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选国家登山队改变命运

1969年，正当我准备“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时候，恰逢一个工厂招工，厂长也喜欢体育运动，就把我招入工厂。我成了一名工人，并且还能在厂里踢球。

1974年，中国登山队为1975年第二次攀登珠峰并进行地质勘探和科学考察的活动，到青海选拔登山运动员。在那个年代能成为一名工人是非常光荣的事，可我更喜欢从事体育运动。那时我对登山运动知之甚少，更没有想过放弃足球去登山，只是冲着可以免费全面检查一次身体而报了名。

1974年，中国登山队初选，青海的男队员从左到右：周先加（藏族）、汪树喜、夏伯渝、宋磊

当时参加选拔的人很多，名额却只有几个。登山运动员对身体条件的要求是很苛刻的，我想自己未必能选上，也没抱什么希望。体检确实很严格，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包括肺活量、体能等都进行了仔细的检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这样全面的体检。经过严格的选拔，我竟然被选中了。我感到很意外，同时，也为我有如此良好的身体素质感到自豪。

初选后，入选的人员要到北京去接受进一步试训，然后从各地入选的人员中再一次进行选拔。我想，在全国进行选拔我肯定没戏，但不管选拔的结果如何，能免费到北京玩一趟，怎么说也是一次相当难得的机会，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就这样，我就像在梦境中一样，兴奋地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1974年10月20日，我们一行十人（四男、五女共九个入选试训的队员和一个领队）乘火车到达了北京。

到达老山训练基地，在那里训练了几天后，我们这批从各地来的二十多名新队员乘火车前往重庆的一所军医大学，去做一个低压氧舱的实验。

所谓低压氧舱的实验，就是把低压氧舱里的氧气含量逐步调整到相当于海拔8000米高度时的含氧量，在规定时间内，监测你身体内的各项指标，检验你的适应性，看你是否能很快适应高原的环境。我非常圆满地通过了这次测试。

我们从重庆回到北京后，直接来到怀柔国家登山训练基地。作为一名登山运动员，不但要吃苦耐劳，有不怕牺牲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团结友好的团队作风，还要有健康的、强有力的身体和充沛的体能。

来到怀柔的第二天，我们就开始进行登山运动员应具备的思想道德品质的学习，并进行大运动量的艰苦训练。训练项目有：连续几个小时的长跑；负重20~30公斤登香山，一天要登3~4次；登北京周边的一些山峰；力量的训练；等等。

尽管每天的训练使我感到全身都很疲惫，但只要有机会，我还是会踢一会儿足球，对我来说，踢球是减压和放松的最好方法。

在青海，我一年四季都用冷水洗脸洗澡；来到北京后，我就没有穿过棉衣，多冷的天也只需穿一套绒衣。因为我的耐寒能力比较强，所以登山队的队员给我取了个外号叫“火神爷”。我觉得这个外号挺适合我的，也就欣然接受了。

那时我还带了一部照相机，一有机会，我就约一些队友到天安门和一些知名景点去游览并照相留念。尽管我到过天安门广场多次，但每次看到雄伟壮观的天安门，心情都非常激动。

在怀柔集训两个月后，从青海来试训的九个人中有四人在全国的选拔中脱颖而出，被选入国家登山队，其中就有我。年仅25岁的我，正式成为国家登山队的一名运动员，我感到很骄傲、很自豪。

高兴之余，我又有些担心。以前，我仅仅在书本上读到过神秘、恐怖、高不可攀的珠穆朗玛峰，在我心中，它只是一个地理位置。当时珠峰的海拔高度为8882米，对我来说也只是一串数字，和我根本没有关系。而我就要去攀登它了，能否完成这次任务，我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

入选国家登山队，完全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曾想过，如果当时没有报名，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子？也许和大多数人一样，平凡地工作，业余时间踢踢足球，然后退休，在家颐养天年。

可我并不后悔。的确，没有入选国家登山队，就不会有让我备受折磨的伤痛，但也不会有惊心动魄的经历，不会有让我热爱并奋斗至今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