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间有温情

对于从小热爱音乐的我来说，生活中的确有着残酷的一面，但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人间温情之光的照耀和眷顾。

父亲常常告诉我，人生是苦辣酸甜的交织，命运不会只给你苦，也不会只给你甜。在逆境中，我逐渐发现，即使在人生至暗的时刻，周围也依然存在着许多美好的东西。这些美好可能是一句鼓励的话语、一个温暖的微笑，或是一次无私的援手。它们像阳光一样，穿透阴霾，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我深深地体会到，当我们面对生活的困境时，如果绝望并抱怨一切，那么只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孤独和痛苦之中。如果我们能够坦然并微笑面对他人，用真诚与平和的心态去沟通，那么就会获得更多的关爱和支持。

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启示，也是我对生活的理解。我相信，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里，只有用爱和善意去对待他人，才能收获更多的温暖和幸福。因此，我会一直保持一颗感恩的心，珍惜身边的每一份美好，用音乐去传递爱和希望，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人间的温情和光明。

我在天津市六十九中读初中时，音乐教师常兆镛十分欣赏我的音乐才能，实心实意地想方设法培养我。他的音乐修养很高，经常拉着手风琴教我唱歌，并带我参加各种音乐考试，坚信我将来会取得成功。

他是我走上音乐之路的“伯乐”。在学生集会场合，他经常点名让我给大家演唱。那个年代，社会上流行革命歌曲，很多歌曲的旋律很优美，如《亚非拉人民要解放》《洗衣歌》《太阳出来照四方》等。

我每次演唱，师生们都报以热烈掌声。在初中二年级时，我成了全校的小名人。我深知，这一切都离不开常兆镛老师的辛勤栽培和无私付出。

1970年，我初中毕业前的一天，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关领导慕名来到天津市六十九中，想把我招进兵团的文艺团队。他听了我的情况介绍后，让我唱首歌。

我放开嗓子唱了一首《沁园春·雪》。我的歌声高亢激昂，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憧憬。听完我的演唱后，那位领导当场决定录取我，他对我表示了很高的赞赏和期待。但是，我马上想道：我要是走了，弟弟怎么办？谁来照顾他呢？

于是，我鼓起勇气，向那位领导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能将我和弟弟一起带到生产建设兵团。

然而，遗憾的是，我的请求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他表示，兵团的文艺团队需要专业人才，而我的弟弟并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听到这个答复后，我心中充满了无奈和失落。尽管我深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无法割舍对弟弟的牵挂和责任。

最终，这次去兵团专业文艺团队的机会与我擦肩而过。尽管也有遗憾和不甘，但我并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我深知，家庭的责任和弟弟的成长对我来说同样重要。

常兆镛老师劝我不要灰心，他又带着我去报考天津音乐学院。我报了名，填了表，但最后因为父母出身的原因，我连参加考试的资格都没有。

随后，总政歌舞团等部队文艺团体纷纷来到天津选拔人才，我每次都满怀信心地参与，主考老师们对我的嗓音条件赞不绝口，纷纷表示愿意给我这个机会。然而，命运一次又一次捉弄了我，政审的关卡如同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让我与这些机会擦肩而过。

有一次，北京军区文工团到天津招生。听我唱完后，招生负责人说：“我们在华北地区找了这么多年，找不到好的女中音，今天总算找到了。我们决定录取你，等通知吧！”

他们把我的照片贴在入伍登记表上，让我回去等待报到的通知。

我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亲朋好友，想到今后要穿军装，就把自己的衣服都送人了，并写信告诉千里之外的父亲。然而，从那一刻起，我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秋风渐起，树叶泛黄。那份期待已久的通知却始终没有到来。面对这一连串的打击，我的内心充满了悲伤和迷茫：为何父母的出身问题要由我承担？这对我们子女来说公平吗？生活为何对我如此残酷？

然而，即便在无尽的失落中，我仍坚信自己的才华和努力终会得到认可，只是需要时间和耐心去等待。

在我陷入情绪低谷之际，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纷纷伸出援手，用关心和鼓励温暖了我。在他们的支持下，我逐渐走出阴霾，重新振作起来，更加勤奋地练习唱歌，坚定了要将歌唱好的决心。

我告诫自己，唱歌不是为了进入文艺团体，而是为了传递情感，用歌声打动人心。

那段时间，我逐渐领悟到，想要唱好一首歌，仅仅依赖嗓音的优美是远远不够的。歌曲需要情感的注入，需要灵魂的碰撞。而这源于内心的高尚情操和个人的综合素养。

我常说，我能有今天的艺术成就，读书给了我更多的力量。

我参加工作后，在工厂忙碌了一天下来，或是在外出差的路上，总是不忘记读书。我阅读了《牛虻》《普希金文集》《红与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经典作品，以及泰戈尔、巴金、茅盾等著名作家的杰作。这些书籍不仅丰富了我的内心世界，还让我对人生和艺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领悟。在阅读时，我沉浸在作品的世界里，与书中的人物进行心灵的交流。我从中汲取他们高尚情操的营养，用他们的事迹激励自己前行。我从泰戈尔的《飞鸟集》中领悟到艺术道路上一种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的影响尤为深远。我被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所打动，反复阅读仍觉不够。我立志要做一个像保尔·柯察金那样的英雄人物。当我面对生活中的困境时，意识到与书中人物所经历的挫折相比，自己遭遇的困难实在微不足道。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我所经历的只是暂时的挫折。这让我重新调整心态，更加坚定地面对生活的磨难。

读书给了我积极向上的勇气和信念，使我忘掉了眼前的痛苦，忘记了一切恩怨。艰难困苦在人的一生中就像随时发生的风雨一样正常。只不过有些人因为坚强挺了过来，最后取得了成功；而有些人则倒在了困难面前，或者在困难面前变得自暴自弃，最终碌碌无为。

读书成为人生的一件乐事，也成为我充实自己的方式。一部部名著不仅打开了我精神世界的另一扇门，更向我展示了人世间真善美的一面。通过书本，我不断丰富着自己的内心世界，提高着自身的综合素养。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遇到了许多善良而平凡的人。他们不仅没有嫌弃我、远离我，反而给予我鼓励和支持，帮助我继续前行。他们的关爱和支持让我深切感受到人间真情，也让我更加坚定了用歌声回馈和报答他们的决心。我深知，只有用最美的歌声，才能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1970年，我的人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一年，我从天津市六十九中初中毕业。在报考多家文艺团体接连遭遇失败后，我最终进入了天津钢锉厂（现为天津第八机床厂），成为一名车工。

我之所以能进入天津钢锉厂当工人，背后有着特定的原因。在读初中时，我经常和同学们到天津钢锉厂去学工劳动。厂里的领导和师傅们都认识我这个爱唱歌的学生，也知道我家里的遭遇，都十分同情我。

当时，全国正热烈地开展“上山下乡”运动，我原本应该像其他毕业生一样，去农村插队当知青。但天津钢锉厂这时恰好要成立工宣队，厂里的师傅们便特意向上级组织申请，安排我进入天津钢锉厂工作。这一干，就是七年。

初到天津钢锉厂时，厂里安排我当车工学徒。在师傅的指导下，我学习车工操作技术。每天，我的工作涉及设备的全面准备与细致调试，检查设备的各项指标，精确调整刀具与夹具，确保设备处于最佳状态。随后，我根据工艺要求，利用车床对各类零件进行精细加工，确保它们的尺寸精确、表面光滑、品质上乘。工作结束后，我会仔细整理设备，妥善收纳工具，并将其整齐地摆放在指定位置。每当完成一项加工任务，我都要认真进行自检，确保产品质量。

除了技术学习，我还负责为师傅们准备洗手水和饮用水，并在午饭时间将师傅们的饭盒拿到锅炉房去加热。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工作，让我更加深入地融入了这个集体，与师傅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尽管工作繁忙且琐碎，但我总是利用工余的空闲时间，轻声哼唱歌曲。歌声使我平凡的日子更加充实，也为我带来了心灵的宁静与愉悦。

我们那时的工作是“三班倒”：早班从早上6点开始，下午2点结束；晚班从下午2点开始，晚上10点结束；夜班则是从晚上10点开始，直到次日早上6点。

冬天上夜班时，天气格外寒冷，整个大车间只有一个用砖垒起的炉子用来取暖。有时，为了驱寒和缓解工作的单调，我会和同事们利用休息间歇一起跳舞、活动身体，以此来度过漫长的夜班时光。

进厂当工人后，发工资的日子成了我最为期待的时刻。第一次领到的工资是17元，尽管数额不大，但内心却充满了的喜悦和满足。我和弟弟兴奋不已，围坐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如何用这第一笔薪水为家里添置一些必需品，同时也商量着给爸爸买些实用的礼物，以表达我们的孝心。那份喜悦和期待，至今仍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中。

为了让爸爸用餐时感到暖心，我特地为他选购了一个饭盒，寄往了山西。我相信，每当爸爸打开这个饭盒，他都能感受到儿女们的惦念。

在钢锉厂，负责带我的师傅叫许昌全。他来自江苏，为人忠厚正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车工。他负责教我在C620车床上加工各种机件。

一开始，许师傅可能以为我喜欢文艺，对工厂车间里的事不会很上心，因此并没有给予我太多的关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看到我每天都早早来到工厂，把车间和车床打扫得干干净净，工作积极主动，不嫌脏不嫌累，便开始认真教我了。

在许师傅的指导下，我很快掌握了一个车工的应知应会技能，对C16、C20车床及卡盘固定工件、掏孔车外圆、挂挡挑扣等都已熟练掌握，一年时间就达到二级工水平。看到我的进步，许师傅十分高兴。有一次，我被评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许师傅还在厂里专门介绍了带徒弟的经验。

作为徒弟，我本应该主动承担一些端茶倒水的任务，但许师傅却不愿让我做这些。他知道我热爱唱歌，认为我将来可能会成为一名专业艺术工作者，因此经常鼓励我在工作之余好好练习。在工间休息时，他还会让我到工厂后边的水池旁去练声。那个“水池”其实是一个大坑，坑里的积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但那里环境清静，无人打扰，正是我练声的好地方。

许师傅烟瘾大，但凡是我在场的时候，他从不抽烟，因为他担心烟会熏到我的嗓子。

有一次，许师傅好奇地问我：“听说你是难得的女中音，什么是女中音？是和敲钟的声音很像吗？”还有一天，许师傅突然找到我说：“小关，我编了一个顺口溜，你听听——‘身体是革命本钱，生活是艺术源泉，有本钱才能有贡献，有源泉才能永向前’，你看这能编个曲吗？”

我听后笑了起来，心中感到暖暖的。

我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又因为种种原因远在他乡，我从小就失去了母爱，也鲜少感受到父爱的温暖。进入天津钢锉厂后，工人师傅们的帮助和呵护，如同一股暖流涌入我的心田，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仿佛重新回到了父母的怀抱。

许昌全师傅不仅在技术上对我悉心指导，让我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车工，在生活上更是给予我很多帮助。他了解我的家庭情况，经常鼓励我努力学习，争取更好的未来。他的关爱和教诲，让我倍感温暖和感激。

有一次，我生病发高烧，身体虚弱。厂里工会的老大姐们就像家人一样，纷纷来到我家，为我烧汤做饭，甚至一口一口地喂我吃饭。她们的无私付出，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和感激。

冬天快到的时候，厂里大姐们还到我家帮我拆洗被褥。钟弥礼大姐是从法院下放到我们工厂劳动的。她高高的个子，白白净净，戴着眼镜，是工会主席。她带领大家来到我家，看到被褥太过破旧，里面的棉花都露了出来，就把被褥都拆洗干净，再用崭新的面纱布套好、缝好。那一刻，我感受到的是家人般的关爱和温暖。

进入钢锉厂没多久，在工人师傅们的支持与推荐下，我加入了天津一机局业余宣传队。每当我外出演出，师傅们就会把我承担的生产任务包揽下来，以减轻我的工作负担。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让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和决心，也让我更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友谊和关爱。

在钢锉厂的日子里，我因歌唱而受到大家的喜爱。每当厂里开会，工人师傅们总会早早地搬着板凳到会场里坐着，期待着我为他们献上一首美妙的歌曲。我的歌声仿佛成了会议前的固定节目，为大家带来片刻的轻松和愉悦。

有时下班后，车间里仍会坐满工人师傅们，他们经过一天辛勤的工作，渴望通过歌声来放松身心。没有音响，没有伴奏，但我依然唱得很投入，一首又一首的歌曲，传递着我对他们的感激和祝福。

这些与我一道工作过的工人师傅们，成为我歌唱生涯中的第一批观众，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是我前进的动力。

除了唱歌，我还喜欢在集体学习时为大家读报纸。工人师傅们对我的朗读充满了期待和喜爱，他们喜欢听我讲述外面的世界，感受文字中的力量和温暖。每当我读完一篇文章，他们都会纷纷鼓掌，给予我鼓励和赞扬。

这些欢声笑语和赞扬声，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也激励我不断学习和进步。

当时，天津一机局系统有300多个企业、27万多名员工。我们宣传队经常到各个企业，甚至街头巷尾、工地厂矿、田间地头为大家演唱。那时候条件艰苦，两辆卡车对在一起就是舞台，上面用电线吊一个灯泡就是灯光。而宣传队队员们表演时的感情都很真挚。我在全系统各单位间东跑西颠演出，十分快乐。工人们也很喜欢我。我每次演出都要返场，至少要唱四五首歌。

那时，我经常给大家演唱《打起手鼓唱起歌》。后来，我唱着这首歌和《沁园春·雪》参加全市工人宣传队汇演，获得了一等奖。

唱歌能获得一等奖，使我感到无比幸福和满足。我在心里默默地对妈妈说：“妈妈，您看到了吗？我唱出来了！”

从1971年开始，我踏上了专业演唱的探索之旅，决心要在这条道路上不断精进。每个周日，我都想方设法地找到音乐老师上课，渴求汲取更多的知识。

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彭维纲老师。他不仅在音乐上给予了我无私的指导和帮助，更是在人生道路上为我指引了方向。

彭维纲是我国著名的声乐教育家，在声乐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造诣。从解放战争时期起，他就投身于文艺事业。1949年，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文工队队长、总政歌舞团合唱队训练声部长、解放军前哨合唱团艺术指导、中国科协科学之声合唱团艺术指导等，在声乐训练和教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文化大革命”期间，彭老师与爱人一起被下放到天津，安排在天津警备区河北区人民武装部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因为我有机会向彭老师求教了。

彭老师穿着军装，看上去十分威严，而他在教学上非常用心。他告诉我：“你天赋很好，音质难得，但光有好嗓子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好的唱法。”

他开始一个字一个音地教我练习发音，有时一个“啊”字就要练习半个小时。他一次次作示范，一次次纠正，直到我唱对了为止。

他说：“女中音的声音要像浓浓的牛奶，绵里藏针，厚重而有亮感，要有金属的音质。”

他在授课时的这些话至今还时常回响在我耳边。

彭老师对西方音乐有着系统的了解，他年轻时便接触到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卡鲁索和吉利的演唱，并系统聆听过苏联声乐专家在中国的讲学。在授课时，他结合卡鲁索和吉利的演唱风格，为我详细讲解了自然发声的方法和技巧。他强调，唱歌时要处于自然状态，让自然美的声音在自然的状态下发出来。声以自然之情而生，情通过自然之声表达出来，这样的声音才会美，才会感动人。

这种理念深深地影响了我，成为我歌唱实践中的理想追求。

彭老师还帮我分析了卡鲁索和吉利演唱的多首经典歌曲的特点，听了他们的唱片，让我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他们的演唱风格。他告诉我，好的女中音和男高音的音色很接近，要让金属的声音在美的音色中尽情地发挥，这样才能更加深入人的心灵。

后来，彭老师恢复了原来的工作，离开天津回到北京，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任教。

虽然与彭老师相处时间有限，但他对我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在彭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的演唱技巧得到了飞速提升，演唱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同时，我也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关于音乐、关于生活的深刻哲理。这些宝贵的经验和教诲，让我在音乐道路上更加坚定、自信地前行。

在彭老师离开天津后，我又幸运地遇到了蒋杰老师。这位年近六旬的声乐教育工作者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指导过众多学生，其中包括人们熟知的歌唱家蒋大为。

蒋杰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他的教学方法严谨而系统。每次上课，我都需要认真做笔记，并写下自己的体会。

他常常强调：“巩固中音区，然后往两边声区扩展，高声平唱、低声高唱，以少气息换大共鸣。”

这些教诲让我对发声方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蒋杰老师是学戏曲出身，歌唱风格讲究字正腔圆。他非常重视发音的准确性，常常告诫我：“一定要注意发音，不能自己唱了半天，别人还不知道唱的是什么。”

这对我很有启发。

在演唱《沁园春·雪》时，我采用了蒋杰老师的方法，注重发音和字正腔圆的技巧，结果一开口就博得了观众的掌声。

在蒋杰老师的指导下，我不仅提高了演唱技巧，还学会了如何更好地表达歌曲的情感。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的艺术修养和丰富的教学经验都让我受益匪浅。

有一次去上课，路上遇到下大雨，积水没到大腿。自行车骑不动了，我就推着车一直到蒋杰老师家门口。他看到我冒雨准时到了，感动地说：“有这点精神，你准能学出来。”

在我的艺术道路上，还有一位特别的老师。他在全国可能并不为人所熟知，但在天津，则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就是我们业余宣传队的领队张志。

张老师当时在一机局宣传处工作，他不仅是我的老师，更是我生活中的朋友和指引者。

张老师对音乐的热爱和造诣让我深感敬佩。他经常给我讲解音乐基础知识，使我对音乐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他的教学方法既严谨又富有激情。

除了教学工作，张老师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擅长写作，创作的《唱支牧歌献给党》成为我们宣传队的经典曲目，每次演出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这首歌的歌词至今我还隐约记得，它表达了对党的热爱和对生活的赞美。内容大致是：“我弹起心爱的冬不拉放声歌唱，欢乐的歌声飞出了红毡房，唱给领袖毛主席、领袖毛主席，哈萨克牧民战斗在边疆……”

张老师出生在一个高级干部家庭，而他从不摆架子，对我们每个队员都关怀备至。记得有一次排练间歇，吃午饭时看见我不在，张老师便四处寻找，发现我躲在一个角落就着咸菜啃窝头时，他心疼地把我叫过去和大家一起吃饭。这种关怀让我倍感温暖，也让我更加珍惜在宣传队的日子。

那时候，在宣传队里，我结识了很多好姐妹，如陈锡敏、黄玉芝、何秀娥等，她们的年龄都比我大。我们经常在张老师的带领下一起演出。我们一起唱过女声小合唱，我和陈锡敏还唱过女声二重唱。陈锡敏的嗓子很好，唱得也不错。我们宣传队队员在一起就是一个简单、快乐的大家庭，大家互帮互助、无拘无束。我们经常一起演出，一起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张老师就像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关心着每个人的成长和进步。

张老师擅长器乐演奏，尤其是大提琴演奏得非常好。后来，他担任了天津市文化局常务副局长，为天津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虽然工作繁忙，但他始终关心着我的成长和进步。每当我有点自满时，他总会以幽默的方式善意地提醒我，让我保持谦逊和进取的态度。

在张老师的关怀和指导下，我不仅学到了很多音乐知识，还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他的教诲和关怀，成为我前进道路上的引导和动力。

1971年11月，我的人生突然又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我的父亲因在山西长治批评“文革”乱象，被冠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四年有期徒刑，被送往山西省平遥监狱劳改。

这一判决，不仅让父亲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也让我们整个家庭陷入深重的困境。那一刻，我和弟弟成为所谓的“反革命”子女，我们曾经稳定的生活来源被无情地切断，陷入一片迷茫与无助之中。

根据要求，我恍惚中到粮店街派出所注销掉爸爸的户口，户口本上的户主变成了我的名字，户口本上只剩下我和弟弟两个人。这天夜里，我和弟弟没有吃饭就和衣躺下，屋里静得吓人。我默默地流泪，一夜之间把枕头都浸透了，第二天早上发现弟弟的枕头也湿了半边。

那会儿，我内心的痛苦无法用言语表达。而就在我陷入绝望之际，工厂的领导和师傅们向我伸出了援手。他们没有因为我家中的变故而对我产生任何歧视，反而向我投来更多同情和关爱的目光。

经过开会研究，工厂决定每个月再给予我15元的补助。这不仅在经济上给予了我帮助，更是在精神上给予了我莫大的安慰。

这份关爱像一股暖流，温暖了我的心田，也给了我前行的勇气。我将这份关爱铭记在心，化作自己面对困难时最坚实的力量。

我拿到补助后，积攒了一段时间，还买了一辆自行车。以前，我每天都需要挤公交车上下班，中间还要倒车，不仅耗时而且非常辛苦。现在有了自行车，我感到方便多了，每天都能准时到工厂。

得到这份帮助后，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和勇气，更加珍惜工作机会，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中。同时，我也继续参与演出，用歌声传递着我的情感和坚持，只是话更少了，歌声更加深沉。

那几年无疑是我精神上备受煎熬的时期。父亲在山西省平遥监狱关押一段时间后，又转至晋南永济董村农场继续劳改，哥哥关牧原仍在山西农村插队。我们四口之家被迫分散在三处，相隔遥远。这种分离让我们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思念之苦。每年春节，是我们一年中最期待的时刻。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哥哥才能短暂地回到天津，与我们团聚。

哥哥每次回来，都会带些大米、白面、花生和香油等。年夜饭的餐桌上，虽然少了父亲的陪伴，但哥哥的归来总能给我们带来些许温暖和安慰。

我们兄妹三人围坐在一起，分享着过去一年的点点滴滴，也期盼着未来全家人的团聚和幸福。

艰苦的生活环境加深了我与家人间真切的亲情，只不过这人间大爱的底色显得那么苍凉和凝重。

1972年，在天津的一场汇演中，我有幸结识了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华老师。他是海政文工团的国家一级演员，曾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天津机床厂当搬运工人。他的父亲常连安是“常氏相声”的创始人，曾任天津市曲艺工作团团长。他的大哥常宝堃在抗美援朝期间赴朝慰问演出，不幸牺牲，被追认为“人民艺术家”和革命烈士。

常宝华老师平易近人，对我的生活和事业都非常关心。他常常和老伴一起去看望我和弟弟，给我们带来吃的和生活用品，让我们姐弟在艰难中感受到了长辈的关爱和温暖。

常老师和夫人做的炸酱面堪称一绝，尤其是炸酱，“炸”出了名堂。他教我如何做炸酱面，教会了我许多生活技能。我得到了他们的“真传”，许多客人都喜欢我做的炸酱面。多年后，他还曾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文艺园地中的奇葩——记我的小友关牧村》，读来很感人，让我深感荣幸。

为了表达对常老师的感激之情，我用自己转正后补发的工资买了5斤羊肉，带着弟弟和同事去常老师家吃了一顿涮羊肉，大家欢声笑语，度过了难忘的时光。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经历了从中学毕业到步入社会、开始在工厂工作的转变。那段时光，可谓苦甜参半，成为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成长阶段。

在工厂和社会中，我遇到了许多好人。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帮助和关心，让我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和力量。

我常想，人的一生混杂着苦辣酸甜，老天爷不会只把甜给你，也不会只把苦给你，关键是正确对待。在逆境中，你会发现周围还有许多美好的东西会光顾你。人们关爱你的程度取决于你的心态：如果你绝望，仇视一切，得到的关爱就少；如果你坦然面对，真诚平和地沟通，得到的关爱就多。

在六十九中上学的日子里，我感受到了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这些经历成为我人生中宝贵的财富。进入天津钢锉厂工作后，我更是遇到了许多善良和热心的人。他们不仅在工作中给予我帮助和指导，还在生活中对我关怀备至。

后来，我和江泓结婚时，我们看望的第一批亲人就是这些工人师傅。他们还特意送给我一把车工用的0~150mm游标卡尺作为礼物。

2015年，我在天津市举办从艺45周年纪念音乐会时，还专门将当年工厂里的兄弟姐妹们请上了舞台，逐个向观众介绍。

我在艺术上也是吃“百家饭”成长的。彭维纲等多位老师对我悉心指导。我多次参加天津市职工文艺汇演，每一次演出都让我更加自信，也为我的歌唱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过老师们的指导和艺术实践，我的歌唱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我，都知道天津一机局有个歌唱得好的女中音，我的心灵深处流淌着股股暖流。

如今，回首那段时光，我深感庆幸和感激。我庆幸自己遇到了那么多好人，感激他们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我也感激自己的坚持和努力，让我在困境中不断成长和进步。

这段经历告诉我，少年时的磨难和成长中的坎坷并不是坏事，它们是上天赐予的一种财富。正是这些困难和挫折，让我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认准目标，勇往直前。我始终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就一定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光明。

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在人的一生中，艰难困苦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的信念和勇气，就一定能够战胜它们。

这么多年来，我之所以能够挺过各种困难和挫折，不仅得益于亲情和友情的支持，更得益于我对妈妈嘱咐的坚守。妈妈生前总是告诉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下去，要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这些嘱咐成为我人生的座右铭，让我在面对困难时更加坚定和勇敢。

在我看来，用歌声给听众带来心灵上的感动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每一次站在舞台上，我都全身心投入，用心灵去歌唱。我相信，我的歌声能够传递出情感和信念，能够给听众带来温暖和力量。这让我更加热爱歌唱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