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位置的独特，实在不可多得

盛产稻米，与嘉兴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

嘉兴的地理位置，有多独特多优越呢，真值得一说。

如今这一届的嘉兴市作家协会主席叫杨自强。杨主席在他撰写的《嘉兴赋》里，便如此形象地描述了嘉兴地理：“其地也，负海控江，当钱江东海之会，自古风云际会；左杭右苏，揽江河湖海之胜，素称鱼米之乡。造化独享，天应斗牛之分；气宇不凡，地接吴根越角。境无高山大川，邑环平畴沃壤。水道纵横，为港为荡为河为塘；土壤膏肥，宜桑宜稻宜果宜蔬。史书有言：扬州在九州之地最广，全吴在扬州之域最大，嘉禾在全吴之壤最腴。”

说得简洁而精彩。

所以，稻禾与嘉兴，是一种天然的同盟。

三国时的东吴大帝孙权，便是对此惊奇拍案的一位。他有一天上朝，听得奏闻，称“由拳”这个地方“野稻自生”，顿时展颜大喜，以为祥瑞，于是立马下旨，令将县名“由拳”改为“禾兴”。

“由拳”县治乃是秦置，属会稽郡。由拳之前，春秋时期，嘉兴这地方还叫过长水、槜李，是古战场，吴越两国为争霸在此经年厮杀，光是槜李大战就打了三场。在孙权大帝看来，“野稻自生”之县，改叫“禾兴”，那就对了，就切题了，比秦始皇所定的“由拳”好听百倍，且新名与强军强国有关，吉祥得很。

“野稻自生”是一种国运啊，说明上天的眷顾啊。

后来，又因避时为太子的孙和名讳，再次斟酌改名。“和”“禾”同音，“禾”须舍去。

那么，改啥？想来想去，改“嘉兴”。

嘉兴，听起来，更加祥和。

于是，嘉兴之名，便一直叫到今天。当然，嘉兴简称为“禾城”，渊源也在于这一番改名。

“野稻”之所以选择嘉兴，缘由应该是很清晰的。嘉兴这地方的天时地利，实在太优越，老天太过眷顾。

我们可以看一看嘉兴的地理位置。

嘉兴位于水草丰美的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带，处亚热带湿润地区，典型的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约17摄氏度，年平均日照时数约1800小时，年平均降水量约1200毫米，四季分明，水热同步，光热同季，大地平缓，土质肥沃，九成以上的土壤为优质土壤，非常适合人类居住与发展经济。

可以说，提及中国江南，就是提及太湖流域，就是提及扬州、苏州以及嘉兴、湖州等。从地理上讲，就是这样。

从历史上讲，江南古属扬州，春秋战国之时属于吴、越，秦汉至南北朝之时名三吴，唐宋以降称为江南。

从文化上看，江南是一个令人联想到桃红柳绿的诗意指称。白居易的《忆江南》如此描绘那种诗意时空：“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探究江南文化的源头，应该说，就是吴越文化。吴越文化以太湖流域为中心，范围包括苏南、浙江、皖南、赣东北，当然也包括现在的上海。

江南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雨水充沛，河道密集，水网交错。江南的禾草丰沛与桃红柳绿，自然跟水多密切相关。唐末诗人杜荀鹤这样描写江南景象：“人家尽枕河”“水港小桥多”。

嘉兴自然也是水多。

嘉兴的水多到什么程度呢？几乎可以这样形容：嘉兴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城市。

嘉兴的河道特别密集，有海盐塘、长水塘、杭州塘、新塍塘、苏州塘、平湖塘、嘉善塘、长纤塘八大水系，河道总长度达到14700公里，其沟通的大大小小的湖荡，有100多个。嘉兴的河湖面积，几乎占全市总面积的一成。

可以说，嘉兴是一个被水牵着的城市，或者说，是一个被水托着的城市。

嘉兴人喜水，爱水，亲水，傍水而居，人亦如水，“士美民秀”。

无论城镇还是乡村，只要推开窗，大多可见河道里的波浪与行船，可见嘉兴平原上金色的油菜花与碧绿的桑树林，亦可听见插秧女的田歌与采菱女的欢笑，端的是人间天上。

元代的大诗人萨都剌描写嘉兴，词句里就都是水。他那首诗的题目里就有嘉兴这个地名，叫作《过嘉兴》。诗句这样描述：“三山云海几千里，十幅蒲帆挂烟水。吴中过客莫思家，江南画船如屋里。芦芽短短穿碧沙，船头鲤鱼吹浪花。吴姬荡桨入城去，细雨小寒生绿纱。我歌《水调》无人续，江上月凉吹紫竹。春风一曲《鹧鸪》吟，花落莺啼满城绿。”

你看，几乎每一行都有水。诗行竟是波浪。

嘉兴水多，除了地势平坦低洼容易聚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工运河入了嘉兴。

说起来，环嘉兴城的江南运河，已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很是悠久。据说春秋时期的吴国，就以都城姑苏为中心，开凿了多条人工运河，其中一条向北通向长江，一条向南通向钱塘江。这两条南北走向的人工水道，就是最早的江南运河。

那么，嘉兴所存之运河，显然比隋炀帝开凿的隋唐大运河要早得多。《越绝书·吴地传》就有记载，说有一条“百尺渎”，乃吴越争霸之时由吴王下令开凿，为输送军粮之用。此运河通浙水，浙水也就是现在的钱塘江。“百尺渎，奏江，吴以达粮”，文字就是如此记载的。于是有研究者说，这条河便是人工开挖的最早的江南运河南段，起自姑苏，出嘉兴，抵海宁境内盐官镇之西南，之后直通钱塘江，船可由此入越。

如果此说是真，修这段运河当然就是有战略眼光。太湖流域与钱塘江流域在春秋时期便得以直接沟通，战略意义不可谓不大。

吴王同时开凿了最早的江南运河的北段，姑苏的大船直接通了长江，这又赢得了战略主动。应该说，吴王还是很有眼光的。

至于秦灭楚后所开挖的“陵水道”，亦即嘉兴通往钱塘江的水路，也是为畅通杭州与嘉兴的漕运，是古运河的一种“再加工”。同时，这条俗称为“秦河”的“陵水道”，在镇江接通了古吴水。

之后，隋炀帝于大业六年，亦即公元610年，敕令开凿全长约400公里的江南运河，贯通镇江至杭州：“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欲东巡会稽。”

其实，具有战略意义的早期江南运河，在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筑与整治，至隋炀帝大张旗鼓宣布开筑江南运河时，只不过是在“陵水道”多次整治的基础上，再度疏浚而已。但隋炀帝的这番举措，战略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南北大运河就此沟通，舟船连绵，漕运繁忙，赫然而为当时的“水上高速公路”。嘉兴，自然也便成了南北交通干线的一个重要节点。

人工运河的重要性，说得再多都不过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尤其是对于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来说，有运河就好比体内有了一条血气充盈的主动脉，哪怕将其称为国家的命脉也不为过。因为就交通而言，无论中国的南方还是北方，水路都比陆路实惠。尤其是中国南方，河湖密集，若采取陆运方式，成本就高，因此水运便成了首选，也因此，历代统治者都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非挖出一条动脉般的运河不可。

总之，历代运河的开凿，大大增加了嘉兴的水“运”。嘉兴不仅仅是水多了，水密了，更因了人工河流的舟楫之便、交通之利，奠定了自己经济中心的地位。

具体说，运河的嘉兴段，由江苏的平望，经由嘉兴的王江泾，进入嘉兴市区，过三塘湾之后，西折去石门，过石门再南折，入崇福，经海宁长安、杭州临平，循上塘河抵达杭州市区；元代以后，运河经崇福之后，改为西折，经塘栖抵达杭州。

显然，运河的全线拉通，对嘉兴而言是重大利好。运河嘉兴段成了杭嘉湖平原水系的干河，也成了沟通太湖与钱塘江两大水系的主动脉，这就彻底打破了嘉兴长期偏居江南一隅的封闭状态，确立了嘉兴“左杭右苏”“南北通衢”的运河古城地位。

中国的历朝历代都特别重视大运河的漕运。漕运便是血运，让江南富庶地区的财富源源不断地北运，以使整个中国气色转好；当然，北方的能源物资与特产同时也随运河滚滚南下，强健了南方的骨骼。每天，舟楫的来往穿梭都让中国的南北结成一个整体，刺激百业发展。大运河沿线的城镇与码头，一片兴旺。

故此，嘉兴发达得早。隋唐时，嘉兴就已确立了自己“运河抱城”的通达地位。那时，繁忙的江南运河已被形容成“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商贸景象十分壮观。据记载，当时的嘉兴长安闸，可让漕船12艘、驳船20余艘同时通过，实可谓“黄金水道”。

至宋，运河嘉兴段由于各处破堰而分外畅通，漕运更显繁忙，舟楫日夜不停。至明，南北运河的通航所带来的低成本运输，更为国家所看好。《明史》这样说：“时漕运，军民相半。军船给之官，民则僦舟，加以杂耗，率三石致一石。”“率三石致一石”，应该说，运输效率相当理想了。这是由于河道畅通，沿途较少受到盘剥与干扰。其实，哪怕“率四石致一石”，运输效率也算是可观的了，正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所言：“凡本色至京，率四石而致一石。”

由于南宋时海盐的澉浦港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于是嘉兴成了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效率倍增的“海河联运”再次提升了嘉兴的城市地位。

运河不仅利于物资与人员的往来，也带来了灌溉的极大便利。

嘉兴很得运河的灌溉之福。运河给嘉兴织就的，其实是一张硕大的水网，大血管带动无数的小血管乃至毛细血管，血脉畅通，庄稼由此盎然，桑事日渐葱茏。往早里说，远在唐代，运河的灌溉之利便造福了这方土地，直叫绿禾翻滚，金秋谷丰，晚稻的品种就有红莲稻、霜稻、黄稻等多种，米质优良。白居易的诗作里对水乡的稻禾情状就有“平河七百里，沃壤二三州”之惊喜描述。五代时期的吴越王钱镠也特别重视杭嘉湖平原的农桑与水利，号令普建堰闸，以便农田的适时蓄泄，防止旱涝。这位重视农桑的吴越王，甚至还在水乡地区编列了专事水利建设的“撩水军”建制，共设四部，人数多达八千，此军的主要任务便是筑造堤坝、疏浚河浦。由于杭嘉湖水乡得到经年的水利之用，稻米连年丰收，国库得以充盈。至宋，嘉兴的河湖沟渠更加精细，嘉兴农人的耕作也随之精细，稻麦轮作的“一年两熟”已十分普遍。北宋真宗大力推广由中南半岛传来的“占城稻”，此品种耐寒、早熟，生长期只有短短的五十几天，因而与晚稻相配合成为双季稻，使得谷物产量显著提高。至明代，嘉兴由于经年谷物丰产，已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区域；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于此有言：“盖全浙之税莫重于嘉郡，而嘉郡之税莫重于嘉善。”

税赋之重，恰反映稻禾之丰。

运河之水对嘉兴谷物丰产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嘉兴禾兴，运河厥功至伟。

而且，运河给嘉兴带来的繁密的水网系统，也孕育了众多的繁华古镇。这些古镇沿各路河道和湖荡错落分布，遥相呼应，舟船相通，人文相亲。人一推窗，便是河湖，甚至是可以下船的河埠头；水中之鲈、鲢、鲫、鳝、蟹、虾、蚌、螺，仿佛触手可及，更不消说闻名遐迩的湖荡“水八仙”了：菱角、莼菜、水芹、莲藕、茭白、荸荠、慈姑、芡实，那都是傍水人家的日常佳肴。

由此可见，大运河的嘉兴段，虽然总长度只有110公里，但对嘉兴的稻禾生产、民生以及人文发展，有立竿见影之效。

大运河之功效不仅在于“水”，更在于“运”。大运河把北方的先进农业技术与肥沃的水乡田亩结合在一起，大大提升了嘉兴农业生产的效率；而北方的纺织技术与江南蚕桑生产结合之后，也很快催生出了像嘉兴王江泾、桐乡濮院这样“日出万匹”的丝绸生产中心。

大运河给嘉兴“运”来的，还有源源不断的全国人文资源。这种资源，也是催生嘉兴经济文化繁荣的一笔极为重要的财富。

京杭大运河嘉兴段（嘉兴市档案馆提供）$

南宋初期，大量北方人口沿着运河来到嘉兴，且沿路上岸，顺着各码头择地定居。嘉兴藏书家祝廷锡在《知非楼杂缀》中写道：“赵宋南渡，宗室巨宦随之而至，沿漕渠而东，散处秀州各地。”史籍上也到处有“散处秀州各地”的记载：如嘉兴的新丰镇之所以叫“新丰”，便是因河南洛阳与汴梁一带的人口随宋室南渡在此大批上岸定居；项氏望族也从汴梁迁居到了嘉兴，明代当过刑部尚书与兵部尚书的项忠、中国书画史上著名的私人鉴藏家项元汴、明末清初画家项圣谟，都是这一支的后人；曾写下“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的宋代著名词人朱敦儒也从洛阳南渡，晚年居于嘉兴西南湖南端的放鹤洲，他很满意自己在嘉兴这个荷香、竹翠、石瘦、溪幽的栖居地，曾写《好事近》词以记之，其中一首云：“失却故山云，索手指空为客。莼菜鲈鱼留我，住鸳鸯湖侧。偶然添酒旧壶卢，小醉度朝夕。吹笛月波楼下，有何人相识？”以至于南宋诗人陆游年轻时也慕名而来，从杭州舟行两天两夜来到放鹤洲，与朱敦儒拱手相会，切磋诗艺。

当时来自北方的移民，据学者考证多达五百万人。涌入杭州的，有近十七万户。紧挨着杭州的嘉兴，新增北方人口之多，就不难想见了。

这些从北方来的定居于嘉兴水乡的世家大族，带来的是中原厚实的文化基因。显然，“衣冠南渡”对嘉兴后来的经济文化发展，推动极为显著。

可以说，宋时之“秀州”，几与“临安”并肩，已可毫无愧色地排入全国文化的第一方阵。

说到那时的嘉兴城，完全可用“繁华”二字形容。商肆林立，店招飘拂，车马喧闹，行人如织。此番盛景，有当时诗词为证：“城角巍栏见海涯，春风帘幕暖飘花。云烟断处沧江阔，一簇楼台十万家”“曲栏高枕子城涯，云雾披开眼界花。几处桥横流水巷，朱楼画阁几人家”。这两首诗都是宋代诗人写的，他们毫不犹豫地把嘉兴定位为拥有朱楼、画阁、曲栏的“十万家”大城。号称“张三影”的宋代大词人张先，在他那首作于嘉兴子城内花月亭的《天仙子》中，也把嘉兴描绘得极为美丽：“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嘉兴商市繁华，烟火气足，更不消说还拥有如此之多令文人骚客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烟雨楼、月波楼、熙春楼、西施梳妆台、湖天海月阁、葵向阁、千佛阁、落帆亭、槜李亭、花月亭、赏心亭、清风亭、金风亭、嘉禾亭、朝宗亭、金陀园、会景园、放鹤洲、三塔寺、觉海寺、茶禅寺、精严寺、楞严寺、净相寺、石佛寺、太平寺、漏泽寺、东塔寺、金明教寺、壕股塔、真如塔。

可见嘉兴当时的风流倜傥。

“无运不成商”“无运不成镇”，显而易见，稻桑与商埠城镇之一切繁华，都拜大运河经年的助推所赐。

嘉兴人民也深得大运河的文化滋养。数不胜数的嘉兴民俗文化活动都与大运河相关。

大运河带来桑蚕兴盛，嘉兴蚕农对于蚕花娘娘的祭祀，是虔诚而热烈的。这种祭祀，实际上也是对自身劳动的肯定与期许。每至农历三月十六蚕花娘娘生日，喜气洋洋的蚕农们都要集中到蚕神庙祭拜蚕神，祈祷当年蚕茧丰收，并举行盛大的蚕市庙会。庙会通常是请戏班来唱戏三日，唱的都是好听好看的祥瑞戏，以讨个口彩。而在海宁的皇岗、海宁斜桥的划船漾，以及桐乡与余杭、德清三县交界处的含山，清明节前后三天，则盛行人挤人的闹猛非凡的“轧蚕花”风俗。这种风俗据说唐代就有了，蚕娘们一方面为祈求蚕神保佑当年蚕花大熟，另一方面则借神嬉春，来一次难得的民间狂欢。我们以海宁斜桥的划船漾为例，这闹腾的三天是这么度过的：先是由四面八方赶来的蚕娘们将自携的蚕种在“王坟”上摊一摊。这“王坟”相传就是康王赵构之妹乘船南逃之时，在划船漾听见钱塘潮声，误以为追兵杀来，惊得投水自尽而起的坟墓；这位自尽的娘娘也被当地蚕农奉为“蚕花娘娘”，所以他们要将自己的蚕种摊在坟上以求取娘娘福佑，赐蚕茧丰收。然后，头戴蚕花的蚕娘们就要去人多的镇街尽兴地挤一番，哪里越是人挤人，她们越是要往哪里挤。男男女女对于在人挤人中的动手动脚亦全然不忌，甚至要取“越轧越发，养蚕大发”之口彩。清明正是蚕前季节，镇街上竹、木、铁各类蚕具应市而设，于是轧完蚕花的蚕娘们，纷纷选购自需的蚕具，嘻嘻哈哈尽兴而归。“轧蚕花”的蚕娘们散了一批又聚一批，自早至晚汹涌不绝，再加上从各地赶来凑热闹的男人们，清明前后这三天的闹猛可想而知。

除了与运河、水网相关的蚕桑风俗之外，嘉兴的三塔、血印寺一带，还常年举行“踏白船”竞赛。踏白船，又名“摇快船”，是杭嘉湖水乡特有的船文化活动。赛时，数十条踏白船在宽阔的河面上奋力竞渡，一支大橹与十二支划桨拼命击水，船上分别插有代表自家村庄或庙宇的大旗，有的踏白船还配备海螺号、大关刀、锣鼓，雄壮得很。来自苏浙沪各地以及嘉兴近郊各县乡的看客则成千上万，运河两岸人头攒动，甚是壮观。至于农历六月廿四的荷花生日，嘉兴民众也必于运河与南湖大放荷花灯。荷花灯均以纸扎成，下系木片，中燃红烛，民众观其漂流，祈祝生活和谐美满。而每逢清明、中秋，嘉兴段的大运河则更加热闹，来自苏浙沪皖各地的成千上万的丝网船都向王江泾镇莲泗荡的刘王庙汇集，浩荡十余里，共同祭祀历史上为民灭蝗的猛将军刘承忠。此种集船万艘、聚人十数万的水上盛会，其气派，远远超过传统的陆上庙会。两岸热闹非凡的舞龙、舞狮、霸王鞭、挑花篮、荡湖船、调马灯、扎肉提香、宝卷说唱、神歌、抬轿、腰鼓、高跷、杂耍、社戏表演，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仿佛人间的热闹、生活的真髓，全然在此了。

运河的水及其精神，对嘉兴人的影响，极其深刻。

可以说，运河之运，就是嘉兴之“运”。

至今，我们对大运河的万般恩情，都怀着表达不完的感激之情。

踏白船（李剑铭摄，嘉兴市档案馆提供）$

研究大运河的年轻专家张环宙，用这样精辟的话来论述大运河对于国家与人民之重：“保障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础设施，凝聚文化认同的宝贵人类遗产，统筹区域均衡的经济发展主线，衔接国家战略的巨型廊道载体，开展国民教育的生动活态剧本。”

所言极是。

反过来说，由于运河带上了嘉兴及其周边地区，这条国家大动脉的律动也更加强劲了。

大运河与嘉兴，完全是有机的一体。嘉兴托着大运河，大运河也托着嘉兴。流经嘉兴的水波潋滟的大运河，以及这片流域上密如蛛网般的河道、沟渠、湖泊、水塘，使嘉兴整个儿浮了起来，水灵灵的一片。

说得再夸张一点，嘉兴就是水，就是波浪与涟漪，就是大片大片花草绽放的肥沃湿地。终年，嘉兴被清冽的水与水汽，紧搂于怀间。

显而易见，就“天时、地利、人和”而言，嘉兴的“天时”与“地利”实在是太优越了；而说到“人和”，怎么说呢，嘉兴近代的“人和”却是有问题的，不仅看不到“人和”，且满眼都是“人患”。

嘉兴这地方，只要满足了“人和”条件，也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匹配，其水草丰沛与稻禾飘香，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但老实说，这竟然是难度极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