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广莘学术传承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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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临床特色

“天下莫贵于生”“天地之大德曰生”。陆广莘崇尚生命,尊重、重视每一个生命体的自我独立性,认为中医学是一门在养生、保健、治病过程中发挥发展人体自我独立性的健康生态医学,是一门“参赞天地之化育”创生性实践智慧学。

(一)辨证求本,求其属

临证中,陆广莘认为“求其属者,求其本也”,他推崇刘完素之论“治病不求其本,无以去深藏之大患;故掉眩收引,闷郁肿胀,诸痛痒疮,皆根于内”,认为风、寒、热、湿、燥、火、痰、水、郁、瘀等临床表现,是机体输出端的反应,不是输入端的病因刺激,遵照“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气img郁,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热瞀瘛,皆属于心(原为火)”,进行“求属”诊断。他在临证中关注气、血、津液的变化,结合中西医学理论判断气、血、津液的生成和分布情况。他认为气、血、津液是人体内物质能量信息流的主要体现者和携带者,是人体内自稳调节的对象。生命体对内的自组织和对外的自适应,通过对气、血、津液的重新分布来实现。五脏阴阳通过对气血津液的生成流通和分布的调节,以实现体内的自我更新和自组织,自我调节和自适应的有序稳态。中医学邪气盛则实的风、寒、热、燥、湿、痰、郁、瘀、水、火等,是气血津液瘀滞的结果,与气有关的是郁、寒、热、火等,与血有关的是风、瘀等,与津液有关的是燥、湿、痰、水等;精气夺则虚的五脏阴阳之虚,是气血津液不足(生成或输布的不足)的结果。

以癫痫的治疗为例,陆广莘认为癫痫之强直抽搐称为“风引肌体”,失神昏迷称为“痰蒙清神”,与“风”相伴的有郁和火,与“痰”相联的有湿和食滞。风、郁、火是“气”的化生,痰湿、食滞是“津液”的化生。风痰相搏还影响到血瘀,有血瘀又导致血虚。故癫痫问题的风、瘀、痰,是气血津液所派生的原有功能亢进的“旺气”,是积极的“正祛邪”的抗病反应。其所以有功能亢进的发动,是基于其抗病反应还没有成功,于是有体内放大系统的正反馈的发动。这个发动的背景是五脏阴阳的网络稳态调节,具体到癫痫的风、火、郁,来自“气”的发动,痰湿、食滞,来自“津液”运化能力的不足;前者来源于“肝”,后者来源于“脾”;血瘀来自肝,血虚来自脾。在五脏阴阳网络调节方面,又连接肾而表现为肝肾阴虚→阴虚阳亢→气郁风火,以及脾肾阳虚→津液化迟→痰湿食滞,这两方面又互相推动。

由于癫痫发作短时大多能缓解,关键是防止发作或减少其频度和程度,重在改善五脏阴阳网络调节和脑神功能。中医学观点是“邪为标,正为本”,邪气实是正气虚的外部表现,正气虚是邪气实的内部基础。防治原则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急则治标的息风化痰定痫的药物有全蝎和蜈蚣、僵蚕和蝉蜕、蜂房和地龙、天麻和钩藤、白矾和郁金等,可分别选用。属肝郁化火生风者,可选用龙胆泻肝丸、丹栀逍遥散、紫金锭以解郁清肝息风。属血瘀阻络生风者,可选用血府逐瘀汤、云南白药等以通络活血息风。属脾虚运迟生痰者,可选用半夏天麻白术汤、补中益气丸、人参健脾丸等以健脾益气化痰。属肝肾阴虚生风者,可选用六味地黄丸为基础的方药,如七味都气丸、杞菊地黄丸。属脾肾阳虚生痰者,可选用河车大造丸、龟龄集等以温肾补脾化痰。

(二)扶“正祛邪”,疏通气血津液

陆广莘认为辨证论治即扶“正祛邪”,而非扶正和祛邪。陆广莘强调,“正祛邪”是机体的一种自我能力,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本质是帮助、扶持患者提高这种能力,所以称为扶“正祛邪”。扶“正祛邪”是中医学辨证论治取得疗效的根本原因,区别在于医者是否自知自觉地运用。

一位男青年,高热数日不退,用了多种抗生素、退烧药均罔效,用激素地塞米松以后体温短时间下降,之后又反跳升高。陆广莘被请去会诊时患者体温达40℃,血中白细胞升高,咽部还可见脓点。陆广莘查看患者症状、舌脉后认为,患者白细胞升高、体温上升、咽部有脓点是机体对抗疾病的反应,这说明机体的正气在奋力抗敌。古人云用药如用兵,用兵需分清敌我。一味地降体温、降白细胞,把抗病反应当作敌人来打,这是不对的,应该给正气助一把力,给邪气一个出路,帮助机体赶走外侵之敌。于是,陆广莘开了一剂柴葛解肌汤(柴胡、干葛、甘草、黄芩、羌活、白芷、芍药、桔梗)合升降散(白僵蚕、全蝉蜕、姜黄、川大黄)去大黄,患者服药后体温很快恢复正常。

再以肾病综合征为例来看他的学术思想和经验。肾病综合征是肾小球疾病中表现的一组症候群。西医治疗主要用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疗效不理想,且副作用大。陆广莘认为,该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水液代谢失常,故患者头面部、四肢水肿明显,还有肾阳虚衰之畏寒怕冷、四肢不温等症。患者全身气化功能障碍,脏腑功能低下,故应采取多种手段综合调治,以扶助患者的正气,增强其“正祛邪”的能力,使患者的内环境达到新的较低水平的平衡,使气化功能慢慢恢复正常。辨证治疗时,他常用瓜石汤、玉屏风散、四逆散、排脓散、过敏煎、甘麦大枣汤、四妙散等。药物常用生北芪、苍术、防风、山楂、柴胡、淫羊藿、桂枝、枳壳、赤芍、瓜蒌皮、石斛、牛膝、车前子、生地黄、薏苡仁、路路通、乌梅、五味子、浮小麦、大枣、炙甘草等。他认为,对此病要少用大攻大补的药物,以免加重内环境的紊乱,不利于患者阴阳平衡的恢复。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患者病情较平稳后,可视具体情况服用乌鸡白凤丸、六味地黄丸、防风通圣散等,并嘱患者注意气候变化,防感冒,适当多饮水。

陆广莘认为人体的气血津液是抗病反应的基础,因而有“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之论,中医学治疗原则也就规定为“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治疗手段之所以能获效,就在于能使气血津液流通分布的“反常”向“常守”实现转化。对于邪实,汗、吐、下、消法着眼于“通”,使通之而血气方调;温法和清法,旨在全面改善血气供求关系,温之而血气方和,清之而血气方治。对于正虚,或补之而血气方行,或调其失衡,或补其不足;涩法旨在减少气血津液过度耗散。由此,药治八法都着眼于气血津液,特别是它们的流通,因为只有流通才能完成输布物质能量信息的功能。

(三)强调“莫不为利,莫不为害”

陆广莘推崇《吕氏春秋》中“天下万物,莫不为利,莫不为害”论,认为人的生存、繁衍、进化有极大的自主能动性,一切客观的事物,对人体而言,莫不为利,莫不为害,通过人体自身的反应才能确定这一因素有利或不利。即使是治病的因素,如果被过分地强调而忽视机体本身的因素,都可能转化为致病的因素。他说:“抗生素作为‘攻邪’的手段,犹如‘农药’;皮质激素作为‘扶正’的东西,犹如‘化肥’。当它们被过分地强调,无视有机体自身的能力,实行包办代替性的替代疗法,它们的利由此转化为害,造成医药源性疾病,正是医生过于相信手中的武器。‘唯药物论’导致了药物病。”“由于治病的目的在于帮助机体自稳调节的正常化,而非替代机体的功能。”因此,陆广莘临床上在审查病机的基础上,力求少用药,或不用药,达到“四两拨千斤”之效。

善于应用中成药,是他临床用药的一大特点。陆广莘认为,对于一些慢性病患者:一种是病情不稳而易变者,以汤剂为宜,可以随机应变,因变定方,辨证施治;另一种是病情比较稳定,或病势轻微,应守方较长时间者,以丸剂为宜,且丸剂有利于患者长期坚持服用,持之以恒,以达目的。他在临床中辨证使用中成药,尤其善用加味逍遥丸、补中益气丸、防风通圣丸和六味地黄丸,或单用,或联合使用,取得了良好效果。

陆广莘认为中医学是从调节的层面上来理解和处理生命、疾病、健康等问题的,这一点不同于西医学的直接对抗。中医用药之目的,不是直接消灭疾病,而是帮助机体战胜疾病。所以要“循生生之道,助生生之气,用生生之具,谋生生之效”。他进而指出,人的生存、繁衍、进化有极大的自主能动性,一切客观的事物,对人体而言,莫不为利,莫不为害,用得好就是利,用得不利就成害。人体遇到某种因素的刺激,得了疾病,表现出症状体征不是坏事,是指引人们自救的信号和根据。对于这些信号和根据,不能一味地去遏制它、消灭它,而应助其自行康复。

(四)以病者之身为宗师

陆广莘说:“中医学之道,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治病有效,最大的功劳在病者自身的生生之气。医学只能认识它,依靠它,帮助它,发展它,却不能包办代替生命的自组演化调节的生生之气。一旦病者自身丧失生生之气,那就是泡在药汤里也无济于事。中医药的疗效只是:生其自生,助其自组,助其自制,扶其‘正祛邪’之势,因势而利导而已。”

2003年“非典”肆虐,陆广莘以其始终强调的人“生生之气”来认识这个前所未有的病毒性疾病,用提高上呼吸道黏膜屏障功能的方法抗邪于外。当时有记者要求他开个预防“非典”的药方。陆广莘建议用一把芫荽,两个白萝卜,三片陈皮,四片生姜,五根生葱,熬水一家人喝,每周2~3次。

他说:“疾病和症状,是矛盾激化斗争激烈的表现。只看到疾病和症状的坏处,看不到与疾病斗争后的好处,看不到在疾病症状中包含的机体抵抗,一味压制,片面地宣传疾病的毁灭性和症状的破坏性,不发动体内的调节能力和抵抗能力,反而削弱人体抵抗力而损坏健康。只强调药物的直接对抗补充的作用,不是去因势利导,不去帮助机体的防御机制,不去提高机体的调节能力,只靠药物单干怎么能行?”

“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是陆广莘对扶“正祛邪”的另一种说法,更多体现在对患者的精神、心理疏导方面。其具体应用非常灵活,宗旨是让患者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抗病愈病能力,提高患者养生保健意识。陆广莘认为,就医者而言,敏锐地审查到患者机体的稳态调节抗病愈病的能力后,以各种手段和方法帮助这种能力得以恢复是责任和义务。他常说“气可鼓不可泄”,他认真、仔细地帮助患者分析病情,并给予积极鼓励。在与患者的接触中,陆广莘经常夸奖患者,尤其对癌症等危重患者机体顽强的生命活力发出赞叹,鼓励患者与病魔抗争:“你的病有好转,不是我的功劳,是你自己有旺盛的生命力,要坚持!我的药只是帮助你调整一下。”

“以病者之身为宗师”,以患者为“本”,是陆广莘临床诊疗中的写照。余云岫曾贬中医疗效只是“精神慰藉和贪天之功”。对此,他认为,余云岫只知西医学发现的是医药对抗的对象,不知道中医学实践论发现的是医学的依靠对象。粗守形而上守神,“一切邪犯者,皆是神失守位故也”,而“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贪天之功根本上是贪人之功,学习和依靠人的“生机—神机—气机—病机”和屏障功能的稳态调节抗病愈病机制,以此来选择环境利害药毒,并通过组合效应和因势利导,实现化害为利,化毒为药,化阻力为助力,化腐朽为神奇的“贪天之功”。治好病是患者自愈机制的功,医生只是没有犯错误而已,医学的错误却在于“目无全人”和“目中无人”。

陆广莘不爱细谈他治愈过的一个个病例,不爱细谈某个患者的治疗方案。他说每个患者都不同,有些个案很难重复,关键是诊疗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