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耿明斋老师

——耿明斋教授经济思想述评

李燕燕[1]

耿老师是一名学者，可能每个人对“学者”一词都有自己的理解。而“学者”一词用在耿老师身上，表现为他始终在思考，思考社会发展规律，思考社会进步路径。当年，一个青年农民深夜坐在田间地头，仰望星空，想着自己的出路何在，这可能就是耿老师人生入世思考的起点。耿老师1978年考入河南大学。我对77级、78级两届大学生内心始终怀着尊重、敬佩，这两届大学生经过10年的沉淀，对社会发展的渴望、对国家的情怀，始终溢于言表。本科毕业后，耿老师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周守正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开始研读《资本论》。虽然后来他在任教过程中，教过“西方经济学”“投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课程，但马克思的《资本论》深入其骨髓，对其产生的影响不是停留在说出章节目录，而是将《资本论》的研究方法贯穿终身，即剥开纷繁复杂的现象看本质，从商品入手，一层一层地揭示社会的演变。可能是学得太专注，以至于“本质”和“演化”的思维自此伴随了耿老师整个学术生涯。

“摸着石头过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那个年代，青年人有着强烈的参与社会变革的热情和愿望。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莫干山上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也就是业内著名的“莫干山会议”。“莫干山会议”堪称经济改革思想史上的开创性事件，以至于以后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只要听说对方是“上过山”的人，就会有一种敬重感。“莫干山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也为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更可贵的是，这次会议真正是不带任何偏见、完全开放式地以学术水准面向全国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耿老师就是以在校在读研究生的身份投稿入选参会的。当时他在“上山”之作《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双重身份和社会主义个人消费品的双重分配》中率先提出，劳动者有双重身份，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所以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系中，应该有按劳动和公有制产权两种分配方式。经典著作中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分配方式都是按劳分配，包括当时讨论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文献，都没有提到过有其他分配方式的理论阐述。直到今天，关于公有制内部成员如何以所有者身份获得收益权，理论上一直没有展开讨论。我很期待耿老师70岁以后可以以平静之心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的思考并著书立说，因为像他这种“上过山”的人做这样的事只是娓娓道来不算难。由此可见，耿老师的开篇之作，起点是很高的。同年，耿老师正式发表了《从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到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践》一文，从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历史发展，层层剥解，得出农业生产责任制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内容要求的经济形式。随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基于当年在农村当生产队长派活计工的经历，从计件工资制入手，开始思考国企改革。他在《论我国国营企业工资改革的总体设想》一文中指出，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是工资制度改革的突破口，自此引出他对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探究。《兰格社会主义资源最优配置理论介评》一文具有明显的时代感，他在文中首先提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是西方经济学家们曾经激烈争论的问题，兰格的理论就是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都比较重视社会主义资源配置问题，但是，在兰格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献中，都把这个问题仅仅归结为劳动分配问题（社会劳动在各种产品生产之间的分配，以及消费品按照劳动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这就把一个本来十分复杂的问题过分简单化了。兰格运用市场价格制度和现代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把社会主义资源配置描述为一个由若干经济主体按照一定规则在市场上不断选择，最终达到一般均衡的过程，极大地丰富了这一理论的内容，推动了这一问题的研究。这期间，耿老师的学术研究主要是深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同时带有明显的探索改革的痕迹。耿老师从一开始就将社会变革渗透在读书学习中，这也是他长期思考社会发展问题、能够与各级政府对话进而提供决策建议的渊源。

20世纪80年代，大量国企倒闭。我父母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群中也算是知识分子，在一家国企上班。那时的职工几乎都是父母退休，孩子接班，全家老少都在一家工厂上班。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企的日子还是很不错的，到了夏天，厂里还发冰糕。到了80年代中后期，沿海乡镇企业的崛起，对国企尤其是对轻纺类国企的冲击可以说是巨大的。国企改革注定绕不过企业产权问题的探讨。作为一个裹着黑棉袄、扛着行李卷、花费一天的时间才能到学校的农村青年，此时的耿老师一头扎进了对诸如产权、股份制、股息、红利这些新事物的研究中，从《资本论》到资本市场似乎跳跃非常大，但事实上存在其中的必然。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耿老师不仅从学术上研究资本市场，而且以身先士卒的勇气，筹建地方股权交易市场，这期间他发表了《关于股息和红利性质的理论思考》《风险投资与风险资本》《中国股市发展15年：历史回顾与前景展望》《沪深股市走势分析》《有关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思考》《股票期权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激励功能》《我国股票期权制度实施方案评介》《重新认识我国场外交易市场》等大量文章，从文章题目上就能看出，当年耿老师的研究确实紧握时代脉搏，处在学术前沿。多年过后，我曾笑问他：怎么没有继续沿着资本市场的方向做下去？如果您一直做资本市场，我们跟着您也都发财了。一个人的人生选择，可能有偶然性，但与其个人的认知水平以及内心深处的特性有很大的关系。我曾在大学期间写了篇《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的文章作为课程作业，现在想想，自己在大学里也还是很有思想的，当然这里也是自嘲一下。显然，耿老师当时虽然拥抱了资本市场大潮，但人生的主轴仍没有转变方向，终究没有成为资本市场的弄潮儿，仍以学者的身份，坚持探索改革的思路，由股份制、资本市场、投资体制到经济体制，展开了一层一层逐渐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与著名经济学家南开大学教授谷书堂先生合著了一篇《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和思考》，从构思到大量文献梳理，从思想观点到语言，谷先生都亲自参与，最后由谷先生亲自通读审阅。谷先生的言传身教，让耿老师视其为终身榜样，时常自责辅导自己的学生用心不够。更重要的是，从此耿老师确定了自己的学术思维方法，也就是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将此问题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范畴中去思考：它是什么，它处在哪个环节，大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这样的思维方法，势必要求研究者知识渊博，并且还要在各种复杂的概念中抽出最本质的钩稽关系，同时能够非常准确地概括表达。这一点令无论是与耿老师交往的朋友还是他历届的学生都赞叹不已，似乎自己怎么努力，都是自愧不如，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喜欢跟着耿老师一起去调研的原因，似乎无论到哪里，他都能讲出当地的一些故事，尤其是针对某些现象，推理出一般性的理论，让大家受益匪浅。1996年，耿老师拿到了他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及其运作方式研究”，当时投资体制已成为经济体制中处于较深层次的部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投资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在《论投资、投资体制及其改革的目标模式》一文中，耿老师以其惯有的思维方法进行探究，研究什么是投资、什么是投资体制、存在哪些问题、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这些问题看起来似乎没什么，殊不知，翻开有关文献你就会发现没有哪个经济学范畴能比投资范畴有更多不同的定义了，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各领域的改革都处在摸索中，相当多经济活动的基础概念的定义并不是特别清晰。该文最后指出：把政府投资和政府支出分开，将政府投资限制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真正实现上市公司选择机制的市场化，在资本市场融资方面给民营企业以平等待遇，同时实现资本市场的多元化、多层次化和市场中介机构的民营化。这样的思想放在现在仍然适用。值得一说的是，本人与耿老师合著的《国有资本的生存边界与管理模式》一书，也是出于对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增长模式的思考。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危机的长尾效应一下子把河南经济结构中的问题暴露出来，我与耿老师合作的《把调整结构纳入到扩内需、保增长的战略布局中来》一文，引起省里主要领导的关注和重视。河南省属于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结构，在危机酝酿阶段，由于对资源需求的急剧增大，资源类产业往往是最先和最大的受益者。但是，当高昂的资源价格通过成本机制逐级向下游产品传递，造成成本的普遍上升和价格普遍暴涨，最终需求环节不能承受时，产品价格会掉头向下，导致的需求萎缩就会逐级向上传递，并在传递的过程中逐级加强，因而会使处在产业链前端的资源类产业遭受的打击更大。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耿老师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其学术研究的关注点转到了河南的发展上。河南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化石，把河南的问题研究透了，中国的问题也能说得差不多了。其实，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耿老师的学术研究已经集中在欠发达农区的发展上了。因为河南面临的问题首先就是农区工业化问题。当时，无论是省委省政府上层还是基层干部，对河南的发展路径都还处于摸索阶段，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发展思路。基于此，在具有强大辐射带动能力的龙头城市出现之前，如何在农区搞工业化？发展县域经济就成为河南省委省政府的必然选择。“十八罗汉闹中原”拉开了河南农区工业化的序幕，也极大地增强了河南走工业化之路的信心。2003年8月，河南省委省政府印发了《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突出了工业化的首要战略位置，也明确了农区是否需要发展工业化。这期间，耿老师发表了大量关于农区工业化的文章（如《农业区工业化的一般理论分析》《欠发达平原农业区工业化道路——长垣县工业化发展模式考察》《传统农区工业化过程中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经济分析》《产粮大县要不要走以及如何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路子？》等），在他发表的众多文章中，发表在《中国农村经济》上的《河南科迪食品集团土地“承租返包”模式研究》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文章探讨了在不打破土地家庭经营框架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劳动者收入；如何解决土地规模经营与分散的土地家庭使用制度的矛盾。这些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河南科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的土地“承租返包”模式，在这方面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正是这篇文章，让我从一个局限在教科书上的教书匠升格成了一名学者，明白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应该是探索经济活动的规律，首先要弄清楚现实的经济活动是什么，然后才能从现实社会中发现问题，进而弄清楚经济活动中都涉及哪些要素，这些要素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结又相互发生作用的，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什么，以及在现实经济活动可能出现的结果中，如何避免不利于发展的结果。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做了大量的实地调研，从鲜活的现实中发现问题，再将这些问题放在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进行分析，其间发表的诸篇论文以及随后申请的三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无不得益于这种实证得来的研究方法和思维路径。2001年耿老师拿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欠发达平原农业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工业化发展”，2008年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传统平原农区工业化与社会转型路径研究”。随着改革的深入，如果河南省没有较大规模和较具竞争力的城市群经济区崛起，不仅难以吸引外部的各种要素向河南省汇集，省内现有的各种资源也会加快流向周围的“经济增长极”。耿老师此时提出的“郑汴一体化”战略，成为中原城市群建设的突破口，无论是对于区域经济理论探索，还是对于区域发展的实践推动，“郑汴一体化”堪称意义非凡的举措。随后，耿老师全身心投入丰富和完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去，他几乎跑遍了全省100多个县，为“三化”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如《对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几点认识》《“三化”协调与发展方式转变》《新型城镇化——村庄改造和农村社区建设调查报告》等）。紧接着他提出，对于一个内陆农业大省来说，工业化如何破局，捷径便是“走出去”和“引进来”，即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出去打工，招商引资进行产业转移。当时，河南省在承接发达国家和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上处于弱势地位，很有可能成为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凹地”，人们用“中部塌陷”来形象地概括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窘状。耿老师又分别在2009年和2011年申请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与政策研究”。在随后的郑州大都市区建设中，他又提出郑汴港核心区的概念，厘清了航空经济与临空经济的概念范畴，并在各种场合以实例实证呼吁河南高质量发展，明确指出创新驱动的具体路径。

关于耿老师的方法论，用正统的实证和规范分析来形容，用词显得有些生硬。其实，耿老师一路走来，他内心始终遵循唯物辩证法，这也是《资本论》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特点是不把人类社会看成静止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看成一个发展的、不断变化的有机体。由此引出，是从既定的理论出发来解释、评价和规范现实，还是从现实出发来检验、评价既有的理论，并寻找、探索更有效的理论。如果按照前一种方法，只需要说明现实符合理论和理论规范现实的方法正确即可，若现实和理论不一致，那一定是现实出了什么问题，因而需要根据既定的理论对现实加以调整和纠正。如果按照后一种方法，则需要从更基本的层面来说明已经变化了的现实究竟是什么，若现实和理论不一致，很可能是理论出了问题，因而需要对已有的理论加以修正，使之对现实更具解释力，或者干脆寻找新的更符合现实的理论。单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方法的正确与谬误是界限分明的，耿老师给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选择第二种方法而摒弃第一种方法。我们每年组织上百名学生进行百县千村入户调研，就是试图从真实的现实中发现历史规律和指出未来方向。

70岁对一个现代人来说，已不是古来稀的年纪，似乎更像是正在整理行装，准备进入人生新阶段。我不记得是哪位名人学者说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的平均寿命高于其他领域的获奖者，想想也的确如此。这可能由于经济学家看问题、看现象更关注本质追溯，无论对与错、是与非，都能够用专业的语言对此进行解释，既然都能解释了，自然也就释怀了，有利于身心健康。

写于2021年国庆节

[1] 李燕燕教授曾在河南大学经济学院任教，现在郑州大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