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题与认识

（一）不同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各自的研究重心。如上文所示，经学史界关注唐宋儒家经学学说和演变状况；哲学史界关注当时学者的哲学“学说贡献”，从而属意于唐代佛学和宋代理学；思想史界则尽力拓宽二者的关注视野，重视社会政治背景和转变原因的探讨，涉及更多的“历史”内容。这些差异是由各自的学科属性所致，本无可厚非，但当以“唐宋思想文化转型”为题进行探讨时，学科间视域和方法的融通尤为必要[99]，否则，只能陷入不同学科范式自语的境地。

（二）何谓“唐代思想文化”？何谓“宋代思想文化”？不同学科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答案。即使同一学科内，如上文所示，不同学者间也有着不同的认识。同样，当以“唐宋思想文化转型”为题进行探讨时，对转型主体（即唐、宋“思想文化”）的内涵进行深度发掘进而尽可能达到认识统一，也非常必要，否则对转变过程及性质等的认识便不可能达成一致。

（三）转折点及分期问题。如上文所示，思想史界除邓广铭等着眼于“历史影响”而将转折点置于宋代外，主流的观点还是陈寅恪、侯外庐等所持的中唐变革说；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经学史界和哲学史界虽然都将新学的源头上溯至唐代，但对于新学确立的标志性人物却多定在北宋。与之相应，分期说亦表现出复杂的多样性。认识不尽一致，本属当然，但这些歧见，很大程度上出自研究范式的差别，这再次显示在该论题下融通不同学科范式的必要性。

（四）阐释方式问题。经学史界和哲学史界都重视阐释个体学说及其特色，不太重视学说形成的历史背景，对于个体学说间的关联，或论之以师承谱系，或付之于“逻辑关系”；思想史界如侯外庐、漆侠、陈植锷等虽着力阐发唐宋思想文化转型的经济、社会基础，但所用的是（或未脱去）传统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工具，甚至有流入“化约论以至决定论”的倾向。诚如余英时所论，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中“‘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各有其应用的范围”[100]，理想的研究路数是能够把“思想的发展放在当时的文化、学术、社会、政治等情境中求得了解”，而又不失“思想的自主性”[101]。这种平衡性，也是深化唐宋思想史研究所当追求的。

（五）已有研究多就儒学而论唐宋思想文化转型，很少涉及当时佛教、道教的转型及其与儒学的关系问题。唐宋学术思想转型，是一次历经四个世纪的涵括儒家、佛教和道教的整体的学术思想变革。在深化唐宋佛教和道教转型，以及“儒家经典和历史”等薄弱领域研究的基础上，以涵盖三者的学术视野、探究具体历史环境下三者学术思想的相互影响和对立为基调的整体的唐宋学术思想转型研究，当是今后应致力的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