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秋天是怎样发现的

大中学校里热火朝天。由于学生里的党员比教工里的党员多，而刚刚解放时还没有来得及派遣干部去管理学校，于是学生中的党支部特别是成员数量多的团支部，自然成为了学校的执牛耳者。校长主任老师，都听团支部的。学生中的党员团员干部，在课堂上出出进进，忙碌异常。

解放区来的革命大学招生，短期培训，毕业就出去当干部，以满足解放区迅速扩大的需要。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招生尚未结束，南下工作团又招人了，今天这个走了，明天那个又不见了。

就在这样的热潮中我在一九四九年三月“脱离生产”（老区的这个词是指工人农民的），调到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在中心区做中学团的工作。

我们接到上级指示，要保存各校的党、团员力量，不能随便走掉，未经批准擅自离校的，一律不给转组织关系。执行这一条规定，我最机械。冀高一位团员，就是因为未经批准去了南下工作团，我就下令不转关系。此事后来外调人员还来找过我查情况。

《整风文献》中的一篇文字吸引了我的少年的心，它是《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是毛主席的手笔，提出领导要搞重点示范与指导全面的结合，第二个结合是积极分子骨干与广大群众的结合。这些论述对于我来说不但高明而且神奇。

我“领导”了一些中学的团干部，他们有的后来承担了重要的领导工作。我“领导”的一些，在我这个瘦弱少年眼睛中，堪称热情健康、发育良好、光彩四射的女生干部，和积极分子也令我心潮汹涌。看到地下党员、盟员中有那么多女生，我很感动，我相信，旧制度下女子受着更深的压迫，所以革命性更强。

但是我的“领导”不是一帆风顺。例如冀高，都是高中男生，来自河北各地，智商较高，不轻易听从你的指导。有一个团干部当面嘲笑我说话“啰里巴嗦”，使我面如土色。

冀高的学生骨干为自己的高傲付出了代价。反右当中，恰恰是一批留校工作的原地下党员盟员被打成了反党集团，调到其他单位的一些人也历经坎坷。

与“领导”、“宣传鼓动”同样迷人的还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与我同支部的比我年龄大不了太多的人，一面朗读着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面泪流满面地检查自己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一面把自己骂一个狗血喷头，一面给别人上纲上线，深揭猛批。

这样的激情岁月里有许多难忘的事件。由于乐观和美好预期，鸡蛋曾经降到折合此后的币制一毛钱七八个。

有一位青年报纸的记者，一位戴眼镜的大学生去采访一位苦大仇深的战斗英雄，并与他订了婚。英雄回到部队，经指导员帮助，退了婚。女大学生十分伤心。

一九四九年夏机构合并调整的时候，我被劝告继续回到学校上学。我却不想接受这个安排，我已经心浮气躁，心比天高，难以回到课桌后了。我实际已经“下岗”，便临时到暑期学习团去管伙食，这个时期我学会了喝酒。接着，八月底我被分配去中央团校二期学习。我在十五班。

开始中央团校还没有进城，我们的校址在京南的良乡县。我们听了许多高质量高规格的大课：李立三讲工人运动，陈绍禹（王明，时任法制委员会主任）讲婚姻法，邓颖超讲妇女工作，冯文彬（时任团中央书记）讲青年运动，艾思奇讲哲学，孙定国讲党史。尤其难忘的是田家英讲毛泽东思想，他从下午讲到晚上，晚饭后继续讲，讲到深夜。大课是露天进行的，我们每人自备一个小马扎，拿着本子猛记。天黑后点起煤气灯，招引了太多的趋光飞虫，几次不得不停下讲课用纸包捉虫杀虫。我至今记得，田家英说，毛泽东思想像大海，每个人都可以去舀里边的水，但是水永不枯竭。毛泽东思想像钢琴，每个人都可以用它演奏出无穷的精彩乐章。讲到毛泽东思想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的时候，田说，知识分子需要政治化与组织化。他说主席说过知识分子是“鸡毛蒜皮乱哄哄，争来争去一场空”，这些是我从其他材料中没有得知过的。田家英讲毛泽东思想完全是用他自己的语言，讲的是他自己的心得。

“文革”一开始，说是田家英同志自杀了。

中央团校还进行了速成的思想改造，学员们如饥似渴地接受革命理论新思想新观念的同时，联系实际，检查自己原有的思想认识当中的问题，做过哪些错事坏事，是怎样的对不起人民，对不起革命。我们班两次举行全班的批评大会，帮助两个学员，他们都是来自大学的新参加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一个人违反学习纪律与一位女学员搞恋爱，而且其表达爱情的方式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另一个人是反蒋反美的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能说会道，喜出风头，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者。

我们班上的团支部党支部进行了十分民主的改选，完全由党、团员提名，候选人还发表讲话，讲自己如果当选将怎样做。其他成员也自由发言，气氛极其活跃。那位被认为有个人英雄主义的人是团支委的候选人，有人提出他性格急躁，是缺点时。另一位年轻人说，急躁固然不好，但也有好处，他的特点是“五年计划，三年完成……”。大家鼓掌。但立即有人指出，“把五年计划，三年完成”说成是性格急躁的后果，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于是学员们受到了一次教育。我感到后悔，即我本来也对“三年完成”急躁论取质疑态度，却没有立即严正指出，丧失了一个表达自己的高觉悟高水平的机会。

另一次我的水平是表现出来的了。关于休假，学校有一次安排，学员有些意见，经反映后校方采纳了学员的意见，一个学员说是“斗争取得了胜利”，我立即指出：这样的说法不妥。我当然是被肯定的。

我相信我在团校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班主任指出我的思想方法有片面性，我想是指我太容易小有心得便大大发挥。

在团校学习期间我们到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我是作为腰鼓队的成员来到天安门广场的。我至今记得人民群众是怎样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是怎么样用湖南方言高呼“人民万岁”的。

我们还取材本组的故事编了话剧，内容是一个思想有问题的学员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在组织与群众的帮助下怎样放下了思想包袱，一通百通，跟上了革命前进的步伐。我是演员之一，就演一个热心帮助别人解决思想问题的小同志。

中央团校的八个月的学习为我的理论知识打下了基础。我养成了分析思想、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习惯，什么问题都能分析它一个头头是道，都能有一二三条看法。

团校二期后半期搬进了北京城，后圆恩寺。兹后，我们班的学员多次聚会，包括原来受过大会批评的人，对于团校这一段经历，仍然十分珍惜。

一年四季，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同一个时间发现并感受的。冬天，我的体会最早，我的童年时代的冬天比后来的厉害得多。我上小学时戴有“耳朵”的帽子，戴口罩、耳套、脖套、手套，穿棉衣棉裤和毛窝，仍然冻得手脚发麻，伸出手却写不了字。有一次我冻哭了。有一次我冻得尿了裤子。

从小学二年级我注意到了夏天。夏天，晚饭后，已经很疲劳了，先是在院子里坐着乘凉，院里没风，就到了胡同里，胡同里仍然少风，就走到胡同口，走到西四北大街，大人便说，好了，有风了，我也觉得凉快了些。

但夏天仍是有一种快乐，乘凉仍是贫穷和匮乏的童年时代的一项美好的记忆。等着风，说着闲话，总比紧张地等着对手的到来，等着打架的心情好。

第三个发现的是秋天，是在中央团校，是在当时的河北省良乡县得到的。

良乡东城门附近有一家“刘饭铺”，我在那里用微薄的津贴吃过炸豆腐。一块整豆腐，炸过表皮，上面略放一点清酱和花椒之类的调料，作为小菜来卖。我要了一盘炸豆腐，吃起来感觉到自己已经长大，已经走南闯北，已经离家独立，已经有经济能力每月点一次炸豆腐乃至加二两散白酒。

走出东门，是一道河。河水落差处有几块大石。秋日，昼渐短而夜渐长，傍晚，太阳早早接近下山，我利用休息时间，穿着小裤衩下到河中，斜躺在石头上，任凭流水在冲过巨石的同时洗刷我的孱弱的身体，与气温相比温度不低的清水带着响动哗啦哗啦地抚摸在敲击在出溜在我的皮肤上，给我增加了舒适，增加了活力，增加了润滑与欢快。

而此时我正在读李蕤著的《毛泽东的青年时代》。里面讲到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雄心壮志，毛泽东喜欢风浴、雨浴、日光浴，喜欢读书、静坐，注意锻炼自身。尤其是毛泽东最早填的词《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这是我第一次读到毛泽东的词，那时候他的诗词的发表并不正规，这个版本上的“怅寥廓”三个字印成了“张廖阁”，相当费解，但是它仍然大大地感动了我。

我感到的是震动更是共鸣。青春原来可以这样强健，才华原来可以这样纵横，英武原来可以这样蓬勃，气概原来可以这样吞吐挥洒。我只能不揣冒昧地说，在近十五岁的时候，在中央团校学习革命理论的时候，在华北平原的良乡，在晴朗的秋天的夕阳照耀之下，在河边和河水的浸泡里，我找到了青春的感觉，秋天的感觉，生命的感觉，而且是类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感觉。辽阔，自由，鲜明，瑰丽，刚强，丰富，自信，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前途。

而且，我至今喜爱和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这首词，认为它的完整与鲜明，匀称与格局超过了此后的许多诗词。只有《忆秦娥》“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能与之相比。

至于春天，我对春的感觉最迟。那是一九五〇年，中央团校毕业以后，分配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第三区工作委员会任作部干事之后的事。

春的发现第一决定于北海公园，也决定于《红楼梦》的阅读。北海前门，茶座那边的垂柳之下，无限依依的春水使我感到了春天。一九五〇年的春天，我与姐姐王洒在石桥与牌坊近处赏湖，碰到了前来公园的女二中学生崔瑞芳。女二中在我所工作的第三区，而姐姐曾与她共同参加过一个学习小组。我们说起话来，她的笑容使我难忘。而此后见到她，她不止一次问：“王蒙，你怎么会有那么小的姐姐？”我们似乎从此拉近了距离。

《红楼梦》的春天的描写则使我感到一种神经末梢的触动，感到一种悲哀与惶惑，有点拖泥带水。我毕竟是秋天生人，我更适合的是秋天。我的长子王山写过一首新诗：《我是秋天的儿子》，我喜欢他的这个诗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