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三百”概况

首先，“诗经”的名称是何时出现的？孔子的时代并不存在“诗经”这个概念，他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还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可见当时是称“诗三百”或“诗”。最早将“诗”和“经”结合在一起的，大概是荀子，但荀子也没有提出“诗经”的概念，只是在谈重要的“经”时提到了“诗”，对“诗三百”仍用单字“诗”称呼。如果读先秦时代的典籍，会看到汉代人往往提到“诗人”，这个概念与现在完全不同，指的是《诗经》中篇章的作者，所以如果严格地用现代标点，这个“诗”最好打上书名号，写成“《诗》人”。“诗经”的说法出现得非常晚，直到汉代还有人说“诗三百”，比如司马迁《报任安书》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诗经”的概念实际上是后代确立起来的，特别是汉武帝推崇儒术、立五经博士以后，“诗经”的名称才变得清晰。

《诗经》共有多少篇？往往说是305篇，但实际上还有6篇笙诗，没有歌词，只有音乐，收在《小雅》当中，所以总共应是311篇。

《诗经》的篇名是怎么定的？其实跟先秦的很多典籍一样，往往是取正文的开头，比如开头是“关关雎鸠”，篇名就定为《关雎》，这是先秦时代的命名习惯。这种命名方式，有时在语意上讲不通，比如《庄子》有篇叫《马蹄》，首句为“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篇名实际上是破句得来的。

何为“风雅颂”？这三个字有本身的含义，同时也是《诗经》的组织结构。从组织结构的角度而言，“风”指十五国风，共160篇；“雅”指《大雅》《小雅》，共105篇；“颂”包括《周颂》《鲁颂》《商颂》，共40篇。关于《商颂》产生的时代，有很多争议，而这个问题还牵涉到整个《诗经》的时代问题。有人认为《商颂》不是商代的诗歌，而是产生于周代的宋国，因为周灭商之后，商人留在旧都商丘，建立了宋国，可能在此时创作《商颂》来祭祀祖先。

那么《诗经》大概是何时产生的？一般认为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但倘若《商颂》是商代的诗歌，那么《诗经》的时代就可以往上推。这个问题我不太有把握，但无论说《商颂》是在商代产生还是在周代的宋国产生，可能都有些偏差。我们现在看到的文本，肯定经过了不断的传抄和改写，不再是商代的原貌；但另一方面，宋既然继承了商的文化，写的内容可能还是跟商代有很大关系，比如里面涉及商民族始祖的传说，都是渊源有自的。

再谈“风雅颂”三个字本身的意义。“风”就是各地的风谣土俗；“雅”是雅正的意思，包含政治上的含义，现在通行的解释来自朱熹，他认为小雅是当时宴会上的音乐，大雅是朝会的音乐，但这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对于“颂”有很多种解释，比如清代的阮元解释为“容”，指的是情态、样子，他认为《颂》跟舞蹈的关系非常紧密，因为在古代中国，诗、乐、舞三者是合一的，是一种综合的艺术样式。我们知道《颂》里边，确实有一些乐舞套曲，它们最初可能是歌舞的形式，后来舞蹈先分离出去，歌唱在很长时间内存在，歌和词较晚才分离。《颂》大部分与庙堂仪式有关，舞蹈的成分应比《风》《雅》要多，《风》《雅》很难说有舞的成分，但三《颂》也并非都是配合舞蹈的。

《诗经》年代的上限基本上取决于《商颂》的年代，那么它的下限在什么时候？对此也有很多研究。一般认为《诗经》中可以确认年代的篇章，是《陈风·株林》，这篇是有“本事”的。当时陈国的国君陈灵公，以及他的两个臣子孔宁、仪行父，都和大夫夏御叔的妻子夏姬有不正当关系。诗歌内容是：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

匪适株林，从夏南！

驾我乘马，说于株野。

乘我乘驹，朝食于株！

说为什么要乘着马车到株林去？不是为了去游玩，而是要见夏南，也就是夏姬的儿子夏徵舒。说是要见夏徵舒，其实当时所有人都知道，陈灵公君臣是去找夏姬的。这事情后来闹得很大，最后夏徵舒忍受不了，就把陈灵公给杀了。这首诗写的就是陈灵公荒淫无道、经常去找夏姬的事。夏徵舒杀陈灵公的时间是确定的，在公元前599年，现在基本上就认为这一年是《诗经》的下限，故《诗经》的年代大致为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

还有个比较麻烦的问题：现在的《诗经》文本是如何形成的？《风》《雅》《颂》三部分作品的来源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多的问题。现在大家比较认同的是“采诗说”，有两个证据。其中一个证据来自东汉班固的《汉书·食货志》：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说春末即将进入农忙时，冬日休息的人们快要散了，就有人来敲木铎，采集诗歌献给乐官，最后让天子听到。可能在冬天农闲时期，大家聚在一起编些歌、说些八卦，到了春天就可以采集了。

采诗之后要“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可以看到其中的重要角色是太师，也就是掌管音乐的官员，“比其音律”就是做音乐之类加工整理，诗也因此变得整齐。《诗经》中的句式很多，三言、七言、八言都有，但最主流的是四言。很多学者都谈过，为什么十五国风覆盖的地域如此之广，包括现在的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江汉流域等，且时间跨度有五六百年之长，但句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且韵脚也差不多，这是非常特别的。郭沫若《奴隶制时代》里有一篇文章《简单地谈谈〈诗经〉》中就说：

在这样长的年代里面，在这样宽的区域里面，而表现在诗里的变异性却很小，形式主要是四言，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音韵差不多一律。……这正说明《诗经》是经过一道加工的。

《楚辞》的作品数量远不及《诗经》，但句子长短的变化比《诗经》丰富得多，为什么会这样？研究《楚辞》的著名学者汤炳正认为《楚辞》更接近当时口语的面貌，而《诗经》与口语的距离较大，这是因为有人对《诗经》做了一遍修理的工作。“比其音律”的记载，也说明《诗经》要配曲。

另一条重要证据来自东汉春秋学大师何休注的《公羊传》，写得更为具体：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

说的是男子到了六十岁、女子到了五十岁还没有孩子的，由国家供给吃穿，让他们到民间采诗，采诗之后一层一层收集到乡、邑、诸侯国，最后送到天子的朝廷。

除了“采诗说”，还有“献诗说”。《国语》中有：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其他很多先秦文献中也有记载。所谓“献诗”，可能包括了公卿到列士自己的创作，他们都是有一定身份的人，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或奴隶。

“献诗说”和“采诗说”，是关于《诗经》作品来源的主流观点。这两种途径当然不妨共存，但还是有所不同。关于“采诗说”，其实有很多争论，比如我们系的老前辈朱东润先生，就不同意国风是民歌，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国风出自民间说质疑》，从很多方面来论证。这跟近代学术的主流看法不同，但实际上也并不是特别的意见。前面讲到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认为《诗经》都是圣贤的作品。我们现在讲一些作品是奴隶所作，表达对劳动的不满，比如《伐檀》，但司马迁认为这些显然不是劳动者的创作。再比如汉代保存下来的《毛诗》，解释《诗经》中的篇章，基本上不会说是民间创作，它指出很多诗有具体的作者，大部分都是贵族。学术其实都有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我们现在讲《诗经》是来自民间、来自平民和奴隶的，反映了他们的呼声，但汉代人并不这样想；而现存关于采诗的文献，基本上都是汉代的，先秦时代几乎没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有学者认为，之所以汉代会有“采诗说”，实际上与汉武帝建立乐府以后的采诗制度有关，因为当代有这样的制度，所以推想前代也有，但其实前代未必有。真实的情况，我们已难以确知了，但“采诗说”基本上都来自汉代的文献，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采诗说”还包含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采诗之后如何编辑。司马迁《孔子世家》记载了孔子删诗之事，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讲孔子将三千多篇诗删到了三百多篇，并配上音乐。这个说法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后世很多人不相信，因为现在看先秦时代的文献，当时人所引用的诗句绝大多数都在《诗经》中。“断章取义”这个成语，就源于先秦引用诗句来对话的现象。《诗经》是当时的文化资本，有培养文化认同感的作用，因此所有人都背得滚瓜烂熟，在公共场合，尤其是外交场合说话，经常需要引用其中的诗句来应对，这就是为什么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共同文化，变成很多不同的团体，比如有的人看悬疑小说，有的人看武侠，各自聚在一起讨论，说到大家都了解的东西，就能顺利沟通，否则就不成。《诗经》就是当时人的“共同语言”。《左传》就记载了很多“断章取义”的故事，所引诗句95%都在现在的《诗经》中，“逸诗”数量非常少。如果原本有三千多篇，逸诗的数量应该更多，因此有些人不认可“删诗说”。当然，也有人说原来的三千多篇中，很多是重复的，孔子是在收集三千多篇诗之后，删除其中重复的内容，得到三百多首，但我对此一直很怀疑。孔子当然学问很好，曾经在民间教学，但他基本上还是一个文人，对文人而言，推行政治理想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五十岁出来做官，又周游列国十几年。我想他在颠沛流离的过程当中，肯定没有条件把三千多首诗汇集到一个地方。

现代学者基本上不认可“删诗说”，但孔子做过“正乐”的工作，大概是比较确定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是文字，但在当时其实是乐歌，是将歌词和乐曲结合在一起，拿来歌唱的。孔子说当时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天子的礼乐制度遭到破坏，比如《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是当时奏乐舞蹈的行列，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却逾越等级用了八佾，孔子认为这是不可忍受的。天下大乱，礼乐制度瓦解之后，很多乐工都走散了，音乐因此变得混乱。唐代的情况也是如此，安史之乱后，梨园子弟流落民间，《江南逢李龟年》中说的就是此事。除了典雅的音乐瓦解之外，还有俗乐兴起的问题，比如孔子到郑国，说“郑声淫”，当时民间的郑、卫之声兴起，掺和到雅正的音乐当中，把雅乐搞乱了。孔子对此非常厌恶，《论语·阳货》就记载：“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所以他就要整理音乐。《论语·子罕》记载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大概能确定他做过“正乐”的工作。

但孔子大概不是《诗经》的编辑者。《左传》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每个篇章演奏完，他都有精当的评论，而季札所观篇章的次序，跟现在的《诗经》大体一致，说明当时《诗经》已得到编辑。据载，季札观乐是公元前544年，这年孔子只有七八岁，所以他肯定不是《诗经》的编辑者。《诗经》的实际编订过程，无法完全复原，但我们基本能知道，乐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礼记·王制》记载：“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无论是通过民间采诗、公卿列士献诗还是其他途径来汇集，都要经过太师来献给天子。所谓“比其音律”，既有音乐方面的整理，肯定也涉及文本上的编辑，而且大概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经历了很长时间。

日本学者冈村繁曾经提到，十五国风的顺序是《周南》《召南》，然后是三卫之诗《邶》《鄘》《卫》，之后才到《王风》，《王风》是京畿之诗，地位本应最高，为何排到《周南》《召南》、三卫之后？他的解释是，这和《诗经》的编辑次序有关，大概编二南、三卫的时代稍前，编《王风》的时代稍后，所以形成这样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