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本草典籍

中原历史上是华夏民族繁衍生息的宝地，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也是历史上中国建都朝代最多、建都历史最长、古都数量最多的地区。先后有20多个朝代，300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中国有历史记载或考古证据表明较长时间的主要政权的八大古都中，中原地区占据洛阳、开封、安阳、郑州四个。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孕育、形成、发展，根植于中原沃土之上。

一、中原是中药起源的主场

华夏文明指华夏族（汉族前身）所创造的文明。“华夏”一般作为中国的代称。依据中国历史大系表顺序和古籍记载，华夏文明经历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轩辕氏）、尧、舜、禹等时代。相传在大约五千年前，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流域中下游一带的华山与夏水之间分布着许多部落，比较重要的有后来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等。华夏的祖先黄帝和炎帝在中原为争夺部落联盟首领而爆发了阪泉之战，炎帝部落战败，并入黄帝部落，炎黄联盟初具雏形。华夏部落从而占据了中原，开始创造华夏文明。

五千年前的华夏先民，在古中原大地上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作为文明的一部分，药物知识也随之萌芽、发展、成形。成书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地理志怪奇书《山海经》就已经收载中药120余种，所载药物大多只治一种疾病，少数有治两种病者，这种认识程度符合早期人类对药物作用认识初级阶段的特征。龚胜生等对《山海经》收载药物的产地研究发现，“植物类药物的分布，主要分布于秦岭、豫西、陇西山地和山东半岛。其中，秦岭山地多草类药物；陇西山地、祁连山和山东半岛木类药物较多；豫西山地草类、木类药物分布均较多。动物类药物的分布，主要分布于秦岭山地、豫西山地、燕山山地、南粤山地，阴山、太行山、贺兰山及山东半岛也有分布。其中，秦岭山地多鸟、兽类药物；豫西山地鸟类、兽类、水族类药物均较多；南粤山地多兽类、水族类药物；燕山山地多鸟类、水族类药物，阴山、太行山多鸟类药物；贺兰山及山东半岛多水族类药物。矿物类药物的分布，主要分布于秦岭、豫西和南粤山地。各类药物在秦岭山区、豫西山地分布均较多。”古中原是华夏先民的主要繁衍生息之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的先民，首先认识其所处环境的药物，是情理之中。因此，古中原大地，是中药起源的主要场所。

《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它系统总结了两汉之前（公元2世纪以前）我国药学发展的成就，奠定了中药学理论体系，其作者虽已失考，但所载录的365种药物，至今仍有大部分应用于临床。其所建立的理论体系，仍指导当今中药的应用。《神农本草经》药物产地，按州划分，豫州产者23种，加南阳郡（古属荆州，今属河南）11种，位居第二，按照“中原，河南为主，包括相邻的山东、河北、陕西、山西”（马继兴《中医文献学》），则中原当为《神农本草经》药物的第一大产地。王家葵研究认为：“《本草经》药物产地基本围绕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两个中心四方辐射。”

《名医别录》是现存最早的《神农本草经》补注本。它不仅对《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的药性主治进行了补充，还新增了许多药物。马继兴先生对《名医别录》收载地名与现代地名进行比较，所载257个药物产地涉及我国23个省份，2个国家，1个区域，其中河南、山东并列第一。按照“中原，河南为主，包括相邻的山东、河北、陕西、山西”，也支持古中原是中药的主要发祥地这一观点。

综上所述，古代中原是中华民族祖先主要的繁衍生息之地，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古代先民在这一区域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也在此发现药物，通过长期应用使之发扬光大，形成药物学专著。

二、承前启后，成就本草发展历史高峰

（一）苏敬主编的《新修本草》是第一部官修本草

唐代《新修本草》的历史地位、知名度在中医药学领域几乎人尽皆知。但对《新修本草》的主要编著者苏敬，可能知之者有限。苏敬（599—674年），河南淮阳人，任朝议郎行右监门府长史骑都尉，主司门禁出入事。苏敬虽非医官，但却深谙医学。他对医药非常感兴趣，发现当时被医家奉为圭臬的《本草经集注》有不少纰漏，比如铅、锡莫辨，橙、柚不分，加之该书成书于南北朝时期，随着人们对医药学认识的逐步深入，医药知识不断积累，到了唐代，新发现的药物品种逐渐增加，本草学内容也亟待重新整理。鉴于当时临床用药的需要，唐显庆二年（657年），苏敬等上疏朝廷请求编修新的本草。唐高宗准允，下诏指派长孙无忌、李勣、许敬宗、李淳风、孔志约、蒋季琬、许弘、许弘直、曹孝俭等22人编修，苏敬负责主纂。主持编撰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正式颁布的本草《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

显庆四年（659年）《新修本草》编成，由政府颁布，列为医学生必修科目。《新修本草》本草20卷，目录1卷；药图25卷，目录1卷；图经7卷，全书共54卷，共收集药物800余种。成书不久即流传朝鲜、日本等国家，也成为这些国家医生学习的指定书目。《新修本草》流传300多年而不衰，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颁行的药学专著。在西方，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药典颁行于1498年；著名的纽伦堡药典颁行于1535年；俄国的第一部药典颁行于1778年。以上西方药典均比唐代官修《新修本草》晚8个世纪以上。在本草发展史上，《新修本草》前承《本草经集注》，后启宋代官修本草，是中国药学、世界药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巅峰。

（二）北宋是官修本草的鼎盛朝代

北宋（960—1127年），定都河南开封，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繁荣的朝代之一。宋代延续了唐代政府组织编修本草的形式，而且在数量上达到历史空前的程度。

1.　《开宝本草》　宋开宝六年（973年）由政府组织医官刘翰、道士马志等9人以《新修本草》为蓝本编撰《开宝新详定本草》，又称《详定本草》。“御制序，镂版于国子监”，是我国已知的第一部由政府版刻颁行的本草。开宝七年（974年），因《详定本草》“所释药物，或有未允”，遂又命重新校定。内容颇有增损，与前书的区别点为“凡神农所说，以白字别之，名医所传，即以墨字，并目录共二十一卷”。是首创用白字黑字代替朱墨分书的一部本草。名之曰《开宝新详定本草》。《开宝本草》全书20卷，增收药品134种，载药达984种。其中属于前代本草未收载的药品30余种。这是北宋初期对我国本草知识进行的第一次整理、总结。本书在体例上做出一些新的规定，以适应本草典籍由传写向版刻的变革，为保存古本草的原貌做出了重大贡献。

2.《嘉祐补注神农本草》　简称《嘉祐本草》，又称《补注神农本草》。嘉祐二年（1057年）集贤院成立校正医书局，奉诏校正本草。主事者为掌禹锡等。《嘉祐本草》“以《开宝本草》及诸家参校，采拾遗佚，判定新旧”，于嘉祐五年（1060年）成书，全书21卷，收药1082种。本书在沿袭《新修本草》《开宝本草》旧例基础上，补充大量药物资料，引用文献50余种，其中本草文献16种。忠实保留古本草旨意，为后世研究古本草发展及辑佚古本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献价值甚高。

3.《本草图经》　又称《嘉祐图经本草》或《图经本草》。在编修《嘉祐本草》约1年后，掌禹锡等奏请朝廷，仿照唐代旧历，另撰图经。获得朝廷批准。于是仿效唐代，下诏全国，征集药图与药材标本资料、药材样品，送至汴京校正医书局。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二次全国规模的药物普查。苏颂奉命整理编撰，于嘉祐六年（1061年）成书。《本草图经》是我国药学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编绘的版刻药物图谱。全书收集药物780种，其中新增民间药物103种（草类75种，木蔓类25种，石类3种），并在635种药名下绘图933幅。本书所绘药图形态逼真，文字描述精当。对药物的产地、药用部位、形态性状、采收季节、炮制方法、药性、主治应用、单验方等内容考释详尽，条理分明。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学术价值。

北宋一朝在其存续的160多年时间里，先后编修本草3部，本草图谱1部，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中原文化繁荣的缩影，是宋代文化发达的缩影。

（三）成就宋代本草巅峰之作——《证类本草》

在本草发展史上，习惯上将《证类本草》作为宋代代表性本草。《证类本草》的存在使得宋代官修本草《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黯然无光。

《证类本草》全名《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是宋代四川名医唐慎微编著的本草著作。唐慎微将《嘉祐本草》《本草图经》有机融合，又增加了自己广泛收集的包括经史子集、佛书道藏的药物知识以及新增的药物汇集而成。

《证类本草》初稿完成于元丰五年（1082年），初刊于大观二年（1108年）。收载药物1746种，其中唐慎微本人新增药物8种，续添前代本草遗余药物528种。收载药物种类反映了宋及其以前的本草知识全貌。《证类本草》通过收载《嘉祐本草》，使《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新修本草》《开宝本草》等本草著作及其所收载的本草文献得以完整保留下来。通过唐慎微广收博采，补充了医药书籍以外的药物知识，因此，使它成为宋及其以前本草文献集大成者。《证类本草》继承了《嘉祐本草》的编撰体例和全部内容，为了融合《本草图经》和自己新增的内容，在体例上又有所完善和发展，使陶弘景所创立的本草编撰体系，在《证类本草》达到极致。总之，《证类本草》以其丰富的内容，严谨的体例，成为古代本草的巅峰之作。

《证类本草》问世，改变了北宋《嘉祐本草》《本草图经》不兼有的现状。更重要的是，《证类本草》全面继承了宋代《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的内容。若论内容，宋代官修《嘉祐本草》《本草图经》占据《证类本草》三分之二的内容，唐慎微补充了三分之一；若论体例，《嘉祐本草》是古本草编撰体例集大成者，唐慎微只是有所补充。由于完整保留了《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的内容，《证类本草》理所当然地取代了《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的地位。但《证类本草》不是《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的终结者，而是宋代以《嘉祐本草》《本草图经》为代表的官修本草的传承者。从而也使《嘉祐本草》《本草图经》成为宋以前极少数得以完整流传的本草著作。

政和年间宋徽宗命曹孝忠等7人校勘《证类本草》并于政和六年（1116年）完成，名之曰《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这是《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作为私人修订本草转变为官修本草的华丽转身。这一事实表明，北宋政府对《证类本草》的接受和认可。因为《证类本草》本身包括北宋《嘉祐本草》《本草图经》，这也是北宋政府接受《证类本草》的胸怀和底气所在。

三、百花齐放，多部专题本草专著问世

在中原大地上，不仅有反映一定时期药学成就的多部主流本草专著，也有不同历史时期专题性本草著作。这些专题本草著作代表了本草发展的分化、深化，使本草大观园异彩纷呈。

（一）现存最早的食疗专著《食疗本草》

《食疗本草》作者孟诜（621—713年），河南汝州人，唐代著名医药学家。中医食疗学鼻祖，开创御赐中医食疗养生堂号——孟余堂。年轻时好方术，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师事名医孙思邈，是孙思邈的真传弟子，又是与孙思邈齐名的唐代四大名医。武则天时期，曾任凤阁舍人、台州司马、同州刺史等职。神龙初（约705年）致仕。

《食疗本草》3卷，孟诜撰，张鼎增补改编。约成书于唐开元年间（713—741年）。一般认为此书前身为孟诜的《补养方》，张鼎补充了89种食疗品，又加按语（冠以“谨按”），编为本书。共载文227条，涉及260种食疗品。诸品名下，注明药性（温、平、寒、冷），不载其味。正文述功效、禁忌及单方，间或论及形态、修治、产地等。首载菠薐、胡荽、莙荙、鳜鱼等食蔬。尤以动物脏器疗法与藻菌类食疗作用之记载引人注目。所录食疗经验多切实际，药物来源广泛，充分顾及食品毒性宜忌及地区性，为唐代较系统全面之食疗专著。原书早佚，敦煌曾有残卷出土，近代有辑佚本。

（二）亦药亦食的本草专著——《救荒本草》

《救荒本草》作者朱橚（1361—1425年），祖籍南直隶应天府上元县，明朝宗室，医学家，明代第一任周王，明太祖第五子。洪武十四年（1381年）就藩开封。朱橚生活于河南，安葬于河南。朱橚博学多识，涉猎广泛，尤其认可医药济世的思想。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年底，朱橚经流放后回到开封。他利用自己特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在开封组织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如刘醇、滕硕、李恒、瞿佑等，作为研究工作的骨干；召集了一些技法高明的画工和其他方面的辅助人员，组成一个集体。大量收集各种图书资料，打下了“开封周邸图书甲他藩”的坚实基础。又设立了专门的植物园，种植从民间调查得知的各种野生可食植物，进行观察实验。永乐四年（1406年）《救荒本草》一书刻于开封。

《救荒本草》是一部以食用性为主，兼顾药用性的地方植物学专著。全书分上、下两卷。记载植物414种，每种都配有精美的木刻插图。其中出自历代本草的有138种，新增276种。分为：草类245种、木类80种、米谷类20种、果类23种、菜类46种，按部编目。同时又按可食部位在各部之下进一步分为叶可食、根可食、实可食等。计有：叶可食237种、实可食61种、叶及实皆可食43种、根可食28种、根叶可食16种、根及实皆可食五种、根笋可食三种、根及花可食二种、花可食五种、花叶可食五种、花叶及实皆可食二种、叶皮及实皆可食二种、茎可食三种、笋可食一种、笋及实皆可食一种。其中草本野生谷物，归入种实可食部的稗子、薏苡仁、莠草子、野黍、燕麦等都是禾本科植物；米谷部的野豌豆、山扁豆、胡豆、蚕豆、山绿豆都是豆科植物。同类排在一起，既方便识别，也反映了它们之间有相近的亲缘关系。

《救荒本草》记载的植物，除开封本地及河南中部新郑、新密、禹州、登封一带的食用植物外，还有接近河南北部、山西南部太行山等地的植物。在这些植物中，除米谷、豆类、瓜果、蔬菜等供日常食用的以外，还通过图文的方式描述了该植物的形态、生长环境、有毒无毒以及食用方法等。朱橚撰《救荒本草》的态度严肃认真，他把所采集的野生植物先在园里进行种植，仔细观察，取得可靠资料。李濂在《救荒本草序》中说：“或遇荒岁，按图而求之，随地皆有，无艰得者，苟如法采食，可以活命，是书也有助于民生大矣。”因此，这部书具有比较高的学术价值。

朱橚的《救荒本草》不仅在救荒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开创了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研究野生可食植物的热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本草学大家李时珍认为《救荒本草》“颇详明可据”，在所著《本草纲目》中，不仅多处引用了其中的材料，而且还吸收了它描述植物的先进方法。明代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书》，将《救荒本草》全文收载。清代重要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中“草木典”的许多图文也引自《救荒本草》。清代吴其濬在撰写《植物名实图考》这部重要的植物学著作时，不但效法朱橚通过实际调查和收集实物的方法来取得第一手资料，而且直接引用了《救荒本草》中的大量图文。从这些事实看，朱橚的《救荒本草》对我国明清时代以来的本草学及植物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进一步发展了“药食同源”思想。

（三）突出药材形态鉴别的本草专著——《本草原始》

《本草原始》，作者李中立，字正宇，雍丘人，明代医药学家，精于药，工于画，尤对本草有深刻研究。

《本草原始》刊于1612年，共十二卷，将药物分为草、木、谷、菜、果、石、兽、禽、虫、鱼、人等11部，收载药物452种，其中420种附有药图。每种药物记其产地、形态、性味、主治、药材图及解说、修治、附方等项，部分药物下标有君臣佐使。

全书突出药物产地、形态，以推求药物原始。所绘药材图，除50多幅引用旧本草外，其余为作者根据实物绘制，精美逼真，突出药材鉴别特征，并附有说明。是突出药材形态鉴别的综合性本草。

（四）考订植物名实的本草专著——《植物名实图考》

《植物名实图考》，作者吴其濬（1789—1847年），字瀹斋，河南固始人。吴其濬不仅是清代有较大影响的官吏，他对植物学与矿产学也有深厚的造诣，著有《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滇南矿厂图略》和《滇行纪程集》等书，是我国清代著名的科学家。他在植物学、农学、医药学、矿业、水利等方面，均做出突出的贡献，尤其在植物学方面的成就更是蜚声中外，享誉天下。是我国清朝著名的植物学家。

《植物名实图考》三十八卷，撰于19世纪中（约1841—1846年），书未成而作者逝，初刊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该书考订植物名实，然涉及药用植物甚多。共载植物1714种，仿《本草纲目》分谷、蔬、山草、隰草、石草、水草、蔓草、芳草、毒草、群芳、果、木12类。附图1805幅，绝大多数系写生而成。书中一般一物一图，图文对照。其文字内容介绍文献出处、产地、形态、颜色或性味、用途等。所收植物以见于前人本草者居多，亦收有新增品519种。作者辨认植物，注重实际比较观察及采访民间辨药经验，故对近现代考求植物品种甚有价值。其图形精美，据此常可鉴定植物科属。书中亦收载众多采访所得之植物功用，内涉及医药者较多，故于医药亦多裨益。

《植物名实图考》反映了本草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开始专门研究药用植物学知识，为我国药用植物学的发展开创了新领域，并奠定了基础。在吴其濬以前，我国本草学著作中关于药性和功用的内容皆占绝对比重，吴其濬的著作不仅丰富了药物治疗的内容，而且丰富和发展了有关药物产地、形态、品种、鉴别等方面的知识。《植物名实图考》在本草学向着药用植物学发展分化中起了重要作用。也被现代中医药界视为“非本草类本草学著作”。

（五）食疗药养的本草专著——《本草省常》

《本草省常》，作者田绵淮（字伯涸，号寒劲子），清代归德府商丘县谷熟镇柳河集人，是晚清时期医药学家。其著作《援生四书》分为《延命金丹》《护身宝镜》《本草省常》《医方拾锦》四卷。

《本草省常》成书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全书不分卷。融会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清代严洁《得配本草》等本草著作，收录日常食物350余种。其中包括水性类19种、谷性类47种、气味类26种、菜性类92种、瓜性类15种、果性类80种、禽兽类26种、鱼虫类45种。每种食物后载有食物异名、药性、食用方法、功用、主治；每类食材后附有禁忌，便于读者甄别选择，补养身体。

因重视饮食养生，故金石之品均未辑录，禽兽类食品亦载录较少，且详述其短，略述其长，以防人贪食伤生。另卷首有《饮食说略》，卷末附饮食解毒方。

（六）地方性专题本草专著——《滇南本草》

《滇南本草》，三卷，明代兰茂撰，约撰于15世纪中期，系论述云南地方草药的专著。共收药物279种，主要为我国亚热带地区的特产药品，多为一般本草著作所未收载者，并附治疗验案和经验方。为研究我国滇南地方药和民间验方的重要参考文献。兰茂（1397—1470年），字廷秀，号止庵，号和光道人、洞天风月子、玄壶子等，云南省嵩明县杨林人，其父辈从河南洛阳入滇，落籍杨林。祖籍河南洛阳。兰茂及其《滇南本草》是中原文化、本草文化辐射传播多种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

河南是中药资源大省，目前中药蕴藏量位居全国第三。丰富的自然资源，为远古生活在这里的华夏先民认识中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河南也是中药起源的主要区域。在数千年的本草发展历史中，中原始终起着推动本草发展、提高、壮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侯士良　崔　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