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学”的观念

其次，我想提一下文学的观念问题。

刚才讲的文学史，重在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关系，但就文学而言，怎样判断哪些是文学作品、哪些不是，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文学史往往讲到“核心文类”，也就是在各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文体。只有擅长这种作品的人，才可称为文学家，比如汉代文学家必须会写赋，唐代文学家必须会写诗，到了“五四”以后，小说则尤为重要。每个时代有各自的核心文类，所以古人虽没有现在这么完整的文学史概念，但也对文学的范畴有所认识。对19世纪的文人而言，将《水浒传》《红楼梦》视为文学是不可思议的，这是由于当时的文学观念与今天不同。对于何为文学，一代有一代的观念。再比如德国汉学家顾彬，他是一位很认真的学者，有一次说中国的散文是从唐代才有的，我无法理解，后来才知道他说的实际上是“唐宋古文”，他的标准是古文在何时可以被当作文学当中的散文来看待，那确是唐宋以后的现象。可见站在不同立场上，对于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的判断，实际上可以有很大的差异。

“文学”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中很早就有，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学，其历史并没有那么久远。最早在《论语》中，就有“孔门四科”的说法，孔子认为弟子们有不同才能，分别擅长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在《世说新语》中，一开头也是这四门。

当时大家普遍认可的“文学”概念，内涵相当广泛，涉及很多古代文献。比如孔子评价为擅长“文学”的子夏，有传承《诗经》之功：汉代阐释《诗经》的齐、鲁、韩、毛四家中，据说毛诗是子夏所传，其他三家也与子夏有渊源关系。《诗经》在今天依然被视为文学，但除此之外，孔子所言“文学”还包含其他类型的文献。比如东汉经学大家郑玄认为，子夏在《论语》的成书过程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至于《易》《礼》的传承，据说也有赖于子夏。再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提及，孔子修撰《春秋》的态度是：“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子夏虽然没有参与《春秋》的修撰，但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到，他具备参与的能力，只是孔子认为必须由自己来做。可见，子夏熟悉的文献非常多，不仅仅是今天被纳入文学史的《诗经》；“孔门四科”中“文学”的范围，是个相当广的概念。

到汉代，“文学”还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复旦的郭绍虞先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人物，尤其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在他推动下，复旦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镇。郭先生早年专门做过研究，他指出在汉代，“文学”和“文章”是有区别的：“文学”的范围较广，包括古代的各种文化文献；而“文章”更近于今天所讲的文学性的文字。

对于这个结论，现在虽然有不同意见，但它仍有一定道理。胡适曾说过：“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我觉得非常精彩。文学史当然有客观性，但实际上是主观的判断，带有理论立场，所以需要批判的精神。鲁迅先生称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判断后来也受到了质疑。实际上，“文学自觉”的说法并非鲁迅首创，而是源于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在1920年代发表的学说。该学说的重要证据，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的一句话：“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需特别注意，这里讲的是“文章”，强调文章比照政治事功的重要性，并不说“文学”不朽。可见在汉魏时代，“文章”和“文学”有别，“文学”的概念不同于现代，具有相当广泛的内涵。

（三国）曹丕《典论·论文》书影

选自南朝梁萧统编《文选》，明嘉靖元年金台汪谅校刊本

那么是在何时，“文学”与今天的观念相对接近，或者说“文学”与“文章”两个观念得到了整合？我想《世说新语》非常值得参考。这本书开头便是“孔门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文学》篇共有104条：大概前三分之二的条目，讲的是经学，比如郑玄家的女仆熟悉《诗经》，甚至能自如地运用其中的诗句应答；之后是玄学，比如思想家王弼、何晏的故事；又涉及佛学，谈到和尚和名士的交往。可见当时文化、学术的整体，都兼容在“文学”这一概念中。而从曹植七步成诗的故事开始，出现了与今天相近的文学概念，记录文人出口成章、下笔成文、相互切磋之事。可见从《世说新语》的时代开始，“文学”一词才具备今天的含义。所以，“文学”这一概念本身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

不同时代的文学观念有所不同。比方说，很长一段时间里，小说根本无法在文学殿堂里占有一隅之地。“五四”之后，我们说到文学家，首先想到的是小说家，就连鲁迅也曾因自己没写过长篇小说感到焦虑。但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小说是最没有地位的。跟正统诗赋相比，戏曲、小说要低一等，而小说的地位又更低。论戏曲，尚且有些著名的文人，比如以《临川四梦》闻名的汤显祖，他的作品也流行天下。但论小说，有多少小说的作者是可以确定的？比如关于《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的真实身份，可能有几十种说法，许多都缺乏依据。再如《西游记》被认为是吴承恩所作，但章培恒老师不同意，写过论文质疑(1)，日本的太田辰夫等学者也不认同，英国学者杜德桥在1970年出版的书中，就非常明确地否定了吴承恩跟《西游记》的关系(2)。再说施耐庵与《水浒传》、罗贯中与《三国演义》的关系，也都很复杂。对于《红楼梦》，之所以多数人相信是曹雪芹写的，有赖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但至今仍有不少人不认同。对于其他许多小说的作者，则毫无眉目。这么多中国小说的作者都不明了，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由于小说在文学殿堂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如今小说成为核心的文学文类，有赖于近代以来的发掘。

另一个例子是，许多曾经被高度重视的文章，到现在不被认为是文学，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也是文学观念的变化造成的。因此对所谓的文学史，要有基本的反思意识，许多看似确凿无疑、绝对客观的知识，其中都存在问题。

在这里我不准备讨论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我想说的是，从基本的常识上讲，文学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历史选择的结果。今天的文学史叙述，比如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直到明清小说，本质就是把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学观念进行选择性的整合，形成一个构架。文学史形成今天的面貌，实际上是基于一定立场选择的结果，关注的是能够感动后人的作品，既可能是情感上的感动，也可能是精神思想上的感动。真正的经典，就是这种有持续的感发力和生命力的作品。有些经典只凭一两句话也能感发人，比如我们读《论语》时，可能都会对这句话产生感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对于这句话的内涵，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也完全可以做出文学的解读——面对人们往往熟视无睹的流水，孔子看到了时间的流逝，体悟到时间的实感。联想到成语“朝三暮四”的故事——养猴人提出早上吃三个果子，晚上吃四个，猴子都很恼火，改成早上吃四个，晚上吃三个，猴子就都满意了——对于这个故事的意义，可以有各种解释，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它说明猴子没有时间的概念，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回到孔子在川上说的话，反映出独属于人的感受，正是这种超越时空、感发生命的力量，赋予文字以文学的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全世界的文学都是共通的。在文学中，可以看到人们非常真切、具体的生活，体会到各种各样的美好情感，当然也包括欺诈、权谋、罪恶等非常丑恶的方面。文学并非不表现罪恶，比如法国作家波德莱尔有《恶之花》，中国文学中也不乏表现恶的内容。日本学者桑原武夫曾和吉川幸次郎讨论：中国恶的文学的代表作是哪一部？吉川幸次郎认为恐怕是《金瓶梅》，但桑原氏赞成柳田国男的意见，认为当推《左传》。对此我们不必做出判断，但足见文学其实非常复杂，在浪漫、崇高、美好的事物之外，也完全可以表现恶，甚至有时理解恶是非常重要的，这才是人生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