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历程回望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决策：全党工作的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正是这个伟大决策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起中国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这标志着中国由过去的闭关锁国转向对外开放，标志着中国已经做好了迎接外国科学技术、机器设备、资本、产品、人员和其他优秀成果进入中国的准备[4]。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引进西方经济学的标志性事件主要有以下几件。
1.萨缪尔森《经济学》中译本出版
随着1979年正式启动改革开放，正像进口外国机器设备和产品一样，西方经济学被引进中国。1979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翻译的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英文第10版）[5]。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内地翻译出版的第一本完整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这本书一出版就洛阳纸贵，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77级和78级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学子争相购买，新华书店门前常常排起长队。萨缪尔森《经济学》的翻译出版标志着中国由全面排斥西方经济学到完整地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历史性转折，标志着西方经济学开始进入大学课堂，西方经济学教材开始进入大学生的书包和经济学者的书架，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知识结构开始发生变革。
从商务印书馆1964～1965年翻译出版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到1979年翻译出版萨缪尔森《经济学》，其间我们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内容体系的了解中断了将近90年[6]，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学界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隔绝了将近9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萨缪尔森《经济学》中译本之前，除了高鸿业等为数极少的“海归”学者以外，中国经济学界几乎不知道萨缪尔森《经济学》已经出版发行了10版。
2.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成立
为了适应引进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需要，1979年5月，北京大学陈岱孙和厉以宁、中国人民大学李宗正和吴易风、辽宁大学宋则行、复旦大学吴斐丹和宋承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张培刚（后来调往华中工学院即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刘涤源和王治柱、中国社会科学院朱绍文等17位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齐聚杭州，决定发起成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7]。1979年9月，这个研究会正式成立。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学术团体，其基本宗旨是：①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研究外国经济学说史和当代外国经济学说；②批判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理论和修正主义经济理论；③学习外国经济学说中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用的东西，吸取一切可供我国借鉴的东西。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是中国引进、研究和传播西方经济学的主阵地和核心平台。研究会的成立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传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研究会成立当年就组织专家学者主办了“国外经济学讲座”（见下）。1979年11月，研究会组织业内专家学者翻译的《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以下简称《论文选》）第一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套《论文选》由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专家学者对当时在国外（主要是欧美）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理论和流派的代表作进行遴选，然后译成中文，按专题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第一辑收录的主要是西方经济学家研究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代表性论文，第二辑收录的是萨缪尔森、库兹涅茨、阿罗、哈耶克、弗里德曼等7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诺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稿，第五辑收录的是西方学者研究供给学派的代表性论文……从1979年到1997年，《论文选》共出版17辑[8]，内容涵盖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学派的理论以及西方学者对这些理论的研究和评价，还包括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信息传播还不太发达，我国中青年经济学者大多英文水平还不高，这套《论文选》的编选出版对促进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发挥了很大作用。
3.举办国外经济学讲座
1979年11月，受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经济理论和方法小组的委托，刚成立不久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举办“国外经济学讲座”，系统介绍和评价国外的主要经济学说和流派，其内容相当广泛，几乎涵盖了国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方方面面。这个讲座从1979年11月开始，到1981年春天结束，每周讲授一次，共60讲，由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等地的43位学者主讲，听众有高校教师、在校大学生、参与经济改革和从事政策研究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企业管理者、新闻出版界人士。这个系列讲座的讲稿旋即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国外经济学讲座》为书名，于1980年7月至1981年12月分四册在国内出版发行。这个讲座和这套《国外经济学讲座》丛书对于在中国启蒙和普及西方经济学知识，推动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4.颐和园计量经济学讲习班
1980年6月24日至8月11日，有“计量经济学之父”之称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Robert Klein）[9]受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之邀率领７位美国经济学教授来中国举办计量经济学讲习班，开班仪式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授课地点在北京西郊颐和园昆明湖南边的蓬莱岛，故称“颐和园计量经济学讲习班”。在这个讲习班上，这7位美国教授每人讲课一周，克莱因教授主讲计量经济学导论、美国经济计量模型，宾夕法尼亚大学安藤教授主讲应用计量经济学，斯坦福大学刘遵义教授主讲需求分析、生产理论和中国经济计量模型研究，斯坦福大学安德森教授主讲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分析方法，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主讲经济计量和控制理论、需求函数，纽约市立大学粟庆雄教授主讲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南加州大学萧政教授主讲经济计量方法。包括北京大学的胡代光、杜度、厉以宁，华中工学院的林少宫，铁道研究院的茅于轼，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守一和乌家培（他二人也是这个讲习班的组织者）在内的100多位中国学者参加了这个讲习班，接受了计量经济学培训。由于计量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统计学和数学相融合而衍生出来的一个新的交叉学科，而当时中国经济学界已经和西方经济学隔绝了几十年，绝大多数学员由于西方经济学功底欠缺而感觉听课困难。为了补短板，讲习班的组织者又安排胡代光和厉以宁二位老师晚上给大家补西方经济学课，同时安排华中工学院的李楚霖老师给大家补数学课。这个讲习班标志着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主要标志物（分析工具）的计量经济学被引进中国。
5.米尔顿·弗里德曼第一次访问中国
1980年9月22日至10月12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钱俊瑞先生的邀请，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第一次访问中国，并在北京、长春、上海、桂林等地发表演讲和参观考察。这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
弗里德曼在中国几场讲座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市场机制有效性和优越性分析、通货膨胀原因分析和通货膨胀治理（政策建议），以及对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步骤的建议。
弗里德曼的来访，使中国经济学家有了与西方经济学家面对面进行交流的机会，这给刚刚在中国兴起的西方经济学热又加了一把火。此后，翻译出版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著作和论文越来越多，西方经济学开始进入大学课堂。
6.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福特班”
1983～1984年，应中国教育部（当时称“国家教育委员会”）邀请，美籍华人学者、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联合哈佛大学中国系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共同发起一年期的（西方）经济学研究生课程班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项目由“（美国）美中经济学教育研究委员会”和“（中国）中美经济学教育研究合作委员会”联合组织实施，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生培训中心举办。美方委员会主席是邹至庄教授，中方主席是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黄达教授。这个项目由中国教育部和美国福特基金会共同提供资金支持，其中福特基金会每年资助90多万美元，所以这个研究生课程班又被称为“福特班”。
1985～1996年“福特班”在中国人民大学连续举办10期，1987～1993年又在复旦大学举办5期。最初参与项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这7所高校，后来扩展到其他高校。进入福特班学习的学生，首先由这7所高校在本校硕士研究生中遴选出候选人，然后再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统一考试，考试科目有数学、英语和经济学，合格者才被录取为福特班学员。邹至庄给福特班设定的培养目标是经济学掌握程度达到美国大学研究生水平，希望在中国培养一批毕业后能够胜任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教师。福特班实际上是美国学者在中国举办的西方经济学师资培训班。根据这个目标定位，“福特班”的课程设置和当时美国一流大学的研究生经济学专业是相同的，当时开设的课程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金融学、国际贸易学、货币银行学、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应用统计学、投资经济学、公共财政学和博弈论等。福特班直接使用英文原版经济学教材，有些教材是当时美国大学经济学专业博士一年级基础课所用的教材，例如吉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价值理论》，威廉·F.夏普（William F. Sharpe，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投资学》，并用英语授课。福特班的主讲教师主要是从北美、欧洲和澳洲各大高校选聘的，美国教授居多。10年间先后有81位外教来福特班授课，其中许多是世界一流经济学家，还有已经获得或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经济学家，例如，蒙代尔（Robert A.Mundell，1999年获奖）、恩格尔（Robert F.Engle，2003年获奖）、赫维兹（Leonid Hurwicz，2007年获奖）、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2015年获奖）。198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首期福特班讲课的教师可以说是名家云集，他们有丹尼尔·休茨（Daniel Burbidge Suits）、陈顺源（Kenneth Shun-Yuen Chan）、里奥尼德·赫维兹（Leonid Hurwicz）、李汉民（Elizabeth Lee）、邹至庄、理查德·匡特（Richard Emeric Quandt）、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F. Engle）。
由于当时中国实行的还是6天工作制，所以福特班每周前五天由外教讲西方经济学，周六请中国教授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改革等课程。担任周六课程的教师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名教授，包括黄达、卫兴华、王传纶、吴树青、高鸿业、余学本等。
10年间，（美国）美中经济学教育研究委员会为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两个经济学培训中心提供北美最新版本经济学教科书8000多册，为7所项目创始学校提供了2000多册经过挑选的最新版教科书、工具书和参考书。
福特班一共办了10期，共招收学生618名（其中复旦大学福特班共招收201名）。其中大约四分之一的学员结业后赴欧美继续深造。据福特班开班30周年时粗略统计，这600多位学员，后来在国外发展、在中国大学执教和在中国从事其他工作的大约各占三分之一。
7.中国学者编著的第一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
1983年1月，由刘涤源和谭崇台主编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10]。该书共有19章，第一章导言，第二、三章是微观经济分析，第四、五章是宏观经济分析，第六、七章分别是经济计量学和经济预测理论与方法，第十、十一章是发展经济学，余下8章介绍了8个西方经济学流派（包括主流派和非主流派）。
按照今天的规范来衡量，该书还不是标准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因为它的主要内容是介绍西方经济学流派，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原理所占的比例很小，并且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也不完整。但是，它当时是一本内容最丰富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该书作者大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留学美国的“海归”学者，如吴纪先、张培刚、刘涤源、谭崇台、李崇淮、王治柱、朱景尧，还有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傅殷才。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也是国内一流经济学者，由他们撰写的这本教材，其内容具有权威性和前沿性。
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本比较规范的西方经济学原理教科书当数厉以宁和秦宛顺编著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1983年1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上下篇，上篇15章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原理，下篇15章是上篇15章内容的数学推导。
第一本基础性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是梁小民编著的《西方经济学导论》，该书于1984年7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国家教育部组织编写的第一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是高鸿业教授主编的《西方经济学》[11]。该书分两册，分别是微观经济学部分和宏观经济学部分。该书以体系完整、内容丰富、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而广受学生和读者欢迎，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编写的最流行、发行量最大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之一的《西方经济学》（上下册）于2012年12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该书首席专家（主编）是吴易风和颜鹏飞二位教授。该书的特色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更系统更深入地评析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8.经济学者“海归”潮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变革和快速发展，这为经济学人的专业研究提供了“田野”（field），从而吸引了大批在国外（主要是欧美）大学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经济学人回国服务。据笔者了解，林毅夫教授是改革开放后从国外学成回国的第一个经济学博士。1986年9月，林毅夫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87年9月在美国耶鲁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回国。1988年暑假期间，世界银行资助南开大学举办为期三周的发展经济学讲习班，聘请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教授和中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杨敬年先生担任课程主讲，回国不久、刚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林毅夫担任拉尼斯的翻译。参加这个讲习班的是来自全国各大学的30多位青年教师（笔者是其中之一）。这个讲习班和1981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的由美国学者主讲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发展战略）讲习班[12]，促进了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和传播。
在林毅夫之后，越来越多在国外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经济学人回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国潮以后，中国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海归”潮。
1994年5月，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邹恒甫回到他本科就读的母校武汉大学创办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13]，并招收数理经济学和数理金融学两个专业的研究生。1996 年，这个中心创办国际数理经济学和国际数理金融学本科试验班，面向全国招生。这个中心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方式采用的是英美模式，使用的教材是英文原版最新教材，授课的教师主要是从海外一流大学和国际机构聘请的知名经济学家。这个中心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学教学教育改革最早的试验田，它开创了中国大学财经类院系国际化办学的先河。
1994年8月，林毅夫与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和余明德6位“海归”博士在北京大学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更名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出任主任。这个中心是改革开放以来完全由“海归”经济学博士创办并运作的第一家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机构。2001年10月，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推动下，首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经济学年会对于引进西方经济学、如何把西方经济学运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发挥了引导作用。
2004年7月，上海财经大学聘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德州A＆M大学终身教授田国强出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这是国内大学首例聘请在国外担任教职的经济学者担任经济学院院长一职。田国强出任院长以后，为了实现在上海财大打造一流的经济学教学团队和科研平台的目标，从国外大量招聘海归博士回国工作或做短期讲学访问，并按照美国一流大学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调整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案，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此后，“海归”学者或在国外有终身教职的学者担任中国高校经济学院或管理学院（商学院）院长的现象逐渐增多。
大量的“海归”学者回国，改变了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队伍的学缘结构、学位结构和知识结构，改变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风格，加强了中国经济学界与外国经济学界的联系和交流，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发展。
9.教育部把西方经济学列为财经类专业12门核心课程之一
1986～1987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在多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参考美籍华裔经济学家邹至庄、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和国内一些专家教授的建议，决定把“西方经济学”列为财经类专业的12门核心课程之一[14]。此后国家教委组织国内学者编写、出版这12门核心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并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开设全国性的财经类核心课程师资培训班。这12门核心课程教材除了政治经济学之外，主要是参考英美大学相关课程当时普遍使用的教材内容编写的。这12门核心课程的开设，极大地改变了我国财经类专业的课程设置和知识结构，使我国财经类各专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水平走上与国际接轨的道路。12门核心课程的设立也标志着中国政府正式接纳西方经济学成为中国大学财经类专业的必修课程，这也标志着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和一味地批判西方经济学的时代结束了。
10.引进西方经济学教材和原著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财经类核心课程建设的需要、经济研究对新理论和新方法的需要，推动了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和论著的引进和出版工作。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除了以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闻名于出版界和学术界的商务印书馆以外，越来越多的中国内地出版社加入引进西方经济学教材和原著的翻译出版工作。这期间，上海三联书店翻译出版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当代经济学译库）”（后来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经济科学译丛”“金融学译丛”“经济学前沿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增长与发展经济学译丛”和“经济学精选教材译丛”，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华夏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二十世纪文库”，经济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新制度经济学名著丛书”，中国税务出版社和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翻译出版了“麦克米伦经济学前沿问题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和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英文影印版经济学和管理学类教材。
这些教材的翻译出版和影印出版，极大地丰富了教师和学生的教学用书和参考书的供给，大大缩小了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