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恻隐为怀，立志学医

我出生在陕西省凤翔县城北一个叫沈家沟的小村，祖辈以务农为生。听父亲讲，新中国成立前家里只是种几亩薄田，难以维持生计。他农闲时跑“脚户”，从甘肃、宁夏到宝鸡贩运粮、盐补贴家用，供叔父读书。我的童年是在国家困难时期渡过的，由于营养不良，身体单薄，父亲说难耕农事，鼓励我好好读书，做个有文化的人，长大后能吃上口“轻松饭”。因此，吃“轻松饭”就成了我儿时的理想，并懂得只有靠努力学习才能实现这个理想，为此我小时候学习一直比较努力。陕西西府人家普遍重视对子女的文化教育，过去每家每户都将“家传耕读”“耕读人家”雕刻在大门的门楣上，把“种好庄稼，供子女读好书”作为家风传承，我家也是保持这样的治家理念。记得1976年春节时，我对自己的家境心有所感，写了副对联贴在家里的大门上：“几间破屋半藏农器半藏书，几亩薄田时盼春风时盼雨。”这后半句其实也是农家人对生活企盼的真实写照。

1964年我考到了凤翔县西街中学。正当踌躇满志为圆大学梦刻苦努力时，1966年“文革”开始了，年底学校停课闹革命。1967年眼看复课无望，我于是返乡，和父辈一样在家乡贫瘠的土地上“面对黄土背朝天”地耕作务农。1968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我和城里来的知青们一样，满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在生产队不管干什么活我都不甘落后，勇为人先，拣最重最累最危险的活干，三年中经历了参加修凤翔柳沟水库、三岔水库，数九寒天在十八岭修战备公路，生产队打大口井我下井底掏泥，寒冬腊月鸡叫头遍就拉着架子车进山砍柴烧砖瓦窑；酷暑七月驾大型东方红拖拉机参加夏耕，农业学大寨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农村艰苦的岁月，练就了我坚强的性格、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断进取的上进心，以及对贫苦人的同情心，这些优良品德成为后来支撑我坚韧不拔追求知识的精神力量。1969年12月我被公社推荐参加凤翔县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表彰，可谓用汗水换来了荣誉。

选择中医作为职业志向，还是从1968年参与中医事、接触中医人开始的。时年7月，大队医疗站接到县卫生局通知，要医疗站对所辖生产队的重病患者进行入户调查、登记建档，开展定期送医送药上门诊疗活动。沈家沟大队下属8个小队（自然村），其中5个村分布在三条沟里，道路崎岖难行，医疗站只有一个叫史道明的中医大夫，一个人翻沟上山实有困难。大队党支部书记安振华叫我给史大夫当助手，背药箱带路。我随先生走遍了8个自然村，接触到了10多名重病难愈、卧床不起的患者，每去一家我心情沉重一次。半山区人本来就穷，穷又患病，雪上加霜。记得第一个上门入户的患者，住在玄武山下半山坡上的一个破窑洞里，一进门臭气扑面而来，只见土炕的光席上躺着一个脑出血偏瘫、褥疮感染的患者，身上盖的破棉絮上面苍蝇嗡嗡乱飞，揭开棉絮给患者侧身检查，只见右髋部有半个手掌大的疮面溃烂流脓，患者呻吟不止。史大夫给他清理了疮面，撒上红药粉（后来才知道是生肌散），开了中药方并到医疗站帮他取了药。又如蔡家山半山沟的一户袁姓患者家，患者女性，40多岁，患有营养不良、腹泻脱水，丈夫患类风湿丧失劳动力，儿子智障，家贫如洗。患者躺在铺着麦草的土炕上，眼眶深陷，四肢无力难以坐起，打开灶连炕的锅盖，前一天剩在锅里的玉米面糊已有异味仍留着吃。史大夫让其家人与我用架子车将患者送到医疗站给打点滴纠正脱水。当时所谓送医送药，只不过是给患者发些土霉素、四环素、消炎粉、止痛片之类，开几副中药、做做针灸治疗而已。农村医疗站的条件就是如此，每次出诊我总要感慨良久，农村缺医少药使不少患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以至有些患者致残或早逝。我的恻隐之心油然而生，逐渐产生了学中医的念头，像史大夫那样做一名乡村医生，为村民解除疾苦。

从此我对学中医逐渐产生了兴趣，便主动结交医生。当时离我们村不远有个董家河地段医院，县城西北乡的人都到那里去看病。为落实毛主席1965年提出的“626”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医院曾先后分配来了6个医科院校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医术良好，且遇到重病不推诿，真正践行着救死扶伤的职责，医院常人满为患。我有事没事常去医院，和医生们认识并交上了朋友。他们送给我一些《赤脚医生手册》之类的医学读物让我看。当时医院条件很艰苦，没有自来水，要用笨重的辘轳自己搅井水，吃菜要到10多公里之外的县城买。大夫们每天除了繁重的院内医务工作外，还要担负出诊、支援生产队三夏、培训乡医等工作。他们为患者服务的高尚品德深深地感染着我。有一件发生在董家河医院的事使我终生难以忘怀。那是1968年隆冬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孙家堡大队高家庄小队一个患者家属到医院请求大夫为重病母亲出诊看病。当班的医生是西安医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前身）毕业的大学生张居谦大夫，他毫不迟疑便跟随家属到家中出诊。患者家距医院有四五里山路，看完病已是晚上9点多钟，家属送到村口，张大夫拒绝了远送，只身返回医院。大雪不停地在下，村间的小路已被大雪覆盖，漆黑的夜晚，旷野白茫茫一片，只能凭感觉辨别方向朝医院艰难地行进。在经过一个荒废院落的崖背时，由于看不清路，张大夫失足掉进了崖背旁约4米深坍塌的废窑孔里，窑底积雪尺余，眼镜也跌落了，胸痛得爬不起来。直到第二天早晨9点多钟我与村里几个人去董家河商店路过此处，听见窑里有人微弱地呻吟，才发现了蜷曲在窑洞底雪坑里已经冻得即将昏迷的张大夫。我们立即将他救出来送往医院，经检查有3根肋骨骨折。这是发生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医生的真实故事，这些品德高尚的医生将自己的青春、知识乃至生命都献给了农民群众，无怨无悔。这批大学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相继回到城市。他们一切为了患者的高尚品德一直感染着我，至今每次回老家路过已废弃的董家河医院，我都要驻足看看，感慨良久，它曾给了我青春的理想，曾经的大夫们为我树立了青春的榜样。

对我踏上学中医之路影响很大的一个人我不得不提，他就是前面说的沈家沟医疗站的史道明大夫。先生精通文史，后涉岐黄，学识在风翔有一定影响，看病以经方称著。记得1967年冬的一天，我进山干农活口渴喝了山沟里的水，晚上回到家开始腹绞痛。我父亲急忙叫来史道明大夫，他说像肠梗阻，怕肠坏死，建议送县医院。我父亲面有难色，家距县医院20多里路，天色已晚，用架子车送怕在路上出现意外，恳求他先给治治看。先生就开始给我扎针、艾灸，一直守候在我身旁，直到天亮疼痛逐渐缓解，他才带着一脸倦意回家。我感激他的仁心，更感悟到中医的神奇。之后我在沈家沟学校教书，与医疗站一墙之隔，常去他那里看他治病，他常在诊余给我介绍一些中医中药知识。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看你有知识，诚实、善良、勤奋，不如学医当个医生，救死扶伤，积德行善，这才是实实在在地为人民服务。”老先生的话使我感触良深，其实我何尝不想学医。有人说人生的道路靠自己选择，关键时刻只有几步，就看你能否把握机会。但在那个年代，机会不是你自己能把握的。我想学医，但1969年4月大队书记对我说农村需要农业技术人才，队里研究决定，让我去县里刚成立的农业技术学校学习。学习了一年多农业机械，后因公社农机站未能建立起来，大队书记又找我说沈家沟学校缺一名教数学、物理课程的教师，让我担任民办教师，于是我又在教师岗位上一直干到上大学前。但在此期间我对学中医仍是矢志不移，1970年与我关系甚好的一个知青娄国振招工回城，临行前给我送了一箱子医学书，我在任民办教师期间抽空读完了部分中医药书籍，对中医药知识已有了肤浅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