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革命的引路人路易·艾黎

乔治就是在这次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学习中，结识了路易·艾黎。

史沫特莱介绍学习小组人员时说：“我们的组长——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任职于英租界工部局”。乔治与路易·艾黎初次见面，相互就很有好感。当时乔治24岁，艾黎37岁；他们两人，都在中国与中国人民一起并肩战斗终生。乔治在中国战斗了55年，艾黎在中国战斗了60年。半个多世纪以来，乔治常对人说，艾黎是指引他走向革命的引路人；他与艾黎之间诚挚的友谊，远远超过了血缘的感情。

图2-4　路易·艾黎

他们相识之后，艾黎到乔治的诊所来，乔治也到位于一马路艾黎工作的工部局大楼去，两人的上班地点，相隔100米左右。为便于交流，两人常在一起午餐。

一次午餐后，艾黎让乔治开车，两人要到艾黎初来中国时所工作过的虹口救火会去看一看。英租界的虹口救火会在吴淞路（现在的吴淞路560号），是一座有高耸望火塔的英式建筑，大门前还停有两部英式救火车待命，大门口的救火队员都认识艾黎，一看老队长来啦，迎上前来招呼问候。

艾黎要了一顶救火队员戴的红色头盔，扣在乔治的大脑袋上，让他试戴一下。

乔治惊呼：“天啊，好重！”

乔治用双手将红色头盔摘下来看，原来救火队员戴的是笨重的钢铁帽子。

乔治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既伸给艾黎，也伸给其他救火队员，称赞说：“了不起，戴着这么重的钢铁帽子冲进火场，上海所有的人都要感谢你们！”

当年，艾黎来到陌生的上海，首先要找活干。找到租界工部局，人家看他如此高大健壮，就问：“你当过兵吗？”他回答：“我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人家就指点他：“到虹口救火会去吧。”由于救火会招消防队员时看重受过军训的人员，艾黎当过远征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会讲英语，还是高个子健壮的洋人，不仅招他进了虹口救火会，还让艾黎上班第一天就当上了消防处的小队长。他告诉乔治：“第一次值夜班，就赶上5起火警。救火回来，我刚脱下衣服，跨入浴缸，另一起火警的钟声又响起来。”

艾黎说：“在战场打仗涉及生命，救火也涉及生命，是要负责任的。在救火会，我表现得很尽责，10个月后，我就升任消防处队长级别的督察。工作是检查辖区工厂消防设施。我发现在工作中可以如我所愿，检查所有的工厂，这包括直接接触工人群众，查访开设在拥挤、发臭的陋巷里的工厂和车间，这是我喜欢干的事儿。为此，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学普通话和上海话！绝大多数消防官员不理解我，不喜欢我做的事。但是，租界许多工厂需要工部局管，没有比我更熟悉这些工厂情况的人了，加上我又会普通话和上海本地话，1932年，我担任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业科首席工厂视察员。”

艾黎的话感染了乔治。于是，乔治问起艾黎为什么来中国，怎么来的。

艾黎告诉乔治，他出生于新西兰，父亲是中学校长。1916年，19岁的艾黎参军，被编入新西兰第二远征军，赴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场上，艾黎首次近距离地接触了中国人，与由中国山东农民组成的劳工军团共同参加了发生在比利时的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中国华工兵团负责挖战壕、排除地雷、抢运伤员和尸体，按照英军总部的规定，英军及新西兰远征军的官兵是不准与中国劳工兵团人员接触的。艾黎不管这些规定，在一次换防轮休期间，艾黎甚至和在战场认识的两名中国华工兵团军人一起走进了酒吧喝酒，两个中国军人争着付酒饭账单。战后回国了，他和一位伙伴在荒山上建起了牧场，6年的艰苦劳作，使他具备了非凡的耐力。1926年，首都惠灵顿及澳大利亚的报纸都报道中国南部发生了革命，这年，艾黎经常能从当地报纸上读到关于中国的消息。当时，北伐军正在北上，引起了帝国主义势力的恐慌。他对家人和朋友宣布说：“我决定到中国去——那是一个被革命震撼的国家。”他下了决心，把经营了6年的牧场留给了合伙人，先乘船到了澳大利亚打工两个月，当船费攒够后，他便买船票搭乘海轮来中国。来中国那年他30岁。4月12日，就在他还在海上颠簸的时候，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爆发了。国民党反动势力与上海青帮联手镇压革命，租界也血流成河。4月21日，他抵达上海。艾黎说：“我原来打算一年半载后就离开，为此，我办了为期6个月的中国签证。谁也没想到，现在7年过去了，我准备此生留在中国了。”

乔治问艾黎：“为什么？”

艾黎平静地回答：“我要参与改变中国这个苦难社会的工作。从朋友借给我的《资本论》中受到启发，我已得出结论，旧的制度必须推翻，我将永远尽力帮助把它推翻。”乔治听了，心里很不平静，对艾黎说：“所以，我要参加您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跟您一起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