑英。1979年6月21日，张淑英采写的《天津人民喜爱新歌手关牧村》新闻通稿在新华社播发后，《人民日报》于6月23日在第四版要闻版显著位置刊发了这篇报道，一时间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和热议。

这篇报道这样描述我的演唱特色：“嗓音浑厚，强弱对比鲜明，高如江河奔泻，低如闷雷回旋。”

我认为，这段描述捕捉到了我对演唱风格多样性和表现力的追求。同时，报道还强调了我“独具一格的演唱”风格，深受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喜爱。

1979年夏天，我到青岛参加盛大的“青岛之夏”音乐会。这是我第一次到外地参加大型演出。

青岛，这座美丽的滨海城市，在那几天里仿佛披上了节日的华服。霓虹灯在夜色中闪烁，与海面上渔船点点的渔火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画面。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拥向露天体育场，那里就是我展现歌喉的舞台。

音乐会上，当我深情地演唱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现场上万名观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原本已经抬上舞台的下一节目所需的钢琴，也不得不暂时被抬下，因为观众们热烈鼓掌让我再唱一曲。

紧接着，我又唱了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而观众们的热情依旧高涨，他们似乎沉醉在我的歌声中，不愿让我离去。在全场观众有节奏的掌声中，我再次献上了一首歌，直到观众们满足地安静下来。

这次在青岛的演出，让我更加坚定了信心。我深深感受到，广大观众是如此可爱，他们热爱生活，热爱我们的音乐。这让我更加明白，作为一名歌者，必须在歌唱事业上尽心尽责，用歌声去回馈观众们的热爱与期待。艺术是神圣的，需要用心去体会、去感悟。而观众的感情同样神圣，他们给予我们的掌声与喝彩，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与支持。因此，我们不仅要给观众留下优美的旋律和醇厚的音色，更要传递出歌声中的情感与灵魂。只有这样，我们的歌声才能走进观众的心里，融入他们的情感世界。

1979年3月，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在全国青年中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的决定》，提出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时，将命名表彰万名新长征突击手、百名新长征突击手标兵、十面新长征突击队红旗。

这项决定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得到了各级团组织和广大青年的热烈响应。

我进入天津歌舞团后，很快就随团在全国巡回演出，辛勤的付出使我在收获观众掌声的同时，也获得了各项荣誉称号。在此次“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中，我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

9月19日，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命名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命名表彰了155个“全国新长征突击手（队）标兵”。当我胸佩红花走上主席台，接受这份荣誉时，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

三天后，也就是9月22日晚，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和突击队代表在民族文化宫同全国和北京市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举行联欢。我在联欢会上表演了节目。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也亲临现场，她对我们的寄语让我一直铭记在心：“你们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继续为‘四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我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后，施光南专门为我量身定制了歌曲《假如你要认识我》。很快，这首具有时代印记的歌曲火遍全国。在我个人的演唱生涯中，这首歌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不仅代表着我个人歌唱事业的成就，更是那个时代的象征和符号。

这首歌的旋律激昂澎湃，充满了青年人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和热火朝天的干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歌曲一经推出，便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广大青年朋友的热烈欢迎，并入选“当代青年喜爱的歌”榜单。

《假如你要认识我》不仅成为我的代表作之一，更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积极进取、朝气蓬勃的精神象征。这首歌的歌词中有一句“灿烂的鲜花春风里开”，我想，这正是在形容施光南老师和他的音乐创作。他坚守民族文化和时代精神的融合，用他特有的音乐语言为时代讴歌，成为改革开放春风里灿烂的鲜花。

在我演唱这首歌后，经过电台、电视台的传播，我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有好几麻袋之多。许多听众写信向我询问“青年突击队”在哪儿、去哪里找。其实，青年突击队就是一个先进集体的代称。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代表了时代的声音。

如今，每当人们听到《假如你要认识我》这首歌的旋律时，都会想起那个时代的人，为他们的奋斗和追求所感动。所以，我总说，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段历史的记忆、一个时代的印记。

改革开放既是思想解放，也是人的情感解放。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产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

1979年10月至11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中央领导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为文艺界指明了方向。这次会议后，文艺战线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和活跃，各种文艺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我深感自己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的责任重大。调到天津歌舞团后，我全身心投入艺术实践中，不断在实践中提高，在实践中思考。短短两年多时间，我的演艺水平取得了新的进步，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

在这期间，父亲给予了我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他业余时间经常帮我处理来信，收集汇编相关报道，做了大量辅助工作。演出前，我经常在家里把一些歌曲唱给父亲，听取他的意见。天津歌舞团的同事开玩笑地对我说：“小关，你爸爸成了你的秘书啦！”

我在天津本地演出时，父亲每场必到，既是为了观看演出效果，也是为了观察场内观众的反应。散场后，我们会一起骑着自行车回家，父亲会一路上讲述他对演出的看法和感受。这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我提高艺术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清醒地知道，自己在歌唱方面能取得一些成绩，得益于很多人的默默帮助和支持。这其中，就包括天津歌舞团的著名歌唱家于淑珍老师。

作为一位备受全国广大听众喜爱的优秀女高音歌唱家，于淑珍的艺术成就和人格魅力深深影响了我。她的经历与我有许多相似之处，她同样是从一名普通工人逐步成长为音乐界的翘楚。

于淑珍演唱的《社员都是向阳花》《李双双小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泉水叮咚响》《漓江谣》等歌曲，旋律优美，情感真挚，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她的歌声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也传递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在我的音乐道路上，于淑珍老师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她把我当作亲如姐妹的晚辈，在政治上、艺术上和生活上都给予了我热情的关心和帮助。她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舞台经验，帮助我提升演唱技巧和表演水平。

于淑珍老师曾经对我说：“每个演员都应当有自己的风格。你那种沉稳、朴素的演唱特点，群众很喜欢，不要随便改变它。”这句话让我深受启发，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音乐风格。虽然我们年纪相差近二十岁，但我们为观众歌唱的心是相通的。

早在1982年，我就和于淑珍老师联合举办了独唱音乐会。此后，我们更是经常合作，同台演出。最近一次是在2024年7月7日，我在参加天津音乐节演出时，和于淑珍老师合作演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月光下的凤尾竹》。

和于淑珍老师共事，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作为一个优秀的歌唱演员应该具备的品德。她讲戏德，能容人、团结人，也尊重人。她的这些优秀品质不仅让我敬佩，也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她的帮助和指点下，我更加注重自己在思想作风、树德立人等方面的修养。

在天津歌舞团，我遇到了许多优秀的艺术家，如我的声乐老师李维熹、王巍等。在天津，我还认识了一些文学艺术界的挚友，如作家冯骥才等。他们在艺术上都有着很深的造诣，在思想作风、树德立人等方面对我影响很大。

1979年是改革开放初期，也是我精神世界日益充实丰盈的一年。改革开放不仅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我这样的歌唱演员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更多的机会。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今天的音乐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