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伤寒论》写作的时代背景

张仲景（约公元150—219），汉书无传，《名医录》云：“张仲景，名机，仲景乃其字也，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人，举孝廉（贤良方正，从汉武开始，明、清称为举人），官至长沙太守（近人详考灵献时代，未将仲景为长沙太守的事迹记载，而仲景书书此官衔者，盖朝廷虽有是命，以世乱归隐，未曾赴任，书此示不忘汉也）。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与同郡何颙客游洛阳，颙深知其学，谓时人曰：‘仲景之术，精于伯祖……真一世之神医也。’”“所论著，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也。”（见宋·林亿序）

南阳在东汉时期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东有桐柏山，西有伏牛山，北有熊耳山，南有汉水，盛产药物。东汉时大部分药物虽未曾被利用，但仲景所用的二百一十四种药物，却大多数产于南阳，他当时还经常上山采药。如《南阳人物志·古琴记》所录：“张机……一日入桐柏山觅草药，遇一病人求诊。仲景曰：子之腕有兽脉，何也？其人以实具对曰：吾乃峰山穴中老猿也。仲景出囊中丸药畀之，一服辄愈，明日，其人肩一巨木至，曰：此万年桐也，聊以相报。仲景斫为二琴，一曰古猿，一曰万年。”这虽是一段民间传说，却描绘了仲景不畏艰险，攀山采药的情景。南阳在药物方面的优势，为仲景创立辨证论治学术体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他是东汉末的杰出医学家，鉴于汉末战争频仍，社会动乱，死亡枕藉，汉代文学家曹植在《说疫气》中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当时广大劳动人民大批死亡（据范文澜《中国通史》载：“由汉桓帝时5 000万，降到西晋统一前的760万”），仲景面对这一现实，乃悉心钻研《内经》《难经》等古代医籍，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撰写了著名的《伤寒杂病论》。他在原序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建安是汉献帝刘协的年号，起自公元196年，迄于公元220年），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即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林亿认为即王冰所补《素问·天元纪大论》等七篇）、《胎胪药录》[据山田正珍氏说：“《太平御览》七百三十二。引张仲景方序曰：‘卫汛好医术，少师仲景，有才识，撰《四逆三部厥经》及《妇人胎藏经》《小儿颅囟方》三卷。’由此考之，所谓胎胪（通“颅”），乃妇人小儿之义也。”耿鉴庭说：胎，《尔雅》曰“始也”。可见汉以前此字为开始、最初的意思。胪，上传语告下称为胪，见《史记》注。胪当然也有陈列之意，但与胎配合，不如训为“传”合理。《胎胪药录》就是“最初流传的本草”，考仲景用药，大多符合《神农本草经》所列，据此《胎胪药录》可能就是《神农本草经》汉代的名称或别称。按《胎胪药录》四字的解释，似以“始传本草”为当]并《平脉辨证》（柯韵伯说“仲景言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是脉与证，亦未尝两分也，夫因病而平脉，则平脉即在辨证中”），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他在这部书中精辟地论述了辨证施治的原则，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襄阳府志》记载：“华佗读此书而喜曰：此真活人书也。论者推为医中之亚圣。”对于医学的发展影响极大。由于战乱，全书十六卷已散佚不全，后虽晋代王叔和加以搜集编次，称为《伤寒论》十卷，但此是《伤寒杂病论》中的伤寒部分，其中杂病部分，当时没有发现。迨至宋仁宗时，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残简蠹遗中，偶然发现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卷论伤寒，中卷论杂病，下卷载其方并疗妇人。说明在宋代也还发现了包括伤寒、杂病论在一块，近似《伤寒杂病论》的原书。林亿等校正此书时，因伤寒部分在当时已有较完整的王叔和次本十卷，于是将伤寒部分删去，而保留其杂病部分，这就是现在的《金匮要略》。仲景的《伤寒论》是治疗外感病的总诀，《金匮要略》为治疗杂病的专书。这二部的理法方药，成为后世治疗学上的准绳，与《素问》《灵枢》（包括《难经》），并列为经典著作。

从现代出土文物来看，如甘肃武威、内蒙古居延和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医学简牍、帛书，这些稍早于张仲景的文物，尚未达到这一高度，内容远不及《伤寒杂病论》理法方药的完备。明·方有执云：“昔人论医，谓前乎仲景，有法无方，后乎仲景，有方无法，方法俱备，惟仲景此书。”

张仲景，尽管史书没有记载他的事迹，然而他对祖国医学理论发展的巨大贡献是永垂不朽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成果，著成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俱备的医学典籍——《伤寒杂病论》，为临床医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创立了“六经论治”，使外感热病的治疗有法度可循，为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是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所独有的体系。

四是诊断上强调脉证并重，具体分析，首次运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分析病证的部位和性质，作为治疗的依据。

五是制定了一些治则和治法，并保存了许多有效方剂，至今仍是中医处方用药的基础。

仲景之所以能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绝不是偶然的。首先，他具有崇高的理想。他鄙视只知“竞逐荣势，企踵权豪”而不去“留神医药”的士人，敬慕能够察色知病的良医扁鹊，立志做一个能为民众解除疾苦的医生。其次，有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的毅力。对当时的医药典籍真正做到了“勤求”。第三，有谦虚向别人求教的态度。所谓“博采众方”就是指广泛采集当时的有效方药，如果没有谦虚的态度是根本做不到的。第四，有古为今用、不断进取的精神。他非常厌恶那些“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的“凡医”，提倡“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如他的著作，虽说是撰自《素问》等，可是未见《内经》一句原话，并且通过临床实例，更对《内经》计日传经说作了有力的否定。第五，有认真负责、细致踏实的医疗作风。他反对“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的马虎作风，主张悉心审病以“视死别生”。第六，因“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激发了他钻研医学的决心。总之，他对祖国医学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不愧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的典范。

自辛亥革命以来，《伤寒杂病论》又有四种新的发现：

1.湖南浏阳刘昆湘氏于民国初年遇张老者传授古本《伤寒杂病论》十六卷，计四册，于一九三三年石印，其宗人刘仲迈与之同撰义疏发行。

2.四川刘熔经得于涪陵张齐五。云：清咸同间得之，由垫江来涪之医士袁某，得之明代垫邑某洞石匮所藏，为王叔和所述，孙思邈所校，亦名《伤寒杂病论》十六卷，计二册，一九三四年刘熔经石印刊行。

3.桂林左修之，当清·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在岭南从师张学正，字绍祖，自称为仲景四十六世孙者，张氏传授仲景第十二稿《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于左氏，左氏于清·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将该书授于门人桂林罗哲初。罗氏一九三四年将该书授于长安黄竹斋先生，于一九三九年始付梓，公诸于世。

4.日本，昭和丁丑，大塚敬节所发现的康平本伤寒论（日本康平三年，适当我国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一零六零年）刻版计一册，由湖州叶桔泉于一九六四年印行。

以上四种发现，皆为研究仲景学术的重要参考文献，宜进一步探索。

二、《伤寒论》的涵义

《伤寒论》以伤寒命名，“伤寒”二字的涵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素问·热论》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则伤寒可以包括热病，热病可以说是伤寒之一类，但并不等于说伤寒者，皆热病之类，所以《素问·水热穴论》说：“人伤于寒而传为热……夫寒盛则生热也。”又《难经·五十八难》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由此可见，广义伤寒是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即包括上述五种。狭义伤寒是指外感风寒，感而即发的疾病，即五种中的伤寒。历代医家为了说明伤寒一词的广泛涵义，还先后从多方面进行阐述。如唐代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引《小品》之说：“伤寒，雅士之辞，云天行、瘟疫，是田舍间号尔。”王焘《外台秘要》除引许仁则《论天行病》所说“此病（按指天行）方家呼为伤寒”之外，还提出“外邪伤人，尽称为伤寒”。这实际上是将“寒”字作“邪”字解的开始，这一主张受到了以后中外一些医家的赞许。如程应旄便明确提出“寒字，则只当得一邪字看”。（《伤寒论后条辨·伤寒有五论》）日本中西惟忠氏还进一步阐发说：“伤寒也者，为邪所伤也，谓邪而为寒，盖古义也。”（《伤寒之研究》）任应秋教授亦主其说，并引《孟子·公孙丑》篇所云“有寒疾，不可以风”一语为证，借以作为“寒”字可作“邪”字解的古文献依据。

由上述可见，“伤寒”一词，在《内经》中已包涵了“即病之伤寒”和“不即病之伤寒”两个意义，《难经》则在《内经》的基础上又加以引申和扩大，并加以重新分类提出了“伤寒有五”之说，遂为后世将“伤寒”分为广狭二义之所本。仲景本《内》《难》经的理论而著《伤寒论》。从论中所述的内容来看，精神原是一致的。说明他论述的是广义的伤寒，换言之，是以多种外感疾病作为研究对象，而不只是论述狭义的风寒为病。至于论中何以要以风寒为病贯彻六经始终，只是兼及温、暑、燥、湿？这可能与仲景的立论方法和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有关。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伤寒论》的伤寒，是广义的，是包括温病在内的，能治伤寒就能治温病，“后人不能出其藩篱”。譬如从方剂来看，桂枝二越婢一汤就是辛凉解表方剂；温病学中的化斑汤，就是《伤寒论》中白虎汤的加味；加减复脉汤，一甲、二甲、三甲复脉汤，都是从炙甘草汤演化而来；增液承气汤就是调胃承气汤去甘草加生地、玄参、麦冬；坎离既济汤就是黄连阿胶汤加生地、甘草；凉膈散源于栀子豉汤。至于治则方面，《温热经纬·叶香岩外感温热篇》云：“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这实际来源于《伤寒论》中的芍药甘草汤、桂枝加附子汤和五苓散等。因为芍药甘草汤是养津以救阴，桂枝加附子汤是止汗以救阴，五苓散是利小便以退热，这都足以说明，温病不但在方剂方面，就是理论方面，也都与《伤寒论》一脉相承。

王孟英说：“五气感人，古人皆谓之伤寒，故仲圣著论，亦以伤寒统之，而条分中风、伤寒、温病、湿、暍五者之证治。”由是观之，叶、薛诸家以温病隶属伤寒，乃秉承仲师之意，欲尽其未尽之法也。

温病学说在《伤寒论》的基础上，不但有所发展，还有所改进。例如表证兼有里实证，在《伤寒论》中先汗后下是必要的，而在温病学中则可以同时表里两解。吴鞠通著《温病条辨》自称跳出伤寒圈子，因为在理论上面，从六经辨证改用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在药物方面，从麻黄、桂枝发展到银翘、桑菊等。但也可以说，他仍然没有跳出伤寒圈子，因为温病本身就包含在《伤寒论》之中。不过由于时代的继续发展，药物的继续发展，理论的继续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也和其他科学一样，分科只是其必然的结果罢了。（参李克绍说）

三、《伤寒论》的性质

《伤寒论》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它的理法方药究竟是针对哪一类疾病的？这个问题似乎还有再认识的必要。

大家知道，在《伤寒论》以远的《内经》《难经》等，虽形成了中医的理论，但却没有构成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的完整体系。只有《伤寒论》才达到了这个境界，所以有人说：“《内经》是演绎的，《伤寒论》是归纳的。”《伤寒论》建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的理论格局。后世许多学说和分科成就，都不过是这个格局的充实和发展，所以人们称《伤寒论》为中医的经典著作。

当代《伤寒论》专家吴考槃氏指出：“后世刘完素的主寒凉，即就其白虎、栀豉之法而修饰的；张元素的《脏腑药式》，即因其六经辨治原则而演绎的；张子和的攻下法，即以其承气、陷胸、十枣诸方而化裁的；李东垣的主温补，即从理中、建中之旨而运用的；朱丹溪的主养阴，即由其复脉、竹叶石膏等方剂而变通的”。再看明清的温病学派，吴鞠通著《温病条辨》就承认：“是书虽为温病而设，实可羽翼伤寒。”温病学源于《伤寒论》当无疑议。往后，王清任的瘀血学说，也是从仲景抵当汤证、桃核承气汤证发展而来的。纵观历代医学流派的发展轨迹，几无一不是《伤寒论》不同侧面的延伸与充实。

性质是由内容决定的。让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伤寒论》本身的内容。该书除系统地阐述了以发热恶寒为特点的外感热病证治外，还记载了大量诸如结胸、脏结、阳结、阴结、发黄、水逆、奔豚、蓄血、蓄水、热入血室等杂病证治，涉及内妇外科。柯韵伯指出：“凡条中不冠伤寒者，即与杂病同义。”《伤寒论》三百九十七条，冠伤寒、中风之名者九十七条，冠三阴三阳病名者一百六十六条，不冠名者一百三十四条，大多数汤证的条文交叉出现，三种情况都有，表明既有外感热病证治，也包含了内伤杂病证治，足见仲景对条文主语的使用是有分寸的，而柯韵伯之言也是有实践依据的。近代报道表明，《伤寒论》中的桂枝汤及其类方，除用于治疗发热性疾病外，大量的还是用于治疗其他疾病，如炙甘草汤治疗“脉结代，心动悸”；桂枝甘草汤治疗“其人叉手自冒心”；用十枣汤治疗水饮内停所引起的“心下痞鞕满，引胁下痛”；用五苓散治疗“水入则吐”之“水逆”；用桃核承气汤治疗“少腹急结”……虽用的是伤寒法、伤寒方，又何曾把这些病证看成是太阳病等外感疾病？！柯韵伯氏谓：“仲景约法，能合百病，兼赅于六经，而不能逃六经之外。”可称为柯氏的著名论点。任应秋氏对柯氏此说亦大加赞扬，就在于他把《伤寒论》看成无论外感、内伤，都可以用六经的辨证方法来认识，是对一切辨证论治的指导原则。并指出：“伤寒论就是疾病论。”这是对本书的性质所作出的简明而恰当的概括。（参郭子化说）

四、《伤寒论》的学术渊源

仲景在原序中，把著作《伤寒论》的目的及其理论渊源，讲得很清楚，无疑的，《伤寒杂病论》是运用了《内经》的理论成就的。

但是，在《伤寒论》中很少见到直接引用《内经》的明文。历代医家仅零星应用了片段经文进行注释，未能明显地突出《伤寒论》渊源于《内经》的理论；在近代文献中也很少系统地用《内经》文字来联系《伤寒论》的内容。因此，有必要具体地探讨《内经》与《伤寒论》的理论和实践关系。兹分述如下：

（一）六经命名的来源

《伤寒论》有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的名称，下面无“经”字，只称某某病，即使提纲也只称某某之为病。后人因条文中有“过经不解”“行其经尽”等语，故一般都以太阳病即太阳经病，阳明病即阳明经病，也就是说肯定它是六经。汪琥（字苓友）说：“仲景分六经，不出《灵枢·经脉》。”又说：“《内经·热论》一篇，乃伤寒之根本也。”柯韵伯以为仲景之六经不应看作经络之经，他说：“经络之经是六经道路，非六经地面。”他认为仲景六经部位是由《素问·皮部论》的启发而创立的。《素问·皮部论》说：“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则腠理开，开则入客于络脉。留而不去，传入于经；留而不去，传入于府。廪（聚）于肠胃。”然尚嫌不够全面，因仲景六经不仅证见经络，也联及脏腑，更联及寒热虚实，所以单纯说仲景六经是地面，是不全面的。近代学者顾古生也以为仲景六经来自《内经》多方面。他说：“盖六经部分有横行者十二经流注，自手太阴至足厥阴，十二时相传者是也；有分层者，伤寒由表入里，由三阳、二阳、一阳，三阴、二阴、一阴者是也；有分形者，背为太阳，面为阳明，胸胁为少阳，大腹为太阴，少腹为少阴，凡隐曲处为厥阴是也。言非一端，各有所当。”顾氏指出仲景六经“言非一端，各有所当”，真能道出仲景六经的真髓。但顾氏也只能说明部位问题，对病情、病性活的动态仍付阙如。如果从《内经》的阴阳各方面来看《伤寒论》，可以说《伤寒论》确实继承了《内经》中阴阳学说的理论体系。仲景虽分三阴三阳，其总纲是一阴一阳，以阴阳为辨证论治的基础，也就是从《内经》所说的“治病必求于本”而来。如《内经》“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于《伤寒论》则表为阳，里为阴。《内经》以腑为阳，脏为阴；于《伤寒论》则胃实为阳明，脾虚为太阴。《内经》“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于《伤寒论》则项背强之为太阳，腹满痛之为太阴；《内经》之“寒为阴，热为阳”；于《伤寒论》则三阴主寒，三阳主热，“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内经》“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于《伤寒论》则少阴脉微细，但欲寐，下利清谷，四肢厥冷，背恶寒，阳明脉大，大热，大渴，大汗出，胃中干，便秘。《内经》“静者为阴，动者为阳，迟者为阴，数者为阳”，于《伤寒论》则“脉数急者为阳，脉迟弱者为阴”。《内经》“阳胜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汗不出而热，齿干以烦冤……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栗而寒，寒则厥”；此则《伤寒论》三阴三阳之总则也。《内经》“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故伤寒重津竭于内，急阳亡于表。其取诸《内经》者，尚有虚为阴，实为阳等。故《伤寒论》之六经，赅表里寒热虚实、经络脏腑营卫气血精津，以及邪正消长诸方面，无一不是《内经》阴阳学说的衍化和发展，而归纳之于三阴三阳，自成理论体系，则仲景之创获也。

六经之名来自《内经》，当无疑问，其含义不同，已如上述。以往学者，以其具《灵枢·经脉》之名，又兼《素问·热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之实，言病位则取经脉之说，言传变则取热论之说，强求其合，龃龉遂多。顾古生说：“盖热论者，总言传经之邪，仲景兼论直中及犯府之证，其宗旨判然不同。”此说颇为有见。

后人之所以一定要用《热论》解释《伤寒论》之六经，主要由于《伤寒论》序例首冠以《热论》之故。陈修园说：“《伤寒论》六经与《内经·热论》六经，宜分别读；王叔和引《热病论》为序例，冠于《伤寒论》之首，而论中之旨反因以晦。”此言是有见地的。（参姜春华氏说）

《伤寒论》六经名称，虽源于《内经》，但其实际意义则完全不同。仲景是用《内经》的名称，而赋予新的涵义和新的内容，因此，在实质上和《素问·热论》有了原则性的区别，而区别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比较：

1.六经主要症状不同

兹列表于下（表1）。

根据上表比较，《伤寒论》与《素问·热论》六经的主证，在三阳证有同有异，在三阴证是有异无同。清·柯韵伯说：“仲景六经总纲法与《内经·热论》不同。”如，“太阳只重在表证表脉，不重在经络主病，看诸总纲，各立门户，其意可知”。因此，究其六经有异的关键在于归纳论证的方法不同。《素问·热论》是以经脉论证为中心，从经脉循行路线和表里相关来归纳，其范围较狭，有实热证，而无虚寒证；《伤寒论》是以辨证论治为中心，从病情属性、邪正消长的情况来归纳，其范围较广，有实热证，也有虚寒证。后者可以概括前者的证候，而前者不能包含后者的证候。如《素问·热论》中的三阳病，没有《伤寒论》太阳的恶寒证、阳明的腑实证、少阳的往来寒热等主证，仅有三阳经脉循行路线所反映的证候。《素问·热论》的三阴病，是属实热里证，可以归入《伤寒论》的阳明病中；《伤寒论》所述的三阴病，是属虚寒里证，为《素问·热论》所未涉及。所以，清·程应旄说：“《素问》之六经，是一病共具之六经，仲景之六经，是异病分布之六经……《素问》之六经，是因热病而原及六经，仲景之六经，是设六经而赅尽众病。”真正构成仲景三阴三阳辨证要素的，在于贯通表、里、寒、热、虚、实六变。三阳多热，三阴多寒；三阳多实，三阴多虚。这阴阳、寒热、虚实之中，又有在表在里、在半表半里的区分。太阳少阴俱有表证，太阳之表，属热属实；少阴之表，属寒属虚。阳明太阴俱有里证，阳明之里，属热属实；太阴之里，属寒属虚。少阳厥阴都有半表半里证，少阳之半表半里，属热属实；厥阴之半表半里，属寒属虚。太阳少阴均有表证，太阳表证为发热恶寒；少阴表证为无热恶寒。阳明太阴均有里证，阳明里证为胃家实；太阴里证为自下利。少阳厥阴均有半表半里证，少阳半表半里证为寒热往来；厥阴半表半里证为厥热进退。要之，太阳虚则少阴，少阴实则太阳；阳明虚则太阴，太阴实则阳明；少阳虚则厥阴，厥阴实则少阳。仲景三阳三阴辨证论治的规律大略如此。

2.六经传变规律的理论不同

《素问·热论》说：“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二日阳明受之……三日少阳受之……四日太阴受之……五日少阴受之……六日厥阴受之。”以此来说明热病六经传变规律。其中所谓一日、二日、三日……，不仅与《伤寒论》六经传变不同，亦为临床实践中所未见。由此，前贤对其作了种种解释，如清·张锡驹（字令韶）说：“传经之法，一日太阳……六日厥阴，六气以次相传，周而复始，一定不移，此气传而非病传也。”高士宗又提出“循次”的见解，他说：“一日受，二日受者，乃循次言之，非一定不移之日期也。”纵然如此，仍与《伤寒论》六经传变迥然不同。至于《伤寒论》虽有“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云云，这确是仲景沿用《素问·热论》的说法，正是在这些地方，我们既可以看到他的理论根据来源，也可以看到他的理论发展所在，这是医学进步的痕迹，并无矛盾可言。试观《伤寒论》第四条“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第五条“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第二百六十九条“伤寒六七日，无大热，其人躁烦者，此为阳去入阴故也”。据以上三条，仲景对六经传变规律，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①六经的传变，是以脉证为唯一的依据；②六经的传变不拘于日数，对日传一经之说提出了反对意见；③六经传变，不是机械地循次相传，有越经而传的可能。这些，均与《素问·热论》有所区别。

任应秋氏说：所谓传经，无非是病理变化的过程，究竟如何传如何变，完全决定于机体内在和外在的环境条件，并不决定于“一日太阳，二日阳明……”这样不合逻辑的说法，这个疑团不打破，学习《伤寒论》是有困难的。

李克绍认为，“传”，就是《素问·水热穴论》“人伤于寒，而传为热”之“传”，就是变化了的意思。具体说来，就是由三阳病或三阴病共有的前驱期，变成可以明确划分为某一经病的症状定型期，这就叫“传”。

还可看出，前驱期的长短，三阴病和三阳病也各不相同。太阳病很少有前驱期，一得病当天就会“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顶多只是暂短的“或未发热”而已。而阳明病则是“始虽恶寒，二日自止，即汗出而恶热也”，显现出阳明的特征，终于“三日阳明脉大”，成为典型的阳明病。至于少阳病的“口苦、咽干、目眩”，则多出现在第三日，这从“伤寒三日，少阳脉小者，欲已也”反面证明：伤寒三日脉不小，就要出现“口苦、咽干、目眩”的少阳病。由此可见，三阳发病，由前驱期到各经具体症状的出现，大概是太阳病在第一日，阳明病在第二日，少阳病在第三日。然而临床常有不少发热恶寒患者，未经治疗，也并不出现任何三阳病的症状，竟会逐渐寒热消失而自然痊愈。因此论中又说“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又说“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结合“伤寒三日，少阳脉小者，欲已也”，说明在这前驱期中，阴阳气血有可能重新得到调整，就不发展为三阳病。

至于三阴病典型症状的出现，也有其临床大体规律。三阴病的前驱期是无热恶寒，既然发不起热来，说明是阳虚体质，病情就会向里虚里寒的三阴方向发展。这就可能“伤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转气下趋少腹者，此欲自利也”，此是传入太阴。或者“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如果六七日不解，出现手足厥，无论是寒厥或是热厥，则为病入厥阴。这样看来，三阴病典型症状的出现，其先后次序，大概太阴病是四五日，少阴病是五六日，厥阴病是六七日。但无热恶寒的患者，是否都要出现三阴病？也不能肯定。因此，论中又说：“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可见，三阴病也可能在前驱期中因阳气恢复而停止发展。

从以上可以看出，三阳病的出现，有一个发热恶寒的前驱期；三阴病的出现，也有个无热恶寒的前驱期。由前驱期进入出现各经的症状期，这就叫“传”。后世注家，不把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看作前驱期的长短，却把一、二、三、四……理解为六经病相互传递的日期和先后次序，认为伤寒第一日，应当发为太阳病，第二日太阳病应当传给阳明经，变成阳明病，第三日再由阳明传至少阳经，变成少阳病……次至最后变成厥阴病。为什么产生这样的错误认识呢？这是由于：一是把三阴三阳六经，错误地认为经络之经；二是把同一经病的前驱期和定型期，看成是两个病；三是错误地把“传”理解为这一经病传给另一经发病，成了“传递”“传授”之传。

《伤寒论》中的“传”，并不是说这一经病变成另一经病，已于上述。但是临床上由这一经病传递给另一经而变成另一经的情况，确实是有的。譬如“太阳病，若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本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也”“太阴者，身当发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至七八日大便鞕者，为阳明病也”“本太阳病不解，转入少阳者，胁下鞕满，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尔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等都是。总之，或因误治，或是自然演变，由这一经病变成另一经病，是常有的，但是这不叫作“传”，而叫“转属”或“转入”。

既然体内的阴阳气血在不断地演变，所以伤寒发病之后，其日期的深浅，有其大体的临床指导价值。论中不少条文都提到“一二日”“二三日”“三四日”“四五日”“五六日”“六七日”“七八日”“八九日”“十余日”“十三日”等，都是启示体内的变化情况，是指导临床的参考资料。虽然不能过于拘泥，但也不是无的放矢。例如“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是因为二三日就悸而烦，只能是里虚，而邪热入里之烦，不可能那样迅速。又如251条估计燥屎的形成，“二三日……烦躁，心下鞕”，只是宿食；“至四五日”才少与小承气汤“令小安”，“至六日”才“与承气汤一升”等，都说明日数的多少，在临床治疗时，也是不可忽视的参考。

三阴病以少阴病与厥阴病最为深重，而六七日、七八日是再经的初期，也是这两经病极为关键的时刻，不是好转，就是恶化，读《伤寒论》尤应注意。

3.六经治疗法则不同

正由于《伤寒论》与《素问·热论》归纳论证的方法不同，治疗原则也有很大差异。在《素问·热论》中，只提出“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的两个治疗原则，按其作用，仅为热证、实证而设。在《伤寒论》中，则具备了汗、吐、下、和、清、温、消、补诸法，可运用于热证和实证、寒证和虚证。因此，日人丹波元简说：“本经所论三阴病者，即仲景所谓阳明胃家实证，故下文云，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仲景所论三阴病者，乃阴寒之证，此本经所未言及。”这不仅说明了治疗法则有差异，同时也证实了归纳论证的方法不同。

也有人认为：《伤寒论》中少阴病之急下存阴是热病、是下法；同时，少阴病之黄连阿胶汤证，旨在养阴泄热，也是热证。企图说明《素问·热论》六经与《伤寒论》六经的一致性。但《伤寒论》中，少阴病三急下证，既非本病的主流和主要方法，又非本病的支流和次要方法，而是类似少阴病，“大实有羸状”的阳明里实证，按理不能列入少阴篇，其所以冠以“少阴病”三字，是提醒后人，辨明疑似，不为假象所惑，若把少阴病的三急下，看为少阴病的本证，则是一个误会，因为这样就失去了仲景六经辨证纲领的重大意义；也就是应该与《素问·热论》中的“三阴可泄”加以区别的理由。

因此，可以这样说：《伤寒论》六经与《素问·热论》六经，在历史发展上是有一定联系的，在内容实质上，是有原则区别的。（参张云鹤说）

（二）《伤寒论》的治则与《内经》的渊源关系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在皮者，汗而发之。”《伤寒论》主瓜蒂散以越在胸之邪，抵当汤以竭腹下之蓄，承气汤以泻中满之实，麻黄汤以发在皮之汗。《灵枢·经脉》说：“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伤寒论》主陷胸、十枣以泻实，炙甘草汤以补虚，都是继承《内经》理致而加以发扬的。（参吴考槃说）。

柯韵伯说：“当知仲景治法，悉本《内经》。按岐伯曰：‘调治之方，必别阴阳，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外者外治，内者内治；从外之内者治其外，从内之外者调其内；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者，先调其内，后治其外；从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后调其内。中外不相及，则治主病。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此大法也。’（《素问·至真要大论》）仲景祖述靡遗，宪章昭著。本论所称发热恶寒发于阳，无热恶寒发于阴者，是阴阳之别也。阳病治白虎、承气以存阴，阴病制附子、吴萸以扶阳，外者用麻桂以治表，内者用硝黄以治里。其余表虚里实，表热里寒，发表和表，攻里救里，病有浅深，治有次第，方有轻重，是以定其中外，各守其乡也。太阳阳明并病，小发汗。太阳阳明合病，用麻黄汤，是从外之内者治其外也。阳明病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用栀子豉汤，是从内之外者调其内也。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调胃承气，先调其内也。表未解而心下痞者，从外之内而盛于内，当先解表，乃可攻痞，是先治其外，后调其内也。中外不相及，是病在半表半里，大小柴胡汤治主病也。此即所谓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用白虎、栀豉、小承气之类。盛者夺之，则用大承气、陷胸、抵当之类矣。所云‘观其脉证，知犯何逆，以法治之’，则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之谓也。若分四时以拘法，限三法（汗、吐、下）以治病，遇病之变迁，则束手待毙矣。”（见《伤寒论翼》）

上节为《素问》论治病大法之准则，本节为仲景本《内经》准则的具体运用。一经柯氏剖析，其义愈明。末数句是针对时人“随四时用药，限三法治病”之谬，找足证据，直揭其底。说明《伤寒论》的学术思想渊源于《内经》，是以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特点的。

（三）六经病皆有“欲解”时，与《内经》的渊源关系

《内经》指出，一日之中阴阳有消长，“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而人体对此，有相应生理变化，《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病情变化亦应之，故《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曰：“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病之“欲解”时亦与此相应。有人指出，按张仲景的划分，三阳经病“欲解”，是从早晨三点至二十一点，三阴经病的“欲解”，是从二十一点至上午七点，这是对昼夜时间的区分和人的活动习惯所形成的生物节律的精彩描述。

关于人体昼夜节奏的反映，已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有人观察到脉搏、体温、氧的消耗量、二氧化碳的释放量、通气量、排尿量及尿中氮含量等有昼夜起伏的不同，激素分泌也有二十四小时节奏等。有关十二经分属十二时辰的理论，近年有研究证明，在主时经的皮肤电生理特性，光子发射量和经络感传率，与非主时经有明显区别。一天中以午时心率最快，正当心经所主之时。还有人发现，在一天二十四小时的不同时间里，十二经凡属表里经者，均呈昼夜周期性的同步电位变化，绝大部分是以子时为分水岭，子时前电位高，子时最低，子时以后又转升高。以上表明，对六经“欲解”时的学术思想虽渊源于《内经》，但人类和动物生生化化于宇宙间，是与大自然浑然不可分离之一体，生息于大地之上，日星之下，因其旦暮昼夜之变化，春夏秋冬之不同，而种种之生物自然随之各有其生命之抑扬起落，或张或弛，即所谓周期性、节律性。今日科学界所重视之生物钟现象实即此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对伤寒六经的几种认识

（一）朱肱认为三阴三阳即指经络，强调“治伤寒，先须识经络”（《类证活人书》）。成无己亦以经络为立足点，结合病因、病机、脏腑、气血等学说，为《伤寒论》作注。汪琥则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仲景书止分六经，不言手足，其实则合手经而皆病”（《伤寒论辩证广注》）。创“六经即十二经”说。

仲景对经络的认识像他自序中说的：“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经络与脏腑有属有络，络属关系，即表里关系，十二经手走头而头走足，足走腹而胸走手，阳经由外向上，由上向下，阴经由下向内，由内向外。故阳病上行极而下，阴病下行极而上，阳病从上受，阴病从下受，阳病自外向内传，阴病自内而达于外。十二经的循行次序凡属表里之经，直接相通，成无己等之说不为无见。

（二）李时珍、高学山等侧重脏腑，认为太阳应包括肺在内。李时珍说：“麻黄汤虽太阳发汗重剂，实为发散肺经火郁之药也。”（柯韵伯亦认为本方能治冷风哮喘）“桂枝汤虽太阳解肌轻剂，实为理脾救肺之药也。”（《本草纲目》）高氏则明确提出“足太阳与手太阴同治皮毛之合，则肺部所辖之胸中，原为太阳阳气之公府”（《伤寒尚论辨似》）。

近人何志雄说：①《伤寒论》的六经是脏腑经络功能的概括，营卫气血津精是它的物质基础。六经的划分，首先将脏腑的功能分为阴阳两大类，五脏及其络属的经脉为阴，六腑及其所络属的经脉为阳，然后根据脏腑不同的功能再分为三阴三阳。其中以肺气统属太阳，小肠隶属于阳明，是与《内经》的六经最明显的区别。②膀胱气化来源于肾；胃中津液由膀胱气化蒸腾，在肺气宣发协助下敷布于体表，称为太阳表气。太阳膀胱主卫气的运行，统属于太阳之肺气主营气之运行，故有太阳主表而统营卫之称。③六经之为病，是脏腑功能的病理变化，表气受邪，以致营卫功能失调者，称为太阳病；胃津受伤，阳热偏盛者称为阳明病；胆气郁结，三焦失枢者称为少阳病；脾失健运，寒湿停滞者称为太阴病；心肾受伤，阴阳俱虚者称为少阴病；肝气横逆，肝病及胃，寒热虚实错杂者称为厥阴病。六经的辨证提纲，是各经脏腑功能病理变化的具体反映。④伤寒六经将人体脏腑功能概括成六部分，每部分的功能并非是其所概括的脏腑功能的机械相加，而是为了认识外感疾病的需要，对人体功能作出另一层次的概括。

（三）张志聪等则侧重以气化解。他批评世医不明经气。“言太阳便曰膀胱，言阳明便曰胃……迹其有形，亡乎无形”，认为“太阳、阳明……乃人身经气，而各有分部”（《伤寒论集注》），并将肺气与心火一并纳入太阳范畴。注《伤寒论》标本中见的气化学说，来源于《内经》的运气学说，标本中见三个环节是一个整体，而皆有内在的联系。以太阳经为例，刘渡舟认为，太阳为寒水之经，本寒而标热，中见少阴之热化，由于太阳标本气异，故有从本和从标之说。然而，寒水虽为太阳之本，但它能发生标阳之热。因为太阳“中气”是少阴，少阴之气为热，这个热把太阳寒水温化为气时，则外出于太阳，达于体表，布护周身，而起到固表御邪的标阳作用，可以看出，“气”是从水生，“水”则由气化，两者缺一不可，亦见太阳藉赖“中气”的气化作用。此外，太阳病中亦出现较多的少阴寒证，这并非偶然之事，而和“中气”的气化不及有着密切的关系，故不可漠然置之，而不加研究。基于上述，对太阳的标、本、中应当俱从而为全，不得只限于从标本之一格。夫外邪初客于表时，出现的恶寒之证，可理解为从本气之寒；出现发热之证，可理解为从标气之热。若太阳经标之病及于本腑，经标有邪则脉浮发热；本腑有病则口渴小便不利，治用五苓散是发汗以利小便之法，若太阳本腑之病及于经标，本腑有病则小便不利，心下满微痛；经标有病则头项强痛，无汗而翕翕发热，治用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是利小便以解外之法。唐容川对这两条体会颇深，他说：“五苓散重桂枝以发汗，发汗即所以利水也。此方重苓术以利水，利水即所以发汗也。实知水能化气，气能化水之故，所以左右咸宜。”唐氏所说的“气”，而有标阳的涵义，所说的“水”，而有本寒的涵义。他既揭示了太阳标本之间的发病关系，又道出了“中气”在发病中的作用，其见解实源于气化学说。

（四）柯韵伯综合脏腑、经络、气化、地域等各种观点来解释伤寒六经，认为“六经是分六区地面，所赅者广。虽以脉为经络……不为经络所拘”（《伤寒论翼》）。

（五）程应旄、周学海一派则径直把六经理解成部位、范围的代称。程氏认为“名曰六经，实是为表里脏腑四字各与之地方界限”（《百大名家合注伤寒论·辨太阳脉证并治法一》）。周氏说得更明确，“经也者，分野之谓也……三阴三阳分经，只是人身分野之空名，非如筋脉之有专物也”（《伤寒补例》）。

（六）日人喜多村认为“所谓三阴三阳，不过假以标表里寒热虚实之义，固非脏腑经络相配之谓也”（《新医药杂志》1978年第1期），即认为三阴三阳只是一种分证的方法。

通过以上列述可以看出，清代以前尽管对伤寒六经实质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但绝大多数注家都未离开经络学说的原则，只是或多或少地弥补了这种立足点上的缺陷。近几十年来认识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观点，如“体力的亢奋与衰减”（《伤寒论证治类诠》）；“多种概念的高度综合体”（《上海中医药杂志》1962年第9期）；“从控制论谈《伤寒论》”（《新医学》1978年第5期）；“病理层次”（《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以及“中医的辨证学”；等等。这些思想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了一大步。质言之，大都是关于六经实质问题的探讨。

六经辨证分类是从临床实践出发的，是根据证候的表里寒热虚实属性和各种证型间的自然联系状况划分的。外感热病的特点决定了证候的复杂多变，往往会累及许多经络、脏腑……因而不是经络所能囊括的。以太阳“经证”“腑证”为例，就有寒热、喘咳、发狂、烦渴、小便不利等许多系统的证候表现。病变涉及了肺气、心神、胃、肾和膀胱等许多脏腑功能。其中以肺（皮毛）为主要病所。而太阴经却根本没有太阴肺的证候，也不单纯是脾经证，而是脾胃虚寒证为主。这只有从证型归类的角度才好理解，单纯从经络学说是难以理解的。

证候是致病因素和人体正气互相作用而表现于外的征象，它不单受病邪性质的影响，同时受气候、季节、地理、环境、年龄、体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人体正气起着主导作用。证候是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是若干矛盾的综合集中表现。它应该反映，也必然反映着机体内部脏腑经络、组织器官在功能上、代谢上、结构上的病理变化，每一具体证型都有其特定的病理层次和病理状态。所以把六经理解为证候类型的抽象概括，并不是否认它与脏腑、经络、气血、营卫……有关系；恰恰相反，它能更正确、更客观地反映脏腑、经络、气血、营卫的病理而不囿于经络。临床诊病也正是从证候入手，得知证属何经。这是从证候到理论的逆推过程。实际上，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就是在这种逆推过程中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多次反复发展起来的。

任何疾病的证候，都是机体内正邪斗争病理变化的外在表现。尽管正邪的强弱，病势的进退，要受到诸如气候、环境、体质、情志等多方面条件的影响，而决定其复杂多变的机制，但任其千变万化，无非是病位的变迁、阴阳的盛衰。而这一切在每个时间空间内，无不在机体生态上引起脏腑、经络、气血的生理改变。因之，疾病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一定的脏腑、经络、气血等生理范围内进行。《伤寒论》的所有内容均在辨析六经的病理变化，这就更不能离开六经所属的生理基础。此一理论实渊于《内经》，舍此而去论述六经，只能是舍本逐末，无法触及真谛。有些人基于六经每经病中的一般性、同一性，把六经简单地看作“六病”，忽略了其所以形成“六病”的生理基础，否定了六经的物质性，模糊了三阴三阳六经之名在中医学中首先是一个生理名词的概念。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见。此点时贤刘渡舟氏有深刻的认识，如云“《伤寒论》之六经，是继承了《素问·热论》的六经学说，而有其脏腑、经络的客观存在，所有六经是物，而不是符号”，诚为确论。

然而，《伤寒论》中把阴阳划分为六经病证，本来是和六气、脏腑、经络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的，三阳经病证，反映了六腑的病变，三阴经病证，反映了五脏的病变。所以也只有以三阴、三阳命名，才最为全面、最为恰当。试看《伤寒论》中的篇名，只是“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等等，而不是“辨太阳经病”“辨阳明经病”，其原因就在这里。《伤寒论》的注家和读者们，都习惯于把三阴三阳叫作“六经”，“六经”读起来比“三阴三阳”方便，但是容易使人错误地认为“经”即“经络”之经。正如章太炎在《猝病新论》（现改称《章太炎医论》）中所说：“仲景本未直用‘经’字，不烦改义。”因此可以说，六经的辨证思想，就是从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各种矛盾运动中，去认识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的，这就是《伤寒论》认识病变的基本方法。

六、《伤寒论》的理论基础

《伤寒论》一书的基本内容是“六经辨证”。六经的本质是什么？即《伤寒论》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历来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倾向于脏腑、经络，只有少数学者认为“《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是通过大量临床实践，以阴阳的相互消长来说明急性热病的发展和变化过程的”（《新医药杂志》1979年第6期）。并认为外感热病的病变部位虽然离不开脏腑、经络，且在某个阶段有可能主要表现为某一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但外感热病毕竟是一种热病，毕竟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仅仅用一两个脏腑或一两条经络，显然不能作出圆满的解释。众所周知，邪正斗争是外感热病的主要矛盾，而阴阳胜复是邪正斗争的具体表现，它反映了病邪的性质及其变化，人体正气的变化以及邪正双方力量的对比，用阴阳胜复来解释伤寒六经辨证，就抓住了邪正斗争这个主要矛盾。用阴阳胜复解释伤寒六经辨证，是从整体出发，从动态变化看问题，比较符合外感热病是全身性疾病、外感热病发展有阶段性这两个特点。因此，我们认为阴阳胜复是《伤寒论》六经辨证的理论基础。现在，就六经病的基本性质及其传变，结合六经病中的主要证候分析于下：

（一）太阳病

太阳病是外感热病的早期，其病邪主要是寒邪，寒邪属阴。此时与病邪作斗争的主要是人体阳气的一部分——卫气（也波及了营气），营卫为寒邪所遏，运行受阻，以致头痛、身痛、项强；卫气被遏，使体表的温煦作用减退，所以恶寒。这种证情用阴阳胜复理论来解释，是阴邪胜，阳气被遏。接着，被遏之阳气郁而化热，病人才感到发热，这表示阳气与寒邪作斗争，是逐步战胜（复）寒邪的开始。由此可见，太阳病的基本性质是阴邪胜、阳气病，而其发展趋势则是阴邪渐消，阳气渐长，所以名为太阳。如果寒邪完全化热，阳气十分亢盛，那就进入阳明病了。

太阳病在发展过程中，会发生许多曲折变化，这些变化，用脏腑、经络学说是难以作出完整解释的。我们试用阴阳胜复理论解释于下：如二十九条，原来是一个形似桂枝证而实为阴阳两虚的病证，误用解表法，损伤中阳而出现厥逆，此时虽有阴虚，但还不是主要矛盾，所以先用甘草干姜汤复其中阳。待阳虚问题解决，然后用芍药甘草汤酸甘化阴。如果阳复太过，寒化为热，出现胃热上熏，向阳明转化，就宜用调胃承气汤。如果再次误用汗法，更加损伤阳气，阳衰阴盛，向少阴转化，就要用四逆汤。这是一个阴阳胜复的实例，尤在泾说：“此条前后用药，温凉补泻，绝不相谋，而适以相济，非深造自得，卓有成见者，乌能及此”。柯韵伯删之，未免可惜。

（二）阳明病

阳明病是病邪已经全部由寒化热（属阳），人体正气与病邪作斗争而十分亢盛（属阳）。这样的病情符合《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的“两阳合明”的涵义。阳明病从表里辨证来看，是表证已罢，转为里证。实际上阳明病中已经化热的病邪与亢盛的阳气，是充斥人体内外的。阳明病在发展过程中，热邪可以主要结聚于肠胃，但并非局限于肠胃，而是一个阳旺热盛的全身性疾病。从阳明的方药来看，三承气汤本为逐邪存阴之方，并非专为结粪而设。如阳明三急下，关键是全身热盛伤阴，未必都有燥屎（212条可证）。再从白虎加人参汤证的发展过程来看，阴阳消长胜复的变化十分明显，开始是太阳病桂枝证或太阳伤寒，属于阴邪阻遏阳气；以后寒邪化热，阳气亢盛，出现汗出热不退、发热不恶寒等证，而转变为阳明病；阳明病热盛阳亢必然消烁阴液，如26条“大烦渴不解”，168条“舌上干燥而烦”，这是阳盛阴伤，进一步出现“时时恶风”，或如169条“背微恶寒”，则又伤及正气，是阴损及阳了。阴消阳长胜复理论不但可以说明阳明病的本质，而且反映了外感热病的发展过程。

（三）少阳病

试从阴阳消长胜复的角度来看三阳病：太阳病是阳气逐步亢盛的过程；阳明病是阳气极盛的阶段；少阳病则是“邪正分争，往来寒热”而阳气略有衰退的表现，病势有从阳证向阴证转化的征兆。所以，三阳病的排列，首先是太阳，其次是阳明，第三是少阳。这个次序用经络、脏腑理论是难以理解的，却符合阴阳消长胜复的理论。在少阳病的许多证候中，往来寒热主要表示邪正斗争互有进退，有阳去入阴的可能，此为少阳病的主证。再看少阳病的发展，如果阳衰阴盛，热少寒多，正气不足，就会转入三阴。如269条“伤寒六七日，无大热，其人躁烦者，此为阳去入阴故也”（详解见后“七、六经辨证及其传变规律”）。如果正气抗邪有力，病邪热化，就会转向阳明，表示病情好转，容易治愈。如230条：“阳明病，胁下鞕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苔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总之，少阳病是由阳转阴的关键阶段。

（四）太阴病

太阴病，在正气方面表现为阳气虚弱，其病邪是寒邪。这种寒邪，可以是外邪直接侵袭而来，也可以是由三阳病转化而来，或者因阳气失于温运而寒自内生。如霍乱篇中的理中丸证（386条），是外邪侵袭人体所致的；如279条，桂枝加芍药汤证，是由太阳病传变而来的；而277条“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其寒邪是由于阳虚内生的。以上三证，其虚寒的程度虽有差别，但很少热象可见。而“暴烦下利……以脾家实，腐秽当去”，实是脾阳来复而驱邪外出之证。这一点，用经络、脏腑学说是难以解释的，而与邪正斗争、阴阳胜复相符合。太阴病是阴盛阳衰的早期，邪正斗争不如少阴病激烈，所以寒象不严重，一般也无热象。少阴病邪正斗争激烈，阳气势将来复，因而可见热象。

（五）少阴病

在《伤寒论》少阴篇中，处处注意阴邪和阳气的消长进退，作为辨证施治和估计预后的主要依据。但是在少阴病发展过程中，频繁的呕吐、汗出及下利清谷，也要耗伤阴液。耗伤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阳损及阴。如315条白通加猪胆汁汤及390条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证，就已经出现了阳亡阴竭的危重证候。二方在回阳救逆中加猪胆汁、人尿（均用大量），显然不是反佐而是温阳配益阴，以适应于阳损及阴的重证。

对于少阴病中的三急下，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从阴阳消长胜复来看，三急下证是少阴与阳明同病。这不但在临床上确有此等病证，在理论上也是可以论证的。阴阳两个方面不断消长胜复，首先伤阴，促使病机向少阴转化，形成少阴、阳明同病（少阴是现象，阳明是本质），故宜急下存阴。由此可见，阴阳消长胜复在某些疾病中是复杂多变的，对辨证论治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六）厥阴病

对厥阴病的看法，历来无定见。甚至有人看作是“千古疑案”，否定其存在。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如厥阴篇原文所说的“厥热胜复”这种病，究竟有没有？是什么样的病？二是厥阴篇中证候和方药，寒热虚实，应有尽有，为什么如此复杂？如果囿于一经一脏，对此势难作出满意的解释。

用阴阳胜复的观点解释厥阴病，是过去就有的。《医宗金鉴》说：“厥阴者，为阴尽阳生之藏，邪至其经，从阴化寒，从阳化热，故其为病，阴阳错杂，寒热混淆也。”日本学者丹波元坚说得更清楚：“盖物穷则变，是以少阴之寒极而为此病矣……而所以有胜复者，在人身阴阳之消长与邪气之弛张耳。”厥阴两字的原意是“两阴交尽”（见《素问·至真要大论》）。《伤寒论》把厥阴病安排在六经病的最后，其含义是人体正气由衰弱转向恢复，病邪由寒化热，于是出现厥冷，待其气机通达或正气来复，则又可出现热证，即所谓复之太甚，在胜复转化过程中，颇多厥与热同时出现的情况。因此，厥阴篇中厥热胜复的一些条文和复杂繁多的方药，是可以理解的。那末，在临床上是否真有这些病证？只要仔细观察，并非十分少见。

综上所述，可清楚地看到，伤寒六经病证固然离不开脏腑、经络，而其传变是由邪正斗争、阴阳胜复所决定的，《伤寒论》中所叙述的主要证候是阴阳消长胜复的具体表现。伤寒六经辨证的理论基础是阴阳消长胜复。在外感热病发展过程中，邪与正两个方面都在不断地变化着：人体正气由正常而亢盛，由亢盛而衰竭，由衰竭而恢复；病邪由寒化热，由热变寒——这是阴阳胜复的临床基础。（参柯雪帆说）

七、六经辨证及其传变规律

《伤寒论》的辨证方法是以六经为基础的。六经辨证的概念，历代医家争论很多，有以经络来解释，有以气化来解释（即从三阴三阳六经六气来解释），有以证候群来解释，有以脏腑来解释，有以病的阶段来解释……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伤寒论》的六经做了探讨，虽然各有一定理由，但是都不全面。那么，应怎样来看？中医学的理论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伤寒论》的六经辨证理论也不例外。它不仅继承了《内经》有关六经的理论，还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进一步发展了《内经》。

读《伤寒论》必先观其序，然后方知著者用意所在。“原序”明确指出“经络府俞，阴阳会通”，这就看出六经不可能不与经络脏腑相关。如果没有经络脏腑的病理变化，绝不可能孤立地出现六类证候群。

可以说，六经分证的方法，在当时是临床医学的一个突破，它解决了临床方面带有关键性的几个问题：①“病位”所在：如太阳经主表病，阳明经主里病，少阳经主半表半里病。三阳经反映六腑的病变，三阴经反映五脏的病变。②病的寒热属性：如三阳经多见热证，三阴经多见寒证。③邪正虚实关系：如三阳经病，邪虽盛而正气不虚；三阴经病，阴邪盛而阳气已衰。④病性的阴阳：如三阳病以发热为主，是病发于阳而为阳证；三阴病以恶寒为主（不发热），是病发于阴而为阴证。

以上六经分证，解决了表里、寒热、虚实、阴阳八类证候纲领，起到八纲辨证的先驱作用。所以《伤寒论》的六经既有脏腑经络的定位概念，又有六气寒热的属性；既看到了六经的物质基础，又看到六经反映的正邪消长情况；既有急性热病所占据的空间位置，又有病情发展、变化的时间概念。这就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各种急性热病发生、发展、变化、恢复或死亡过程中的一些共性的东西，指导了临床的辨证和治疗，使临床上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况，能够得到有条不紊的分析和概括，这是《伤寒论》六经辨证的重要贡献。下面分三部分研究：

（一）六经辨证与正邪消长的关系

六经辨证的全过程是指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它反映了外邪和正气这一对矛盾双方力量对比和病情变化的关系，邪胜正却则病进，邪气由表入里，由阳入阴；正胜邪衰则病退，也可以不发生传变，或从阴转阳，如278条“虽暴烦下利……脾家实，腐秽当去”。三阴三阳之区分，是根据阴阳气的多少而定，《内经》以太阳为三阳，阳明为二阳，少阳为一阳；太阴为三阴，少阴为二阴，厥阴为一阴。因此，《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是继承了这一观念的。急性热病三阳由太阳而阳明至少阳，说明了阳气由盛到衰，由多而少的过程；三阴由太阴至厥阴，说明了阴气由盛到衰，由多而少的过程。

急性热病开始阶段，外邪初入，邪气虽盛，人体的阳气也很旺盛，故称为太阳（三阳）；热病在发展过程中，由于邪热耗伤正气，阳气必然减少，可是仍然与邪气作剧烈斗争，此时称为阳明（二阳）；如果病情进一步发展，阳气衰减更多一些，但仍能奋力与邪抗争，此时称为少阳（一阳）。由于三阳二阳再到一阳，说明了邪胜正却，阳气减弱。在阳气旺盛时，治疗以祛邪为主，阳气减弱仅剩一阳时，则宜扶正祛邪。若邪气仍盛，阳气不能抗邪，则病势由阳入阴，故少阳为病邪由阳入阴之枢。邪气由阳入阴或直中阴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邪在三阴，人体正气中的阳气都是衰微的，阴气在开始时尚不衰，故称为太阴（三阴），而太阴下利尚有自愈的可能，严重时转化为少阴、厥阴又当别论。病情进一步发展，阴气也虚，则为少阴（二阴），此时病人呈阴虚为主或阳虚为主的表现，阴虚可以热化，阳虚可以寒化，各自向两个不同方向发展，故称少阴为阴经之枢。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到最后，阴或阳都衰微到极点，热化而阳盛阴微是为热厥；寒化而阴盛阳微是为寒厥。阳盛阴微（邪热炽盛，灼伤阴津），宜急下以存阴；阴盛阳微（阴寒独盛，阳微欲亡），宜回阳而救脱。

由于《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是根据各种急性热病在各个阶段表现中的一些共性的归纳，带有规律性，因此，它必然要反映出正与邪的一对矛盾，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只有根据阴阳气的多少，反映正邪消长的变化，再结合脏腑、经络与六气气化的作用，才能比较全面地理解《伤寒论》中的六经辨证。

（二）六经顺序与临床传变之间的关系

《内经》中六经排列的顺序是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这个顺序又与阴、阳气多少有关，不宜任意变更。《素问·至真要大论》云：“阳明何谓也？岐伯曰：两阳合明也。厥阴何也？岐伯曰：两阴交尽也。”高士宗解释云：“有少阳之阳，有太阳之阳，两阳相合而明，则中有阳明也”“有太阴之阴，少阴之阴，两阴交尽，故曰厥阴”。指出阳明在太阳、少阳之间，厥阴在太阴、少阴之后，也说明了上列六经的顺序。

六经排列的顺序，本不应该有所争论，为何对少阳、少阴的位置有所争论？主要是概念不清所造成。如对少阳的位置，戴元礼《证治要诀》云：“太阳主表，少阳在表里之间，阳明在里。自外渐入内，次第正当如此。如果《伤寒论》中所说，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岂可第二日在里，而第三日方半表半里乎？”日人山田氏云：“盖邪之中人，始于太阳，中于少阳，终于阳明，自表入里，由轻而重，势之必然也。”陆渊雷云：“仲景次少阳篇于阳明篇后，沿热论之名也，然仲景之少阳来自太阳，传诸阳明……次少阳于阳明篇之后者，仲景之不得已也。”事实怎样？从全面来看，三阳经与三阴经均表里相通。在《伤寒论》的条文中，由阳入阴或由阴出阳，均有一定规律可循。如太阳病，阳气抗邪于表，则出现太阳经表之证；若太阳抗邪无力，而在里之少阴阳气又虚，则太阳之邪也可以飞渡少阴；当少阴阳气得到了恢复，有力量抗邪于外时，则病变又可以由阴转阳，而外传太阳。它们之间的转化出入，就是由它们相为表里的关系所决定的。这种联系和影响，也同样存在于其他经脉与脏腑之中，如《伤寒论》有关少阳病的条文。

首先从太阳来看，太阳可传阳明，亦可传少阳，例如：“太阳病，若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181）其他185、26、48、220、244、250等条均为太阳病转属阳明。太阳病传至少阳病的条文更多，而且少阳病小柴胡汤证也多从太阳传来，例如：“本太阳病不解，转入少阳者，胁下鞕满……与小柴胡汤。”（266）其他如96、97、99、103、142、146、147、150、171诸条均说明了太阳病可传至少阳。虽然传少阳的条文较多，但仅此很难断定太阳之后究竟应为阳明或为少阳。

再从阳明和少阳二者之间传变的可能性来看，《伤寒论》有关少阳传阳明的条文不少，例如，“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此属胃”（265），“……少阳阳明者，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烦、实，大便难是也”（179）。此外，97、103、104、269、230等条，都说明少阳病可传入阳明。但必须指出，上述诸条所云，均为传入阳明之腑，即属少阳经证传阳明腑证。如程国彭说：“《伤寒论》云：有太阳阳明，有正阳阳明，有少阳阳明，此阳明即胃腑，非阳明之经也。”陆九芝亦提到：“论经则以太阳、阳明、少阳为次序，论病则太少之邪俱入阳明。”

至于由阳明传至少阳的情况，《伤寒论》中无明确记载。阳明篇中虽有两条小柴胡汤证的条文（229、230），但多数注家认为这是指少阳病转属阳明，出现潮热或不大便症状，胁下鞕满而呕，表示少阳之邪尚炽，阳明里热未盛，故仍用小柴胡汤和解之。阳明篇虽有“阳明居中，主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之语（184），但不能机械地看待，阳明病也可以传至少阳或转成虚证，陷入三阴，亦有死亡的可能。

可见这些认为阳明顺序应在少阳之后，是误认为“阳明居中，主土……无所复传”，更误认为少阳真是半表半里，混淆了六经次序与临床传变所致。

《伤寒论》148条有“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一句，成无己《注解伤寒论》首先提出邪在少阳半表半里（注半夏泻心汤证），以致造成误解，表里是相对的，以六经来说，太阳为表，阳明为里。说少阳位于表里之间，是一个比较含糊的词，说明不了它的位置究竟在哪里，根据《伤寒论》148条所谓“半在里半在外”，是指阳微结的证候有表证、复有里证而言，故谓半在里，半在外。并不是在人体真有一个半表半里的部位，半表半里指的是概念，而不是具体的部位。少阳病往来寒热，尤在泾解释为“进而就阴则寒，退而从阳则热”“其气有乍进乍退之机”，说明往来寒热的性质也是半在阳，半在阴，乍进乍退，指的是病机而不是部位。再从小柴胡汤的方剂来看，小柴胡汤既有柴、芩之清热，又有参、草之益气，其立意在于扶正祛邪，也反映出少阳病的正虚比较突出。又少阳病有汗、吐、下三禁，也说明少阳病的正虚，与以祛邪为主的阳明病不同。《伤寒论》269条：“伤寒六、七日，无大热，其人躁烦者，此为阳去（往）入阴故也”。“六七日，乃阴阳自和之际，反见烦躁，乃阳邪内陷之兆。阴者，指里而言，非指三阴也。或入太阳之本而热结膀胱，或入阳明之本而胃中干燥，或入少阳之本而胁下鞕满，或入太阴而暴烦下利，或入少阴而口燥舌干，或入厥阴而心中疼热，皆入阴之谓。”（《伤寒来苏集》）而少阳为枢，实为入阴的关键。270条：“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该条列于少阳篇末，亦说明少阳是位于阳经阴经之间，为由阳入阴之枢，而不是位于太阳与阳明之间，不是太阳与阳明之枢。这说明六经顺序，少阳应当在阳经与阴经之间。但从临床传变来看，少阳可以按此顺序传入阴经，但亦可传入他经，如少阳阳明是也。古今医家之所以对少阳的位置争论不休者，一是将半表半里的概念误认为具体部位，一是将顺序与传变等同来看，如此争论，实无必要。（参何志雄说）

又如关于少阴之位置，成都中医学院主编的《伤寒论讲义》，认为三阴经的顺序是厥阴病在少阴之前，少阴病在厥阴之后。其根据是：《内经》有“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又，少阴病的病情多较厥阴为重笃，故将少阴病列于厥阴病之后。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根据这一说法，现在许多有关《伤寒论》六经的提法，都把少阴病放在最后，也造成一些混乱现象。从临床表现来看，少阴篇中主要是阳虚寒化、阴虚热化的两类不同表现，其中属于不治及死证者六条，占所有少阴病条文的13.6%，而厥阴篇中死证九条，占所有厥阴篇条文的16.3%，从条文所述病情来看，也无法说明“少阴病的病情多较厥阴病为重笃”的这一观点，因此，从临床角度来看，少阴放在厥阴之后也是欠妥的。

据上述关于《伤寒论》六经顺序，当不宜更改。仍是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

既然六经顺序如此，临床传变与六经顺序有没有关系？是不是按这个顺序传变？那倒不一定。六经顺序是按人体正气（阳气及阴气）与邪气作斗争，以正气的盛衰为中心所可能出现的实际情况归纳出来的共性的东西。结合到每一种急性热病的具体病程来说，那就不一定按照六经的顺序进行传变了。因为每一种急性热病的病程都有其特殊性，虽然共性包含了个性，但是共性不能代替个性，普遍性不能代替特殊性。且每种热病正邪斗争的情况也各不相同，如果认为所有急性热病的传变必定要按六经顺序进行，那就混淆了顺序与传变两种不同的概念，因而就无法理解《伤寒论》中的传变了。

（三）急性热病在临床中的传变

既然六经辨证所归纳的是共性的东西，为什么又不一定按六经顺序来传变？这是因为每一种急性热病不但有其特殊的病程经过，治疗中还有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

（1）病人的体质不同，即使是患同一种急性热病，其转归可以不完全一样。阳盛的人，发表药配以冷性沉降的大石膏；阳虚的人发表药又宜配以热性发扬的附子。

（2）病人原有的夹杂症不同，虽然患同一种急性热病，其传变也可能不同。如18条：“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佳。”85条：“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痉。”

（3）病人如果合并其他疾病，与没有同时合并其他疾病的传变，可能又有所不同。如麻黄汤证与大、小青龙汤证之别。

（4）由于误治后发生的变证，与没有误治者其转归显然有所差别，如25条“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26条“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之类。

（5）由于自然界气候的变异所影响，虽然患同一种急性热病，临床表现及其发展也可能并不完全一样，如在冬令“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名曰伤寒”，在春令“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由于影响因素较多，所以造成的传变情况极为复杂，古人亦有所谓“循经传”“越经传”“表里传”，还有所谓“直中”“合病”“并病”等，均可说明在临床实践中并不是机械地按六经顺序来传变，当然更不是如《素问·热论》日传一经了。《伤寒论》中37条“太阳病，十日以去……”、104条“伤寒十三日不解……”等条文，说明临床表现是千变万化的，不能按照固定的模式去传变。

根据《伤寒论》的条文，可以看出实际上的传变如图1：

以上《伤寒论》中所记载的传变举例20则，而六经之间传变关系约有24个，如上图。由此可见，在临床实践中，急性热病的传变是很复杂的。在太阳表证阶段多半是急性热病初起所共有的，表证阶段以后，即按照不同急性热病发展规律，各自向不同的方向转化。在古人看来，认为与机体正气强弱有关，根据在太阳阶段正气（包括阳气和阴气）受损害的情况（阳虚或阴虚的程度）而决定其转归，大致可以用六经辨证的方法予以概括，这是古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积累。同样在阳明阶段或其他阶段，也是根据正邪斗争的情况决定其发展与转归。由于历代注家忽视了正与邪在六经中的重要意义以及概念上的模糊，所以对少阳与少阴的位置多有异议。如果重视了正与邪的关系，这种争论也就没有必要了。（参时振声说）

八、《伤寒论》的辨证规律

（一）《伤寒论》的辩证法思想

试观《伤寒论》398条，112方，无一不是与客观事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仲景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材料的收集者，他提供的已经不是原始性医疗活动中的资料，纯粹是经验所得的成果。仲景总结了经许多代证实了的有效经验和事实，通过对机体疾病正反两方面的观察，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把各种疾病在不同的人体、不同的时间、环境条件下，相类似的有联系的反映特点，概括起来称为证候。辨证论治这一概念，在整体的宏观水平上，正确地反映了机体疾病运动变化及其治疗的规律，它渗透着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1.体现辩证法思想

（1）普遍联系的观点：

六经系统就处处贯彻着这种思想。如六经与六气的关系，每经都有标、本、中见之气。这种把人体内外环境统一起来的“天人相应”思想，就是充分体现了普遍联系的观点。六经辨证，不仅要确定是某经的病证，还要注意是否兼有他经的病证，因而有合病、并病、兼证等；即使是一经的病证，也要进一步判别是经证或腑证，及经腑合证。从病位的辨别上，就处处考虑到局部与整体，或局部与局部的相互联系。

（2）运动发展的观点：

《伤寒论》的传变规律，就是总结外感病发生、发展、演变过程的；认为疾病不是由阳而阴，病情进展的传变，就是由阴回阳，病情向愈的转归。总之反映出疾病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中。“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六经欲解时的规律，正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

（3）对立统一的规律：

《伤寒论》用三阴三阳来概述一切外感病发生、发展、演变的全过程，阴阳也就是矛盾的两方面。这就是说，疾病发展的全过程，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体现了矛盾普遍性原则，大论又处处注意对矛盾特殊性的分析，如六气发病，各有不同的特殊性，同是太阳病，因病邪不同，则有伤寒、中风、风温、痉、湿、暍等不同的病证。如外感热病辨证论治中的“以寒立论”与“以热立论”的对立；伤阳与耗阴，阳亡与阴竭的对立；辨证上的六经分证与卫气营血辨证的对立；治法上“首用辛温”与“首用辛凉”的对立；“回阳救逆”与“救阴固脱”的对立，实际上都统一于外感热病辨证论治的规律之中。无论在中医理论、临床辨证、立法处方等方面，正确认识寒温之间的对立统一，才能较全面地认识外感热病的发生发展及其辨证论治的规律。

（4）质量互变规律：

《伤寒论》从三阳到三阴的变化过程，就反映了量变和质变的两种状态互相转化。由三阳→二阳→一阳，是阳气的逐渐衰减的量变过程，疾病的性质也由阳向阴地逐渐转化。少阳为枢，阳气继续衰减就要由量变引起质变，疾病的性质就要由阳证变为阴证。转入三阴后，新的质变又表现为量变：由三阴→二阴→一阴，是阴气的逐渐衰减。厥阴为“朔晦”，处于阴阳转化的极期；一种是阴阳气继续衰竭，造成阴阳离决而死亡，即旧质的破灭；一种是阴阳气来复，疾病又从阴回阳，向好的方面转化。所以厥阴也是一个质变阶段。

2.体现在疾病论治中

上述普遍联系的观点、运动变化的观点、对立统一的规律、质量互变的规律，都是唯物辩证法中最基本的法则，都被自发地运用于六经辨证中，体现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不仅如此，在辨证论治中，它还体现：

（1）疾病的个性与共性的关系：

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临床表现以及治疗方法，有其一定的共性；但由于人的体质、生活环境和外邪的强度等不同，又有其个性。在治疗方法上必须知常达变。常，就是共性；变，就是个性。知其常，才能掌握其规律，才有诊治理法可循；达其变，才不至于被常法所束缚。如寒邪伤人，由表入里，由阳转阴，由经入腑，这都是一般规律；但也有不从太阳，始而直中太阴、少阴的，也有从阴出阳的，这又是特殊情况。从临床现象上，也必须掌握它的常与变的规律，才能正确地认识疾病。比如白虎汤证应无恶寒，但有时也会出现“时时恶风”或“背微恶寒”（168、169条）。病在少阴，不应发热，今发热，故谓之“反”，而用麻黄细辛附子汤（301条）。又如：发汗、利小便，为治太阳病两大法门；清热、泻下为治阳明病两大法门；少阳病宜和解，太阴病宜温中，少阴病宜温补脾肾。掌握了它们之间的共性，治疗就有法可循。但是，太阳病也有不宜发汗或利小便的，阳明腑证也有不宜用下法的，少阴病也有用滋阴清热法的；而汗法、下法之中又有它们各自不同的轻重缓急峻等法。这些，都是同中有异，彼此之间有其个性。

《伤寒论》认识疾病是从疾病的个性概括出它们的共性，又从共性之中去区别它们的个性，循环往复不断提高的。由于致病因素、人体素质、环境条件不同，患病时其反应性的表现也必然不同；而这些“不同”，总不外部位、性质和程度的差异。仲景引用三阴三阳（六经）、阴阳表里和寒热虚实（八纲）、脏腑、经络来表达这些差异性，贯穿于《伤寒论》的始终。可见由六经、八纲和脏腑经络等概括出来的证候，反映着同一疾病对不同患者的个性。因此，一部《伤寒论》对病无常法，对证无常方，归根结蒂更重视机体的个性。

（2）整体和局部的关系：

仔细研究《伤寒论》就会发现，仲景所确定的汤证不外三类：整体反应性证候、局部反应性证候、整体和局部反应共同构成的证候。例如：主要表现为发热、恶风、自汗出、头痛、脉浮缓的桂枝汤证，是典型的整体反应性证候。主要表现为脉结代、心动悸的炙甘草汤证，这是心脏失调所致的局部反应性证候。具有桂枝汤的脉证，又兼肺失调引起的气喘，便是整体和局部反应共同构成的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证。由此可知，仲景既重视整体，又不忽视局部，并提出许多把整体和局部结合起来辨证治疗的范例。但进一步分析则会察知，仲景更加重视整体治疗。仲景反复强调“外证未解”，“当先解外”，这是普遍原则。这样的治疗步骤，有时可以收到“表解里自和”的效果。仲景观察到，表证不解而去攻里，往往可因邪气内陷而造成“变证”“坏证”，如桂枝人参汤证、甘草泻心汤证等。

（3）内因与外因的相互关系：

《伤寒论》继承了《内经》的理论体系，承认内因为发病根据，外因发病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如太阳病为寒邪侵袭人体发病初期，外因一样，何以有太阳中风、太阳伤寒之不同？邪入少阴，何以有寒化热化之别？显然，与人体的内在因素有关。

仲景有时也很注意局部症状的处理，但处理局部症状必须在整体观念的前提下进行：①不影响整体治疗，如小青龙、小柴胡等汤的加减法；②局部症状足以影响整个病理变化，如桂枝加葛根汤用于桂枝汤证见项背强症，考虑太阳之邪将传入阳明，经脉失濡，加葛根不但濡润经脉，而且可以截断邪入阳明之路。（参俞长荣说）

《伤寒论》不仅承认发病取决于内因，而且承认病的传变亦取决于内因。太阳病发汗太过何以有恶风、胸满、心下悸、腹胀满、头眩、身动、小便难、烦躁、便秘等的不同变证？若非内在因素不同，误治决不会产生许多不同的变局。

既然承认伤寒致病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因，在治疗上就强调维护正气。正气，即人体抵抗病邪的基本物质和功能，《伤寒论》中分别称为扶阳气、保津液、护胃气、调和营卫等等。

《伤寒论》既重视内因，也不忽视外因。在外邪强烈的情况下，是着重祛邪以解除外在因素。但在祛邪之时仍有它的前提，那就是：①祛邪的目的在于扶正。如太阳病邪未深入，正气尚盛，这时候用药物发汗，实际上是祛邪扶正；阳明腑实，热邪内盛，势必伤津，此时用下法祛邪，也是为“急下存阴”。②邪虽盛，若正气大虚，此时应顾正气。如太阳病脉微弱（无阳）或尺中脉微或迟（里虚、血少），就不宜发汗；阳明病腑实，先用小承气试探，若不转矢气者不可攻下；用下法后又不大便，而脉微（里虚）者，不可更与承气汤（214条）。

总之，正虚则易招邪，邪盛可致正虚，祛邪旨在扶正，而扶正可以祛邪。这是《伤寒论》对内外因相互关系的认识。（参俞长荣氏说）

（4）把疾病视为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在仲景看来，疾病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是由正邪相争而形成相对静止性和不断变化发展连贯起来的。如太阳病、阳明病，桂枝汤证、麻黄汤证等。疾病的不断发展变化，则表现出由此证候向彼证候的转化，而这种转化究其形式为——渐变和突变。当疾病趋于渐变时，由此证候向彼证候转化，常常形成一些中间证候。例如桂枝麻黄各半汤证就是桂枝汤证和麻黄汤证的中间证候；葛根汤证是太阳阳明的中间证候；柴胡桂枝汤证是太阳少阳的中间证候；桂枝加附子汤证是太阳少阴的中间证候；桂枝加芍药汤证是太阳太阴的中间证候等。突变可因正气虚、邪气盛或疾病的自然转变引起，更可因误治、失治、邪气内陷、亡阴亡阳所致。如白虎汤、四逆汤等证便是。但是，疾病静止性是相对的，其变化发展则是绝对的。由此可见，仲景既看到了疾病的相对静止性，更认识到疾病变化发展的绝对性，从而把疾病的阶段性和全过程比较正确地结合起来，提示出常中知变、变中求常的思想方法。

（二）六经证候的确定原则

《伤寒论》是根据什么原则把临床中错综复杂的症状、体征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个不同的具体证候？古来注家对这点认识不一，有经络说，脏象说，八纲说，气化说……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问题的侧面，但都不够全面。姜春华氏总结这一情况：“仲景融会《内经》全部阴阳概念，包括表里、寒热、虚实、经络、脏腑、营卫气血、邪正消长等，以此高度概括的阴阳，审察疾病的属性，分析疾病进退，推测病理过程而形成的证候，实际上是一个多种概念的高度综合体。”这种说法，颇有见地。

证候是多种疾病过程中一个横的共同表现，但这种表现必然从特定的部位表现出来。而其部位则有深有浅，有表有里，有经有腑，有在胸中、在心下、在气、在血之不同，形成一个不同的病理层次。由于这些层次本身也有阴阳之分，如在表为阳，在里为阴，在腑为阳，在脏为阴，在气为阳，在血为阴等，故称之为阴阳层次。一个证候就是一个病理层次的阴阳失调的反映。三阴三阳实际上就是六个大的病理层次的反映。所谓太阳病，属于人体肤表阴阳失调；阳明病是病在里，多涉及胸中胃肠；少阳在半表半里，多涉及胆和三焦。太阴病的病位较深，涉及脾胃，少阴病病位更深，多涉及心肾，厥阴病则多涉及肝经。这个大的病理层次里面，又可分为若干较小的病理层次。一个小的病理层次的反映和针对其治疗的方药就是一个汤证，如太阳病有桂枝汤证、麻黄汤证、葛根汤证等。

可见仲景把疾病视为一个阴阳失调的矛盾运动过程，立足于分析阴阳之间的关系，而确定出各种证候及其转化规律，总结出辨证体系。

（三）阴阳平衡的调节规律

有些医生颇感兴趣地问：辨证论治不辨细菌病毒，不问病理损伤，不管化验检查，都能获得临床治疗效果，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让中医来回答原本很简单：“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中医学也有病因，如六淫、七情等，但仅仅是治疗上分清界限的概念，从许多临床研究的事实中，人们逐渐形成了目前带倾向性的认识：辨证论治是调节作用，是通过调节人体的反应状态而取得疗效的非特异性的治疗方法。

但是，《伤寒论》112个特定证候是怎样进行调节的？有什么共同规律？

1.调节的双向性

如桂枝汤，“外证得之解肌和营卫，内证得之化气调阴阳。”又如五苓散对水液代谢障碍者有利尿作用，对健康人又无这种作用，体现出双向性的调节。为什么仲景方会有这样的作用？这是基于仲景把疾病视为阴阳失调的过程，平调阴阳就必然成为治疗疾病的总原则。这一总原则导致汤方的配伍必然要求是：发而不过散，收而不过敛，升而不过亢，降而不过沉，清而不过寒，温而不过燥，补而不过腻，攻而不过破……补阳当于阴中求阳，补阴当于阳中求阴。“过了”就被认为有可能导致已经失调的阴阳向其反面转化，达不到相对平衡的目的。这样一来就构成汤方组合上的双向性。《伤寒论》112方中大多数是寒温并用，攻补兼施，升降两行。桂枝汤既用桂枝、生姜辛温通阳，增强卫阳的升散性，又用芍药、甘草、大枣酸甘敛阴，助长营阴的凝聚性，以节制其升散太过。诸泻心汤既用芩连之寒，又用姜夏之温。炙甘草汤既用姜、桂、酒温阳，又用麦、地、胶益阴。如此等等，无不体现汤方组合的双向性配伍规律。汤方是这么配伍的，自然呈现调节作用的双向性。中药多半是自然状态的植物药，单味中药的成分其复杂性已堪称一个“复方”了，所以，有的单味中药就具有调节的双相性，升糖降糖的人参就是一例，黄芪能止汗、发汗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中药汤方才有针对性大、不良反应小，相对说来疗效比较稳定的特点。

2.调节的固本性

纵观《伤寒论》112方，用药93味，用得最多者首推炙甘草（共70方），次为大枣（40方），附子（23方），人参（22方），这些益气助阳的药物，与其他药物相比出现率之高的事实说明，仲景制方很重视固本。不仅在用药上体现了调节的固本性，在治疗方法上也处处以固正气为本。如太阳病用桂枝汤只取微汗，并以米粥保胃气助药力；阳明病用承气汤急下以存津液、调胃气，得大便则止后服，免伤津液；少阳病禁用汗吐下法，立小柴胡汤调节胃气使津液下行，并以人参扶助正气，使之濈然汗出而解；太阴病告诫不可下，免伤胃气损津液，当温中回阳；少阴病急温回阳；厥阴病告诫下之利不止，都是护胃气存津液之法。陈修园对《伤寒论》“保胃气，存津液”六个字的总结，正说明阴阳平衡的固本性。

3.调节的整体性

仲景强调在一般情况下“外证未解”，“当先解外”，“表解里自和”；在特殊情况下，又“急当救里”和“急当救表”，着眼于整体调节。对表证里证是这样，对上病下病也是这样。例如74条：“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中风发热是表证，不解而烦病已入里，水入则吐是中焦停饮，称为“水逆”，不用麻桂解表，不用芩连清里，不用姜夏和胃，而用五苓散化气利水，上病下治，而“水逆”自平，里和表解，就是整体调节性的手段。再如32条：“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不从下利治，而从上取，属于下病上治的整体性调节手段。后世治痢所用“逆流挽舟”法，就是从此悟出来的。（参郭子光说）

九、《伤寒论》研究的流派

（一）汉唐以来的研究

《伤寒论》是祖国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它是临床医学的基础。“仲景氏搜罗论述，以立规矩准绳，学者变而通之，活而运之，则可制万病于掌握矣。”汉唐之际研究者颇不乏人，虽然文献佚失已甚，多不足征，而王焘仍说：“诸论伤寒，凡有八家。”即《阴阳大论》、华佗、王叔和、陈廪丘、《范汪》、《小品方》、《千金方》、《经心录》。其实书中还列有《肘后》、《深师》、《集验》、崔氏、张文仲、《古今录验》诸家的方治。其中除王叔和“搜采仲景旧论”而外，其他各家不仅没有搜集仲景之法，而且许多医家都不曾见过仲景《伤寒论》一书，如孙思邈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所以，各家方治均不同于仲景。例如：《阴阳大论》认为“伤寒”与“时行气”不同，伤寒是伤于冬时严寒的正气，时气是感于非时之气。伤于严寒而即病，是为伤寒病，虽伤于寒，而寒毒藏于肌肤，没有及时发作，至春可以病温，至夏可以病暑，这不仅分辨了伤寒、时行、温病、暑病之不同，而伏气为病之说，比《内经》所言更具体了。所以王叔和、《巢氏病源》、《小品》、《千金方》等都采用了这一学说。

华佗对仲景的《伤寒论》评价很高，他“读而善之曰，此真活人书也”。并认为伤寒病治得愈早愈好，愈迟愈不好。病在皮肤，治以摩膏针灸，或解肌发汗；在肌仍当发汗；如在胸，宜用吐法；在腹或入胃，便当用攻下。这是治伤寒的一般大法。而治法的施用，又与季节气候的变化大有关系，他主张春夏无大吐下（春夏养阳），秋冬无大发汗（秋冬养阴）。发汗的方法又有两个方面，在冬及初春，气候大寒，可用摩膏火灸，以及温热药来发汗；从春末至夏末秋初，气候大热，可用清凉方剂，不宜火灸（所谓“因火为邪，内攻甚力”），吐下的处理，尤当以脉证为凭，若热已入胃而脉快者，为实证，便当急下；若脉朝平夕快，便当少下，另有一种虚烦热证，似伤寒而实非，汗吐下均所当禁，不可妄投。

皇甫谧在《甲乙经》序文里说：“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正是指王叔和所撰的《脉经》卷七中选《伤寒论》诸文编成二十四篇而言，后人竟因此指责王叔和曾编撰《伤寒论》，并搞乱了《伤寒论》，这种说法，不一定符合事实（当然，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三篇，可能是出自王叔和）。但王叔和从辨证、立法、施治的角度，把仲景《伤寒论》提高到为辨治一切疾病的准绳，而不是局限于伤寒病，对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运用，是起了一定促进作用。

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时，深以未得亲见仲景的《伤寒论》为憾，到了晚年撰《千金翼方》的时候，见着仲景《伤寒论》，叹为神功。并收集论中要妙，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方法，单独构成两卷，载于《翼方》卷九里，以广流传。这可以说，是全面研究《伤寒论》现存文献中最早的一部书。孙思邈重视麻、桂、青龙三方的方解，是否受王叔和“风则伤卫，寒则伤营，营卫俱病，骨节烦痛”（见《注解伤寒论》卷一，辨脉法第一）之说而来？尚待研究，而后世成无己、方中行、喻嘉言等的“桂枝治中风，麻黄治伤寒，青龙治中风见寒脉，伤寒见风脉”三纲鼎立之说，实由孙思邈之影响，可无疑义。

唐以前研究《伤寒论》的情况大略如此，虽然宋·林亿等在《伤寒论》序文中曾说：“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其间如葛洪、陶弘景、胡洽、徐之才、孙思邈辈，非不才也，但各自名家，而不能修明之。”可惜葛洪、陶弘景、胡洽、徐之才等研究《伤寒论》的文献已不足征，当然便无从讨论了。

（二）宋代以来的研究

宋人研究《伤寒论》的，就越来越多了。初步估计至少在八十家以上，但其中已多半散佚，不可复见，如高若讷的《伤寒类要》，钱乙的《伤寒指微》等，都是一代名医的名著，尚且不传，其他就可以想见了，惟就现在文献中可得而述的，有如下几家。

成无己，宋聊摄人，后地入于金，故称金人。著《注解伤寒论》十卷和《伤寒明理论》四卷，前者是通注《伤寒论》的第一部书，汪琥说：“成无己注释《伤寒论》，犹王太仆之注《内经》，所难者惟始创耳。”这话是有道理的。成氏注《伤寒论》，基本是以《内经》为依据的。张仲景自己曾撰用《素问》和《九卷》，一般都说仲景《伤寒论》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读了成氏注，完全可以证明这点。例如：“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若被下者，则伤脏气太阳膀胱经也。《内经》曰：‘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尿。’癃者，小便不利也。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内经》曰：‘瞳子高者，太阳不足，戴眼者，太阳已绝。’小便不利，直视失溲，为下后竭津液，损脏气。”两说俱出《素问》，一见《宣明五气论》，一见《三部九候论》。严器之序称：“无己撰述伤寒，义皆前人未经道者，旨在定体分形析证，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释战栗有内外之诊，论烦躁有阴阳之别，谵语郑声，令虚实之灼知，四逆与厥，使浅深之类明云云，其推挹甚至。”

朱肱，字冀中。宋吴兴人，著《南阳活人书》二十卷，仲景南阳人，而活人者本华佗语，其书命名的含义是尊仲景也。他用综合分析的方法治《伤寒论》，颇为世所推崇，其特点是：首先明确《伤寒论》六经，就是足三阴三阳六条经络，他说“治伤寒先须识经络，不识经络，触途冥行，不知邪气之所在，往往病在太阳，反攻少阴；证是厥阴，乃和少阳。寒邪未除，真气受毙”。凡经络受病，各有主证，如“发热恶寒，头项痛，腰脊强，则知病在太阳经也；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则知病在阳明经也；胸胁痛、耳聋、口苦、舌干、往来寒热而呕，则知病在少阳经也”之类。徐灵胎说：“宋人之书能发明《伤寒论》，使人有所执持而易晓，大有功于仲景者，《活人书》为第一……又谓‘诊脉须兼手足，尤今医所未讲也’”。“其书独出机杼，又能全本经文，无一字混入己意。”的确，朱氏持论还是比较客观的。

庞安时，字安常。宋蕲水人，著《伤寒总病论》，专从病因、病机立论。他首先认为伤寒虽有中风、风温、温病、暑病、湿病等的区分，但由于受到冬令寒毒的伤寒是最根本的，他说：“《素问》云：‘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又云：‘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是以严寒冬令，为肃杀之气也，故君子善知摄生者，当严寒之时，周密居室而不犯寒毒。其有奔驰荷重，劳力之人，皆辛苦之徒也，当阳气闭藏，反扰动之，令郁发腠理，津液强渍，为寒所搏，肤腠反密，寒毒与营卫相浑，当是之时，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着而成病矣。其即时成病者，头痛身疼，肌肤热而恶寒，名曰伤寒，其不即时成病，则寒毒藏于肌肤之间，至春夏阳气发生……因春温气而变，名曰温病也。因夏暑气而变，名曰热病也。因八节虚风而变，名曰中风也。因暑湿而变，名曰湿病也，因气运风热相搏而变，名风温也。其病本因冬时中寒，随时有变病之形态耳。故大医通谓之伤寒焉。”安时这一论点，是根据《伤寒例》来发挥的。

其次是着意发明温热病，安时在《上苏子瞻端明辨伤寒论书》中说：“四种温病败坏之候，自王叔和后，鲜有明然详辨者，故医家一例作伤寒，行汗下……天下枉死者过半，信不虚矣。”因为他著的《伤寒总病论》第五卷，基本上是讨论温热病的，其处方多以大量石膏为主，实为后来余师愚治温疫开辟了门径。张耒《伤寒总病论》跋云：“古之良医，皆不预为方，何也？病之来无穷，而方不能尽，使不工者惑其疑似而用之，则害大矣。惟张仲景《伤寒论》，论病处方，纤悉必具，又为之增损进退之法，以预告人。嗟夫，仁人之用心！且非通神造妙者不能为也。庞安常又窃忧其有病证而无方者，续著为论数卷……淮南人谓安常能与伤寒说话，岂不信然哉！”

许叔微，字知可。宋真州（江苏仪征）人。著《伤寒百证歌》五卷、《伤寒发微论》二卷、《伤寒九十论》一卷，他对于《伤寒论》的研究，着重于八纲辨证的发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者之中，认为应以阴阳为纲，阴阳不辨，便无法进一步分析表里寒热虚实。例如：三阳为阳，而阳热之证莫盛于阳明；三阴为阴，而阴寒之证莫盛于少阴。故《伤寒百证歌》云：“发热恶寒发于阳，无热恶寒自阴出，阳盛热多内外热，白虎相当并竹叶；阴盛寒湿脉沉弦，四逆理中最为捷；热邪入胃结成毒，大小承气宜疏泄。”这就指出了阳、热、实的典型病例，是白虎、承气证；阴、寒、虚的典型病例，是四逆、理中证。至于表里的分辨，表证一般都指太阳，所谓“身热恶寒脉又浮，偏宜发汗更何求”。但里证却又有阴阳之别，在阳，专指阳明腑证；在阴，则总赅太、少、厥三阴脏证，许叔微强调八纲辨证的重要性，略如上述，但并不等于他忽视六经分证的意义，与此相反，在他辨证论治体系中，认为六经分证与八纲辨证是不可偏废的，是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在临床之际，必须结合起来，才能辨证正确，施治不误。

汪琥曰，许叔微在《伤寒百证歌》中自序云：“其中间或有仲景无方者，辄取千金等方以编入，其第三十证，则以食积、虚烦、寒痰、脚气似伤寒者，采取朱肱、孙尚之说补入”；又第五十一证发斑歌云：“温毒热病，两者皆至发斑，其注中复采《巢氏病源》论以补入，此皆有裨于仲景者也。”他的《伤寒发微论》，“其首论伤寒七十二证候，次论桂枝汤用赤、白芍药，三论伤寒慎用丸子药，六论伤寒以真气为主，十论桂枝、肉桂，十五论动脉阴阳不同，此皆发明仲景微奥之旨，书名发微，称其实矣。”

许叔微既推崇《伤寒论》的辨证，因而对仲景的施治法则，也有较深的研究，如用黄芪建中汤加当归治伤寒尺中脉迟，小柴胡加生地汤治妇人热入血室，都是通过实践，把《伤寒论》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发展。

郭雍，字子和。宋人，其先祖洛阳人，号白云先生，著《伤寒补亡论》。他研究《伤寒论》，其间有论无方者，既补以庞安时、常器之两家之说，复采《素》《难》《千金》《外台》《活人》等方论，以补仲景之阙略，常器之论著不传，仅散见于郭雍书中，甚足珍惜。雍于《伤寒论》的研究，多于平凡处见其精细。他对厥病的发挥亦为突出。他说：“世之论厥者，皆不达其源，厥者，逆也，凡逆皆为厥。《伤寒论》所论，盖手足厥逆之一证也，凡阴阳正气偏胜而厥者，一寒不复可热，一热不复可寒。伤寒之厥，非本阴阳偏胜，暂为毒气所苦而然”“为毒气并于阴经或阳经所致，于阴阳（正）气偏盛之厥不同”。他还提出，寒厥者固为手足厥冷，“热厥者其手足逆冷或有温时，手足虽逆冷，而手足掌心必暖……手足如炭火炮烙。”并从《素问》中提出理论根据来。“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故阳气胜则足下热，阴气胜则从五指至膝上寒也”。历代医家多以伤寒之厥，无论为寒为热，其证都见手足厥冷，故不以《素问》热厥之理释之，郭雍独倡此说，确有创见。

以上为宋代研究《伤寒论》的名家，虽各有独创，究未衍成学派。惟自此以后，由于师承各别，百家争鸣的局面日益兴盛起来。如：

金·刘河间深究其旨，著为《伤寒直格》（葛雍编），附以镏洪《伤寒心要》为后集，马宗素《伤寒医鉴》为续集，于是河间之书粲然可观矣。《直格》书凡三卷，其上卷则以十干十二支分配脏腑，又四类，九气，五邪，运气有余不足为病，及论七表八里等脉，此医书之统论，与伤寒不相涉也；其中卷则论伤寒六经，表里主疗之法；下卷则自仲景麻黄桂枝汤外，复载益元散、凉膈散、桂苓甘露饮共三十四方，推其意，以仲景论寒热二证不分，其方又过于辛热，是书之作，实为大变仲景之法者也。

元王履，字安道，昆山人，著《医经溯洄集》，他尝以“《伤寒论》中阳明篇无目痛，少阴篇言胸背满不言痛，太阴篇无嗌干，厥阴篇无囊缩，必有脱简，乃取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复者得二百三十八条，复增益之，仍为三百九十七法，因极论内外伤经旨异同，并中风、中暑之辨，撰为此书，凡二十一篇。其间阐发明切者，如‘亢则害，承乃制’及四气所伤皆前人所未及。他若温病热病之分，三阴寒热之辨，以及泻南补北诸论，尤确有所见。又以《素问》云，伤寒为病热，言常不言变，至仲景始分寒热。然义犹未尽，乃备列常与变，作伤寒立法考一篇……然其会通研究，洞见本原，于医道中实能贯彻源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

（三）明以后各流派

从明代方有执侈言《伤寒论》的错简开始，便启后来各个流派之端。而流派中以错简重订、维护旧论、辨证论治诸家为最著，现选其富有代表性者分述如下：

1.错简重订

方有执，字中行，明歙县人。力持错简的观点，的确，在有执以前注《伤寒论》已颇不乏人，却少有提出错简这个问题，正如他所指责的“注家弗置理会”。他认为卷一的《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卷七至卷十的汗吐下可不可诸篇，都是王叔和述仲景之言，附己意以为赞经之辞，譬如易之翼传类也，但篇名已非叔和之旧，而为后人所纷更。《脉法》两篇，虽可羽翼于仲景，但不能列于卷首，应置于篇末，《伤寒例》于义难通，竟削去之。六经诸篇，于太阳篇大加改订，分为“卫中风”“营伤寒”“营卫俱中伤风寒”。有执以为这样安排便基本上恢复了王叔和所撰次仲景《伤寒论》的原貌。其实，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中伤营卫之说，既有王叔和倡之于前，即桂枝汤、麻黄汤、青龙汤之证；又有孙思邈辨之于后。以此作为研究《伤寒论》的一种方法，未尝不可，若谓王叔和撰次的旧观点必然如此，则未免有闵芝庆之讥：“其编次悉更旧本，前者后之，后者前之，诸篇皆有更移，太阳三篇为甚……设使人各一见以自高，何时复出仲景而始定。”有执竭二十余年之力，寻求端绪，排比成编，一一推崇仲景之意为之考订，著成《条辨》，是有一定见解和成就的，但独崇仲景为圣人，攻击王叔和、成无己不遗余力，又未免失之偏激耳。

喻昌，字嘉言，明末清初之江西南昌人。研究《伤寒论》自王叔和以下都有微词，独于方有执大加赞赏。他说：“万历间，方有执著《伤寒条辨》，始先即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经之旨，然未免失之过激，不若‘爱礼存羊’，取而驳正之，是非既定，功罪自明也，其于太阳三篇，改叔和之旧，以风寒之伤营卫者分属，卓识超越前人。”且方有执认为《伤寒论》以六经辨证，“有纲有目，经为纲，变为目，六经皆然。”喻嘉言从而和之，亦大倡纲目之说，略谓四时外感，“以冬月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中，又以太阳一经为大纲；而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谓为三纲鼎立，他认为：《伤寒论条辨》不达立言之旨者尚多，于是重订此书——《尚论篇》。然而，持错简之说者自方有执倡于前，喻嘉言继之于后，于是此风大倡，和者竞起，如张璐、黄元御、吴仪洛、周扬俊、程应旄、章楠等，都是以错简言《伤寒论》的代表人物。

张璐，字路玉，清长州人。研究《伤寒论》三十多年，著有《伤寒缵论》《伤寒绪论》。以喻嘉言说为主要依据。他说：“至于释义，则嘉言独开生面，裁取倍于诸家，读者毋以拾唾前人为诮。”但他对于喻嘉言的伤寒温热不分，又大持异议。他不仅以“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这是温病，而非伤寒，即如黄芩汤、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黄连阿胶汤诸条的证治，亦应该是属于温病的范畴。从而启发了王孟英、柳宝诒伏气温病之说。至于三纲鼎立，他认为是大关钥，而于《太阳篇》中“辨风寒营卫甚严，不敢谩次一条”，故谓“缵者，祖仲景之文，绪者，理诸家之纷纭而清出之，以翼仲景之法”。

程应旄，字郊倩，清新安人。著《伤寒论后条辨》，以明·方有执撰有《伤寒论条辨》，故以后字别之。“是编揭仲景之本旨，辟叔和之伪例，即从《伤寒论》‘论’字上辨起，其要归括于四言，曰：仲景非是教人依吾论去医伤寒，是教人依吾论去辨伤寒；非单单教人从伤寒上去辨，乃教人合杂病上去辨也。”本此发挥，可谓切中肯綮。昔人有言，“仲景之书一字不同，则治隔霄壤，岂可草草看过。”

周扬俊，字禹载，清吴门人。著有《伤寒论三注》，扬俊在凡例中说：“是书论伤寒则以风寒为重，其间春温、夏热、火劫、并病、合病、脏结、结胸、痞证、痉湿暍、痰病、宿食、动气、霍乱、差后、诸复及阴阳易等，别出别篇于后，令读之者不但伤寒易明，且使杂证无混。”并谓：“方中行之注，析理自精，喻嘉言之文，引悟靡竟，于是晦明风雨，寤歌千百而不置，始能疑而后悟，遂出所见，以补两注所未逮。”

2.维护旧论

治《伤寒论》持错简一派的医家，几无不驳斥王叔和，讥议成无己。但是，与此相反，尊奉王叔和，赞成成无己的，亦大有人在。这就是所谓“维护旧论”的一派。“尊王赞成”的中心思想，认为王叔和不仅没有乱于仲景，而且把仲景学说较完整地流传下来了，实为仲景的大功臣。成无己不仅没有曲解仲景之说，而且引经析义，实为诸注家所不及。因此，所流传的旧本《伤寒论》，不能随便去取，任意改订，才能保持它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持此最力的首推张卿子、张志聪、张锡驹、陈修园诸家。

张锡驹，字令韶，清钱塘人。与张志聪同时师事明张遂辰（卿子），曾有钱塘二张之称，首先由于师门的影响，仍然认为《伤寒论》是“章节井井，前后照应，脉络贯通，无有遗漏，是医中诸书之《论（语）》、《孟（子）》也。”因此，他著《伤寒论直解》，除削去《伤寒例》，移《痉湿暍》于《易复》篇后外，余则悉依旧论次第，并基本“依隐庵（张志聪）《集注》之分章节”，而为章节段落，起止照应，不过他更突出地谓《伤寒论》是治百病的全书，不仅仅为论治伤寒。他说：“夫此书之旨，非特论伤寒也，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无不悉具。岂特六淫之邪而已，内而脏腑，外而形身，以及气血之生始，经俞之会通，神机之出入，阴阳之变易，六气之循环，五运之生制，上下之交合，水火之相济，实者泻之，虚者补之，寒者温之，热者清之，详悉明备，至矣尽矣。”

以六气论伤寒，张志聪倡之于前，他认为《伤寒论》为外感之专书，其经旨在于阐发六气之为病，因而他说，人体三阴三阳之气，与在天之风、寒、暑、湿、燥、火之气是相应的，“天有此六气，人亦有此六气，与天同体者也。”黄元御亦认为“立六经以治伤寒，从六气也”，如言六经而不及六气，则无从辨识经脉为病的性质，亦无法因其病变以祛邪。他们这一主张，对六气、六经和脏腑关系的病机理论有很大的发展。陈修园也说：“惟张隐庵、张令韶二家，俱从原文注释，虽有矫枉过正处，而阐发五运六气、阴阳交会之理，恰与仲景自序撰用《素问》《九卷》《阴阳大论》之旨吻合，余最佩服。”

这就是说：书虽以伤寒名，而脏腑经络，营卫气血，阴阳水火，寒热虚实之理，无不具备，只要神而明之，便千般疢难，如指诸掌，这一点，是读《伤寒论》需要融会贯通的。

陈念祖，字修园，清长乐县人。他是继钱塘二张，反对坚持错简之论的，著有《伤寒论浅注》，但是他用于《伤寒论》的功夫，不在于《浅注》，而在于他晚年所著的《伤寒医诀串解》六卷，颇能融会贯通，得其要旨，念祖固为维护旧论之健将，而其对于伤寒论理论之运用，采用分经审证一法，亦最具有现实意义。

以太阳病为例，他分别经、腑、变三证。经证以头痛、项强、发热、恶寒为典型症状，但又有虚实之分，脉缓、自汗、恶风为虚邪，宜桂枝汤，脉浮紧、无汗为实邪，宜麻黄汤。腑证，由表邪不解，循经而入膀胱者，有蓄水和蓄血的不同，蓄水证宜五苓散，蓄血证宜桃核承气汤。变证多由汗下失宜而来，有从阴从阳之异，凡汗下太过伤正，而虚其阳，阳虚则从少阴阴化，下利厥冷之四逆汤证，汗漏不止之桂枝加附子汤证属之；若汗下失宜，热炽而伤其阴，阴伤则从阳明阳化，热结在里之白虎加人参汤证，下之里和而表自解之承气汤证多属之……。如此分经审证，非深得仲景六经六气之旨，不能道其中只字。念祖说：“修园老矣，敢谓于此道三折肱。”此实经验之谈，因此说，陈修园的维护旧论，并非食古不化者。

3.辨证论治

仲景《伤寒论》，是辨证论治的大经大法，因而有些治《伤寒论》的学者，且不论哪些为仲景原著，哪些为叔和纂集，只要有利于辨证论治的运用，其真其伪就不是主要的问题了。主张这一派的学者，世称他们为“辨证学派”。这一派又有三种不同的主张，有从方证立论的，以慈溪柯韵伯、吴江徐大椿为代表。有从治法立论的，以虞山钱虚白、长州尤在泾为代表。有从分经审证立论的，以长乐陈修园、泾县包兴言为代表。分述如次：

（1）以方类证：

柯琴，字韵伯。清浙江慈溪人。著《伤寒来苏集》，他认为《伤寒论》一书，自经王叔和编次后，仲景原著不复可见，虽于章次有所混淆，离仲景面目还不甚远。但经方中行（有执）、喻嘉言各为更定，便距仲景原旨更加遥远了。因此，他对“三百九十七法”“伤营伤卫”“三纲鼎立”诸说，均持反对意见。他说：“三百九十七法之言，既不见于仲景之序文，又不见于叔和之序例，林氏倡于前，成氏程氏和于后，其不足取信，王安道已辨之矣……独怪大青龙汤，仲景为伤寒中风，无汗而兼烦躁者设，即加味麻黄汤耳。而谓其伤寒见风，又谓之伤风见寒，因以麻黄汤主寒伤营，治营病而卫不病。桂枝汤主风伤卫，治卫病而营不病。大青龙汤主风寒两伤营卫，治营卫俱病，三方割据，瓜分太阳之主寒多风少，风多寒少……曲成三纲鼎立之说……此郑声所谓乱雅乐也。”

他认定论中广泛存在着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等，必然它是以辨证为主的，要想把《伤寒论》的理论运用于临床，最实际的就在于弄清楚仲景辨证的思想方法。因此，他主张不必孜孜于考订仲景旧论的编次，最重要的是把仲景辨证的心法阐发出来。例如：太阳篇他汇列了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大青龙汤、五苓散、十枣汤、陷胸汤、泻心汤、抵当汤、火逆、痉湿暍等十一证类。如栀子豉汤、瓜蒂散、白虎汤、茵陈汤、承气汤等证，便列入阳明篇。柴胡汤、建中汤、黄连汤、黄芩汤四证，列入少阳篇。三物白散证列入太阴篇。麻黄附子汤、附子汤、真武汤、桃花汤、四逆汤、吴茱萸汤、白通汤、黄连阿胶汤、猪苓汤、猪肤汤、四逆散等列入少阴篇。乌梅丸、白头翁汤、厥热利、复脉汤、诸寒热等证，列入厥阴篇。这就是他以证为主，汇集六经诸论，各以类从的方法，他这样证以方名，方随证附，对于临床来说，是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的，惟其对于条文作了过多的删削和修改，不免渗入许多主观意见，颇为人病，故任应秋氏说：“我们选读《伤寒来苏集》，应取他的《论翼》——疏发大义，可以解决在学习中所遇到的困难。”

徐大椿，字灵胎，晚号洄溪，江苏吴县人。他据王叔和《伤寒例》“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之说，认为《伤寒论》在晋代时已无成书，王叔和所搜集到的，并非完书，所以六经诸篇，往往语无伦次，阳经中多阴经治法，阴经中多阳经治法，极其参错不一。可怪的是：“后人各生议论，每成一书，必前后更易数条，互相訾议，各是其说，愈更愈乱，终无定论。不知此书非仲景依经立方之书，乃救误之书也。其自序云‘伤横夭之莫救’，所以‘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盖因误治之后，变证错杂，必无循经现证之理，当时著书，亦不过随证立方，本无一定之次序也。”

所以，他不类经而类方。认为：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只要掌握了一定的方法，任随病的千变万化，亦能应用不爽。于是他把一百一十三方分作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柴胡汤、栀子汤、承气汤、泻心汤、白虎汤、五苓散、四逆汤、理中汤、杂方等十二类，每一类先定主方，主方之后，随即列入同类诸方，如桂枝加附子、桂枝加桂等十八方，统列入桂枝汤类。麻杏石甘汤、大小青龙等五方，列入麻黄汤类，每一方后都列入该方主治证候的经文。其他汤类，亦莫不如此，徐氏认为：难不在于各个主方的类分，而在于对同类加减诸方随证变化的深刻理解。正如他所说：“其方之精思妙用，又复一一注明，条分而缕析之，随以论中用此方之证，列于方后，而更发明其所以然之故，使读者于病情药性，一目显然。不论从何经来，从何经去，而见证施治，与仲景之意，无不吻合。”

必须指出：徐灵胎与柯韵伯都是以方类证的，他们的不同点是：韵伯证从经分，以方名证；灵胎据方分证，方不分经，这两种方法，对于临床来说，都有实际意义。

（2）按法类经：

钱虚白（从略）。尤怡，字在泾。清长州人。踵钱虚白之后而从治法立论者。尤氏著《伤寒贯珠集》八卷。诚如唐笠三所说：“喻氏之书，脍炙人口者，以其繁简得宜，通乎众耳。然以尤在泾先生《贯珠集》较之，则又径庭矣。即如首篇云：‘寒之浅者，仅伤于卫；风之甚者，并及于营；卫之实者，风亦难泄；卫之虚者，寒亦不固。但当分病症之有汗无汗，以严麻黄、桂枝之辨，不必执营卫之孰虚孰实，以证伤寒中风之殊。’立为正治法、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明辨法、杂治法等。仲景著书之旨，如雪亮月明，令人一目了然，古来未有。”

尤怡与钱潢（虚白）均强调仲景的立法，但钱潢未脱方、喻的窠臼，论法亦细而无准；尤在泾则超脱方、喻之外，不以风伤卫、寒伤营印定眼目，而提纲挈领，辨明大法，千头万绪，总归一贯，任应秋氏亦盛赞此书义精文洁，较喻、柯、张、陈诸注，实过之无不及。虽不尽如理想，却是一种较好的参考读物。

（3）分经审证：

以陈修园为代表，已见前，不赘。包诚，字兴言，清泾县人。诚少游山左，从张宛邻学医，宛邻令校雠黄氏诸书，因读黄元御《伤寒悬解》一书，见其“于原文一百一十三方，分别六经，剖析贯串，一一厘正，注明本病、经病、腑病、脏病、坏病及传腑传脏，入阳入阴，纲举目张，各归各门……惟其文奥义精，最难记诵，因作《伤寒审证表》一卷”。将太阳经分作本病中风、本病伤寒、兼病、阳盛入腑、阴盛于脏、坏病、不治病七类；阳明经分作腑病连经、腑病、虚证、不治病四类；少阳经分作经病、本病、入阳明病、入三阴病、坏病五类；太阴病分作脏病连经、脏病两类；少阴、厥阴均分作脏病连经、脏病、不治病三类。钩玄提要，证候提要，只从经、腑、脏的传变分辨，不复蹈黄元御三纲鼎立窠臼。

当代伤寒学派，大别之有两派：一是受国内重订错简、维护旧论两派的影响，二是受日本伤寒学家的影响。目前兼采国内外伤寒家之长的趋势正在发展。长安黄竹斋先生是当代有代表性的五位伤寒家之一。其他四家是：四川邛州郑钦安、江苏江阴曹颖甫、江苏武进恽铁樵、江苏川沙陆渊雷。黄老早在1914年就“尝取《伤寒论》《金匮要略》合为一帙……撰陈《伤寒杂病论新释》十六卷。嗣后又纂辑百余注家之精华，撰成《伤寒杂病论集注》”。谢利恒先生称赞说：“此书据生理之新说，释六经之病源，贯穿中西，精纯渊博，可谓集伤寒学说之大成，诚医林之鸿宝也。”（《中国医学大辞典》）

近人研究《伤寒论》对六经提纲的商榷：

《伤寒论》的“太阳”原寓有《素问》所称的“巨阳”之意。《素问·热论》说：“巨阳者，诸阳之属也，其脉连于风府，故为诸阳主气也。”《素问·评热病论》又说：“巨阳主气，故先受邪。”可见，外感之邪常先犯太阳。故仲景《伤寒论》中所称的太阳病可出现于伤寒、中风、温病、风温、中热（暍）、湿病、痉病等。根据《素问·热论》所载“伤寒一日，巨阳受之”，其主证是“头项痛，腰脊强”，虽然这里未提发热，但其前提《内经》早已说明“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则知发热是太阳病的重要主症，这对于上述各种病证都是必具的。而太阳病“提纲”不言发热，其纲领性与概括性似嫌不足，但在宋本第三条已补出，仍然可以类推。

阳明之为病“胃家实”一词，历代注家各有不同解释，成无己以为是邪传入胃，热毒留结的病证；喻嘉言则以为胃家实仅为阳明归腑的总称，并提出“阳明病其胃不实者多矣，于义安取乎”的疑问。古代部分医家虽有“实则阳明，虚则太阴”之说，但事实上阳明岂无虚证，如阳明中寒不能食是由于“胃中虚冷”所致。可见“胃家实”三字难以概括整个阳明病。

“往来寒热”“胸胁苦满”无疑是少阳的主证。而“提纲”所载“口苦、咽干、目眩”等，乃是少阳邪热循经上扰而表现于苗窍的症状。《素问·热论》说“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甲乙经》说“胆者，中精之府……咽为之使”，又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因此，少阳受邪而见“口苦、咽干、目眩”及耳聋等苗窍之症，这些只能说是少阳病的纲中之“目”。正如《伤寒论今释》所说“本条少阳指提纲，则举其近似之细者，遗其正证之大者”。

清·吴谦说：“太阴湿土，纯阴之藏也，故病一入太阴，则邪从阴化者多，从阳化者少。”但若从太阳篇条文分析，脾家湿热实证显然是存在的。如“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系在太阴，太阴身当发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这不正是太阴湿土之邪无从下泄，郁蒸而成湿热发黄？故喻嘉言释为“太阴脉见浮缓，其湿热交盛，势必蒸身为黄，若小便自利者，湿热从水道暗泄，不能发黄也”，这是“提纲”中没有的。

《伤寒论》少阴病原文载有如下几种重要证据，即：一为寒盛阳微证；二为热灼阴伤证；三为土燥水干证。却都不见于“提纲”。而提纲中的“但欲寐”，不尽与少阴虚热证“心中烦，不得卧”的见证相同，即使在少阴虚寒证中也并非都是必具之证。至于脉象，少阴篇有脉沉数、脉紧、脉不至、脉浮、脉微欲绝、无脉、脉微等等，也绝非微细二字可以概括。据此分析“脉微细，但欲寐”，只能是少阴虚寒证的部分脉证而已。

至于“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能食，食则吐蚘，下之利不止”这一条，若视之为厥阴病的“提纲”，也是有问题的。仲景指出：“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他在厥阴篇中所及的厥证，包括有血虚受寒所致的“手足厥寒，脉细欲绝”的当归四逆汤证；“前热者后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的热厥；还有脏厥、蚘厥，乃至其他各种厥证。而这些证候，在厥阴提纲条文中没有纲领性揭示。诸如上热下寒的寒热错杂证，厥热胜复的阴阳消长证等，内容极为复杂，远远超出该条“提纲”所列的证候。因而，以此条作为厥阴病的“提纲”，历代许多医家早已置疑。可见“六经提纲”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尤在泾在《伤寒贯珠集·太阳正治法》中说：“阳明条下无口干恶热之文；少阳条中无往来寒热之目；少阴欲寐仅举一端；太阴、厥阴多言脏病。”因为主张“当参合他条，毋徒执一”，尤氏之论，充分说明了《伤寒论》六经中的某些重要证候没有列入“提纲”之实，如果因其言而害其意的话，则毋宁摒其名而求其实。惟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探索仲景伤寒学说的真谛。（参严世芸说）

总之，伤寒学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伤寒论》辨证论治的原则，竟由外感伤寒之辨证，渐次发展到对内伤杂病的辨证，于辨证论治学说有很大的提高。今天我们研究《伤寒论》，也要深入到具体的科学领域，不能只停留在前人的认识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