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西医结合

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因为它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做斗争的经验总结，它包含着中国人民同疾病做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毛主席很早就教导我们“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西医学习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就是具体实践努力发掘和加以提高的过程，就是要实现努力发掘和加以提高的目的。学习为的是努力发掘，结合为的是加以提高。用这八字方针对照我们学习和结合的情况，看学习是否在努力发掘上下功夫，是否在为努力发掘而坚持学习；看结合是否在加以提高上花气力，是否在为加以提高的目标而坚持中西医结合。

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做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有些什么特点？对这个伟大宝库的发掘和提高工作，要注意些什么？中医学经历过辨病诊断的认识阶段，经历过针对病变进行纠正的治疗学阶段，从错误中学习，吸取经验教训，发现只是在战术上努力寻找所谓安全无毒的药物还是不够的，必须从战略上考虑，从理论上突破，把辨病认识提高到关于愈病机制的认识，把辨病论治提高到辨证论治，把针对病变进行纠正的拮抗性治疗，提高到因势利导，扶“正祛邪”的水平。在辨证中有辨病，在扶“正祛邪”中有正治法，但是给予一定的限制，并上升到更高的阶段。恰如恩格斯指出的：“生理学当然是有生命物体的物理学，特别是它的化学，但是同时它又不再专门是化学，因为一方面它的活动范围被限制了，另一方面它在这里又升到了更高的阶段。”“正如高级的运动形式同时还产生其他的运动形式一样，正如化学作用不能没有温度变化和电的变化，有机生命不能没有机械的、分子的、化学的、热的、电的等变化一样。但是，这些次要形式的存在并不能把每一次的主要形式的本质包括无遗。”（《自然辩证法》）因此，西医学习中医和中西医结合，要克服用辨病论治的观点看待中医药的理论和实践，要自觉清除病邪决定论和医药中心论为代表的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

由于在西医学习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中从教和学两方面，存在着误把中医辨证当作病理诊断，把中医治疗看作是针对病变进行纠正的拮抗疗法，因而容易在与西方医学的病因病理和药理知识对比的情况下，产生对“伟大的宝库”这一科学论断的怀疑。公开地说中医不科学的不多了，但在私下里认为中医简单，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多大“学问”，短期可以速成，不用花太大力气，因而也就缺乏深入钻研的劲头和毅力。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研究，容易满足于几个辨证分型，几张协定处方，以西医辨病为中心，观察和检验疗效。在中药研究方面（《寻找新药的理论基础和临床实际》1962），大量的筛选工作又是阴性结果居多，据说西方医学记载的药物也有几千种，例如17世纪《德国药典》有五六千种药物，今天继承下来的只是少数，似乎已有答案。认为中药的复方或单味药在机体内如何起作用，机体是否有接受单味药或复方作用的受体，很难想象。认为中药效用能不能肯定，科学态度十分重要。依靠这种科学态度，根据受体学说的理论，根据《德国药典》继承下来只是少数，根据筛选工作阴性（无效）的居多，以据说药物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从早先的植物药逐渐趋向合成药，因此适当安排人力从事中药研究，而以较多的人力研究合成药比较理想。由此看来，教与学，临床和研究工作中的简单化倾向，是不利于努力发掘和加以提高的。我国卓越的地质科学家李四光说过：“要为祖国勘探石油，必须先从西方探油理论和经验中解放出来不可。”对中医药学的发掘和提高，同样必须先从西方医学的理论和经验中解放出来。

医学研究人体在其与环境因素的关系中，表现为疾病和健康互相转化的规律，凡能促成由健康向疾病转化的是为致病因素，反之，凡能防止发生向疾病转化，能促成由疾病向健康转化的可利用为防治手段。然而，致病因素和防治手段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吕览·尽数》）。它们利与害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转化的根据主要是看它对自稳调节和抗病反应的影响，凡能有助于提高的可用为防治手段，凡是能削弱它的则为致病因素。因此，药物“愈疾之功，非疾不能以知之”，药物的特殊的帮助愈病的效果，必须在具体的自稳调节和抗病反应下才能被正确地认识。“聚毒药以供医事”（《周礼》），“毒药苦口利于病”（《史记》），“天下之物，莫凶于溪毒，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淮南子》），正确地利用这些毒药以为治病之用，化毒为药，化害为利，化致病因素为治疗手段，这是人类同疾病做斗争中主观能动性的体现，是辩证法的胜利；根本的一条必须正确地辩证，必须依据自稳调节和抗病反应的具体状态。相反地，医源性疾病和药物病，医药转化为致病因素，以至“医药兴，而天下之人，不死于病而死于医药”，根本的原因就是离开了具体的愈病根据，是外因论的祸害，是形而上学害死人，因为“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自然辩证法》）。

健康是由体内自稳调节及其防御能力所保证的，而自稳调节及其防御能力，恰恰又是在不断地和内外干扰（包括疾病）的斗争中获得发展和提高的，实验的无菌动物却是极端虚弱的。疾病和健康的转化，体内的因素是主要的。疾病及其临床症状，是矛盾激化斗争激烈的表现，没有斗争就没有改造，就没有锻炼和提高。只看到疾病及其症状的坏处，看不到与疾病斗争后的好处，看不到疾病症状中包含着机体抵抗，一味压制，片面地强调疾病的灾害性和症状的破坏性，不发动体内“正祛邪”的调节能力和抵抗能力，是包办代替，恩赐观点，反而削弱人体抵抗能力和调节能力，损害健康，容易形成慢性病和复发。只强调药物的直接作用，不去因势利导，不去改造机体的防御机制，不提高机体的自稳调节，只靠药物直接消灭病因或纠正病变怎么能行。增强体质和改造人体防御能力的问题，是医学科学的根本问题。疾病的治疗，健康的维护，如果只讲药物，很少考虑体内自稳调节和防御能力，药物是难能在与疾病斗争中发挥好作用的。认为药物能够直接针对病变进行纠正，这才真正“贪天之功”。

中西医结合是互相为用和互相促进，中医的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到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中医学由于历史条件，在辨病认识上后来居于落后的状态应当得到改变。西医在辨证诊断上的忽视必须得到克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辨证和辨病的结合，并把辨病认识方面的发展及其技术成就，必须上升到辨证的水平，才能用以阐明中医辨证论治的丰富内容。我国西医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在于不但承担对中医学努力发掘和加以提高的重任，而且要把西方医学加以改造和提高。“关键在于西医学习中医”，这就是毛主席对我国西医的期望和嘱托。中医在继承整理祖国医学遗产，在西医学习中医的教学工作中，在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研究中，要努力学习唯物辩证法，批判历史上和现实的对中医理论和实践的形而上学的曲解，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本文完成于1975年国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