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玛丽·艾马尔的世界

历史记录

玛丽·艾马尔生于1713年，死于1790年，她生在昂古莱姆，也死在那里。[1]玛丽是家中的独女。她父母1711年结婚，当时两人都称不会签自己的名字。母亲是鞋匠的女儿，这鞋匠是从昂古莱姆西南一个小地方搬来镇上的；据记录父亲是开店的，或者说是个商人（marchand）。[2]玛丽还小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母亲在她五岁那年又嫁给了一个鳏夫，是个木工师傅。[3]1735年玛丽嫁给了路易·费朗（Louis Ferrand），此人是个细木工学徒，也可能是个家具工人。两人结婚时她表示不会签自己的名字，后来也多次做过同样的声明。她丈夫在登记簿上签了名。他是迁来镇上的，父亲是个木屐匠人，家在图尔（Tours）教区，从昂古莱姆北边过去有大概200公里路，要走几天。[4]

之后的14年间，玛丽·艾马尔生了八个孩子，两个夭折在襁褓中。她或许出过昂古莱姆，但可能性不大。她和丈夫在镇上的小堂区之间频繁搬家；1738年到1744年的六年间，她在老镇中心的四个不同堂区生下了六个孩子。[5]路易此时依旧是个外乡人，在他最小的孩子让（Jean，又名让—巴普蒂斯特［Jean-Baptiste］）的受洗记录上，他被称作“图尔人费朗”（Ferrand dit tourangeau）。[6]他后来当上了细木工师傅，1744年时还被推选为“辛迪”（sindic），就是昂古莱姆细木工团体（小公司或行会）的干事。[7]他和玛丽为八个孩子找了教父和教母，都是镇上同一个圈子里的熟人亲戚，其中一个是木匠，一个是制帽匠，三个是锁匠，一个是桶匠的妻子，一个是另外一个锁匠的妻子。[8]

1753年6月，家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昂古莱姆镇上有一所很有名气的学校，当时是耶稣会的机构，为当地男孩提供免费教育。1753年，艾马尔夫妇俩的大儿子加布里埃尔（Gabriel）受了剪发礼（tonsure），成了一名教士，迈出了公教圣职之路的第一步，时年15岁。[9]同年12月，为了养家致富，路易·费朗动身上路。他跟人签了合同（同他一道签字的还有一个木匠），去格林纳达岛上干两年，每年有500里弗尔的报酬，还管吃饭、住宿、洗衣的一切花销（“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两人的雇主是一个颇有抱负的种植园主，名叫让—亚历山大·卡佐（Jean-Alexandre Cazaud），他生在瓜德罗普（Guadeloupe），后来定居于昂古莱姆，还娶了当地一个丝绸商人的女儿。合同是卡佐的岳父代为签署的，后来镇上发生了一起臭名昭著的法律金融事件（即1769年开始的贸易“革命”），此人是事件主角之一，成了打头的“资本家”。[10]

丈夫离家的时候玛丽·艾马尔膝下有六个孩子，都还年幼：最大的15岁，最小的只有4岁。两年后（1755年）她的继父过世，1759年母亲过世；同路易一道去格林纳达的木匠也死了。[11]继而，1760年5月前的一天，可怕的消息传来：丈夫死了。在同儿子加布里埃尔的一份协议中，她成了路易·费朗的寡妇；起草协议的是一名“人品败坏”得出了名的公证人。镇上执业的公证人多得“泛滥”，以致国家曾专门立法进行管理。[12]

加布里埃尔已经不再是教士了，也放弃了圣职之路。然而协议的开头讲述其意图的部分却令人印象深刻：“这位费朗打算成为一名文科硕士，好教导年轻人，既形成了计划，便决定安一个家……就是他现今之住所，他又自己花钱添置了家具。”加布里埃尔继而讲述了一段富于情感的历史。他知道“儿女当对生身父母尽义务”，他也想要向母亲表明“他的意思是要尽自己所能地叫她安乐，也让她的生活少一些艰难”。“看到母亲如今没有他的帮助已经无法活下去、无法养活自己”，他便恳请她来与自己同住。[13]

玛丽·艾马尔的回答相当冷静（文件中的话可能是她或儿子口授的，也可能是公证人所拟）。她表示：因“希望领受其子的好心”且“认为他会长久对她尽孝，而不会任由她陷于贫困悲惨的境地”，她决定接受他的邀请，搬去与他同住。她也把自己的各样家什搬了过去，对此公证人文件也一一做了记录。这些物件包括2张旧木板床（罩着磨损严重的绿色哔叽床罩），2个白杨木的半边柜（就是衣橱），1张“破破烂烂”的方桌加“10把又旧又破的椅子”，12个盘子、6把马口铁的勺子、6把铁叉，还有6条床单。其价值经“当事人双方”——玛丽·艾马尔和儿子——协商一致，确定为130里弗尔，两人还明确他们“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在法律意义上或惯例意义上构成任何集体（society and community）”。[14]

在这个非集体的新家庭中，生活依然艰难，1763年10月，正预备同亚眠（Amiens）一个染布人家（这家人新近定居于昂古莱姆）的女儿玛丽·阿德莱德·德维亚伊（Marie Adelaide Devuailly）结婚的加布里埃尔曾作出声明，称母亲“目前不论是财物、家什，还是不动产一概都没有”。[15]几个礼拜过后，围绕玛丽·艾马尔的家什又多了一份公证人文件。1764年1月，她和加布里埃尔找到了另一位公证人，此人叫让·贝尔纳（Jean Bernard），据说“曾为小老百姓们写过不少文书”。此时在文件中加布里埃尔已经成了“文书师傅”。[16]同样，这次加布里埃尔·费朗和玛丽·艾马尔也讲了一个故事。两人讲到，自1760年以来，加布里埃尔多次不得不“自掏腰包”为母亲还债——否则债主们就要拿走“那些家什”。她的债主包括一个鞋匠、一个制洗衣碱的、一个卖菜油的，还有一个布商；她总共欠了290里弗尔的债。[17]

加布里埃尔称，为了至少部分补偿自己还债的支出，他考虑过向法院申请对母亲的家什进行扣押和司法拍卖。但她劝他称这样一来卖家什得的钱几乎全部要贴给强制拍卖的花销，并提出不如由她“本着友好精神”（a la miable）将家什卖给他；1763年，他以130里弗尔的价格将这些物件悉数买了下来。[18]次日，两人又找了另一个公证人，这次玛丽·艾马尔承认自己已故丈夫的雇主也为她还过债——他以她的名义还过150里弗尔，又还了镇上烤面包的两家人606里弗尔——这是很大一笔钱，比她丈夫一年的工价还多。[19]

代理授权

1764年10月，玛丽·艾马尔找到了公证人让·贝尔纳，自称是“木工师傅”路易·费朗的寡妇，且膝下有五个未成年的儿女。“她称她丈夫1753年和卡佐先生一道离开昂古莱姆镇去了马提尼克（Martinique），”公证人记录道，“接着他在格林纳达岛安顿了下来。”在接下来的数年间，玛丽·艾马尔“听说丈夫买下了若干黑人和几头骡子，而且他每天能赚24里弗尔，他的黑人每天还能帮他另赚15里弗尔”。“住在格林纳达岛的四五年间”，他发了“一笔小财”，接着他“回到了马提尼克，打算启程还乡与家人团聚”。但“他忽然害了病，三天后就死了”。他是在名为“慈爱众父”的一间教会医院过世的。[20]

玛丽·艾马尔作此声明并请求代理授权的目的是弄清楚那笔可能存在的小财的下落。她丈夫此前曾“把自己的钱存在旺达（Vandax）先生处，此人是个船主，也可能是个商人，住在锚地步道，也可能住在圣皮埃尔堡”。至少人家是这么对她讲的；“这些情况是当事人先后从昂古莱姆镇上某几个人口中得知的”，这些人“同时还告诉她，他们曾向旺达先生口头打听过此事，但其回答模棱两可，但她依然抱有希望，认为子女成年后这笔钱就能索回”。[21]

事情就这样搁置了一段时间。玛丽·艾马尔称“因为这样的希望，因为她的穷乏，也因为路远，直到此时她才得以开始调查”，同时也开始努力追回自己的遗产——“没有这笔钱她的生活将难以为继”。不过此时她听说商船队有个名叫帕斯卡尔·肖万（Pascal Chauvin）的中尉正要启程去马提尼克。代理授权就是为委托他为她的“一般和特别”代表而拟的，文件的末尾是一大堆法律术语。肖万有权在“一切法官、公证人、书记员和其他公众人物［面前］代表她”，“以他认为适宜的方式向旺达先生及所有其他人提出一切要求”，有权进行“请求、申辩、上诉、反对、辩护和反驳”。对于他的任何行为她都“认可且承诺认可”，并承诺补偿他未来的一切损失，为此她“签订本契约，且将自己的一切财产和子女的财产都做了抵押”。[22]

玛丽·艾马尔不会写字：“当事人称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怎么签。”但她生活在许多消息中间。人们告诉她各种情况，也告诉她马提尼克来的回答模棱两可；她进行了调查，也获得了信息。她让人帮自己写过信，她和丈夫隔着大洋缓慢地交换着信息；她知道他有些“尤其相熟的人”，包括格林纳达“卡贝斯泰侯爵”（Marquis a la Cabeste）堂区的一位德·弗拉维涅（de Flavigné）先生，还有马提尼克圣皮埃尔的一位雅尔丹的埃贝尔（Herbert du Jardin）先生，此人是个商人，她的信就是写给他的。她掌握了旺达先生的两个可能住处。她手上有各种名字、地址和数字：“他的黑人每天还能帮他多赚15里弗尔。”[23]

这份单页代理授权的情况便是如此。玛丽·艾马尔的故事相当令人着迷，第一个原因是这故事仿佛一幅纷繁嘈杂的全景图：18世纪时，即使是在远离海岸的法国内陆，也流传着关于外面的世界的各种真真假假的信息。这对于回答“事实究竟如何”这一传统历史问题很有意义。玛丽·艾马尔以公证人的规范用语描述了各种不成文的交流，包括一系列情况、消息，还有模糊的打听：这是近世获取信息的途径，这类交流瞬息万变，在各种历史研究的档案和数字资源库中倏忽即逝。

这个故事之所以令人着迷还在于它对回答另一个历史问题即“究竟发生过什么”的意义。玛丽·艾马尔讲述的故事以1753年丈夫离开昂古莱姆镇开头，而结尾则相当模糊。这个中尉后来查到了些什么（如果他真去了马提尼克）？卡佐先生是谁？——她丈夫的这位雇主替她还了欠镇上烤面包的两家人的债，但1799年一次与此无关的诉讼却表明此君是个“狠心”“暴力”“无情”“贪婪”而“残忍”的人，同时他还是1769年金融危机中打头“资本家”（即债权人）的女婿。[24]旺达先生是谁？她丈夫手下的黑人都是些什么人（如果她丈夫手下真的有过黑人）？而这位穷困窘迫的玛丽·艾马尔又是谁？

关于她的经济境况，可以说存在一些证据：1764年有人对她在世上的财富做过非常精确的估算，结论是总价值不到160里弗尔。关于她家中又旧又破的椅子和六把铁叉之类的物件，关于她同哪些人有交易、赊了谁的账、欠了谁的债，也有人一一做过记录。代理授权中提到过她的诸多信息（包括错误信息）来源：人们“告诉”过她一些“情况”，她进行过一系列“调查”，人们也“告诉”她那个住在马提尼克街上的商人对他们问题的“回答模棱两可”，她叫人读过哪些信、托人写过哪些信，也有记录。一份名单列出了她的熟人或者说1764年12月在她女儿的婚前协议上签字的那83个人。但大体上，玛丽·艾马尔的历史记录便是这些了。她的孙辈当中，当她在世时生在昂古莱姆的有22人，在她过世时，其中一个——即路易丝·拉维热里和后来的红衣主教拉维热里的祖父——已经结了婚。玛丽·艾马尔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头九个月，之后在小圣西巴尔堂区过世，时年77岁。而她下葬的堂区又是另一个：博利厄圣母区（Notre Dame de Beaulieu）。[25]

八个儿女

甚至玛丽·艾马尔的子女的人生故事（至少多数）也已失落于时间中。1736年她生了头胎的女儿安妮·费朗（Anne Ferrand）。1738年3月，19个月大的小女孩夭折。[26]几天之后（1738年4月），第二个孩子加布里埃尔·费朗出生，这也是她的子女中第一个安然度过婴幼儿期的。在她的众多子女中他是唯一一个人生在一段时间内得到过大量甚至过量记录的人。[27]加布里埃尔终其一生都活在话语的世界，而且实现了自己早年的志向，即“教导年轻人”。他娶了一个名叫玛丽·阿德莱德·德维亚伊的女子，夫妇俩有六个儿子，都生在昂古莱姆；到1775年他小儿子受洗时，他已经是“一个老练的文书和一间寄宿学校的老师”了。1816年他在昂古莱姆过世，根据记录，他当时是“夏朗德地区档案局的局长”。[28]

玛丽·艾马尔和路易·费朗的第三个孩子莱昂纳尔·费朗也夭折于幼年；他1739年出生，过完两岁生日不久就死了。[29]弗朗索瓦丝·费朗（Françoise Ferrand，即有一大群人签名的那份婚前协议中的女方）是第四个孩子，也是第二个存活下来的。她生于1740年11月，同加布里埃尔一样，其人生也得到了记录。[30]在圣马夏尔堂区，她给一个木工师傅的女儿当过教母，当时她15岁，还在登记簿上以大而自信的字迹签上了名：Françoige Ferant。[31]她嫁给了艾蒂安·阿勒芒·拉维热里（Etienne Allemand Lavigerie），生了13个孩子，都是在昂古莱姆受的洗；1790年她见证了长子马夏尔结婚，1796年又见证了这对夫妇协商离婚；1801年还见证了他第二次结婚，对象是圣多明各（Saint-Domingue）的一位年轻姑娘，名叫邦妮（Bonne）或者邦妮特（Bonnite）；她也见证了儿子的婚前协议，在协议中邦妮特同样承诺：自己的全部“动产和权利”，包括其他“一切物品”，丈夫都可以“使用、调查和追回”。[32]弗朗索瓦丝1805年于昂古莱姆过世。本书中的19世纪历史则是围绕她的儿女、孙辈和重孙辈（即玛丽·艾马尔的母系后代）展开的。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玛丽·艾马尔第三个活下来的孩子弗朗索瓦·费朗（François Ferrand）的存在。他是1742年受的洗，是在关于那笔失落的钱财的代理授权中她五个未成年子女之一；1763年他在哥哥加布里埃尔的婚前协议上签过字，但翌年姐姐的婚前协议上却没有他的签名。[33]1766年他仍在昂古莱姆——当年他曾出席加布里埃尔和玛丽·阿德莱德第三个儿子的洗礼；孩子的教父（也是其舅舅）没有到场，根据记录，“叔叔弗朗索瓦·费朗”充当了他的代表。[34]记录（至少我迄今为止找到的记录）便到此为止。可能弗朗索瓦和紧邻阿勒芒家和费朗家而居的“弗朗索瓦·费朗”是同一个人，1763年一本税册上有他的名字，说他是舍瓦尔布朗旅店老板的“用人”，旅店老板和妻子都在弗朗索瓦丝的婚前协议上签过名。[35]各种家族历史网站上涉及名叫“弗朗索瓦·费朗”的人的记录或者族谱虽然多达19,000余项，但与舍瓦尔布朗这位用人或者玛丽·艾马尔的儿子相符的却一项也没有。[36]

玛丽·艾马尔第四个活下来的孩子马蒂兰·费朗（Mathurin Ferrand）留下的痕迹甚至更少。他是1743年受的洗，在关于那笔钱的代理授权中也提到了他的名字，关于他的全部记录就是这些。[37]1763年他也在哥哥的婚前协议上签过名（字迹有些犹豫），而翌年姐姐的婚前协议上也同样没有他的签名。[38]他不在堂区的档案中，不在税册上，截至目前家族历史网站上也都没有他的名字。1758年昂古莱姆抽签选民兵时列过一系列“脱逃男孩”名单，在其中两张里有一个称为“图尔人”（Tourangeau）的刀匠学徒。玛丽·艾马尔的丈夫便曾被称为“图尔人”，有可能马蒂兰·费朗也被叫作“图尔人”，而历史记录之所以难以捕捉到他，是因为他本来便想逃脱。[39]不论如何，在昂古莱姆残缺不全的历史记录中，他是一个极端，而他当档案管理员的长兄则是另一个极端。

玛丽·艾马尔第五个活下来的孩子玛格丽特·费朗（Marguerite Ferrand）几乎同样没有存在感。她是1744年受的洗，在追索遗产的代理授权中也提到了她的名字（是事后想起加在页边的）。[40]她1764年当过弗朗索瓦丝长子的教母，1768年又当过加布里埃尔第四个儿子的教母；1767年弗朗索瓦丝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夭折时，她是葬礼上唯一的见证人；她在登记簿上签名的字迹有些犹豫，有时写成“Margerite Ferrante”，有时写成“Ferrainte”。[41]但同样，关于她的全部记录也就是这些了。在网上世系和家谱的汪洋大海中，包含“玛格丽特·费朗”的族谱几乎同包含“弗朗索瓦·费朗”的一样多，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其中哪一个与玛丽·艾马尔的家族有关联。在18和19世纪，有许多原因会导致一个人从历史记录中消失：此人可能是个用人、穷人、脱逃者，可能人生波澜不惊，可能无法在登记簿上签名，也可能是独身（或者无儿无女，因而生命无法以世系和家谱的形式得到延续）。目前还没有什么证据表明玛丽·艾马尔中间这三个儿女——弗朗索瓦、马蒂兰和玛格丽特——的命运是否如此，是的话又究竟是哪一种。马克·布洛赫曾写道：“‘我不知道，我没法知道’这种话总是令人讨厌的。”可反过来，知道最终自己能够知道却又令人不安。[42]

玛丽·艾马尔的小儿子让—巴普蒂斯特—费朗，又名让·费朗，是六个儿女中唯一一个被当时的几次大规模革命颠覆了人生的，也是唯一一个有证据表明曾离开过法国的。他于1749年受洗，15岁时还在姐姐弗朗索瓦丝的婚前协议上签过名，字迹相当华丽。[43]1774年他和一个锅匠的女儿伊丽莎白·布图特（Elizabeth Boutoute）结了婚，和他家一样，妻子家里也和法国遥远的殖民地世界有来往；据记录他是个钟表匠。[44]他和伊丽莎白有过四个孩子，其中一个早夭。[45]1777年儿子死后，全家搬去了圣多明各，在那里一直生活到海地革命爆发。让—巴普蒂斯特在法兰西角（Cap-Français，即勒卡普角［Le Cap］，今天也称海地角［Cap-Haitien］）开过一间卖咖啡壶和油壶的铺子；据他后来回忆，当时他手下有15个黑人。[46]1795年，全家重回昂古莱姆——他们一贫如洗，是逃难回来的。1831年，“穷困潦倒”的让—巴普蒂斯特在巴黎过世。[47]

格林纳达岛上

玛丽·艾马尔及其子女的故事简而言之便是如此。但她本人最关注的问题（即丈夫究竟遇到了什么事）依然没有解释。同时这一问题也尖锐地凸显出历史学研究对象和历史学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玛丽·艾马尔想知道却无法凭自己的能力搞明白的事，历史学者却有可能弄清楚。[48]

不论如何，没有任何证据——至少我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有过一笔钱，而即便这笔钱存在，也没有证据表明法国的这家人把它要了回去。玛丽·艾马尔的子女和孙辈中，没有哪个人的生活谈得上优渥（在下一代人中间情况会有改变，但那已经属于19世纪的历史了）。如果路易·费朗照合同约定在格林纳达岛上干满两年，那么1756年初这一雇佣关系应当已经解除。他的雇主此时已经回到昂古莱姆；1756年4月在圣若望教堂堂区，让—亚历山大·卡佐在儿子的洗礼档案上签了名。[49]因此路易·费朗应当已经开始在格林纳达岛上经营自己的新事业；与此同时，加勒比的殖民地世界也即将为漫长的七年战争所改变。

在18世纪50年代的格林纳达，奴隶占了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1755年，岛上为奴的非洲人共有12,608名，此外还有347人是自由黑人或黑白混血，另有白人1,077名：在这个社会中（或者说在这座监狱中），用法国人口调查的说法，90%的“灵魂”都是为奴的。如果1755年路易·费朗在格林纳达，他便是人口调查时登记在册的247名“携带武器的（白）人”之一。[50]这一建立在奴隶生产之上的政权本身也在迅速扩张。1740、1755、1782三个年份，岛上白人的数量几乎没有变化，而黑人人口在这期间增长了超过350%：1742年为7,107人，1755年为12,608人，1782年达到了26,147人。[51]

七年战争爆发于1756年5月，所以路易·费朗所谓的发了一笔小财并朝马提尼克进发、“打算启程还乡与家人团聚”的时候，一系列军事、经济和生存斗争正在上演。根据玛丽·艾马尔1764年代理授权的说法，他在格林纳达待了“四五年”。如果说法属实，那么他离开时就是1758年或1759年，正当异常激烈的战争年月：封锁港口、夺取运奴船只、任奴隶饿死属于当时的最佳作战方法。1758年7月，法国官员从格林纳达发回报告称俘获了三艘船：一艘是加的斯（Cádiz）至百慕大的面粉船，一艘是都柏林至安提瓜（Antigua）的黄油船，一艘是从安哥拉来的“三桅小船”，“船上有414名黑人”。1758年3月马提尼克的一份报告称俘获一艘船，船上载着象牙、黄金和“1,007个奴隶”，其中有364人已经“在途中”死去。[52]1759年1月英国人进攻马提尼克，但没有攻取，1759年5月又进攻瓜德罗普，这次成功了；英国人占领了格林纳达，并于1762年再度向马提尼克发起进攻。

玛丽·艾马尔在1764年代理授权中描述的信息，混合了兵荒马乱的战争年月后各种真实而片面的消息。路易在几封信中提到过的自己那两个“尤其相熟的人”——格林纳达“卡贝斯泰侯爵”堂区的德·弗拉维涅先生以及马提尼克圣皮埃尔的商人雅尔丹的埃贝尔先生——都确有其人。1762年英国人占领格林纳达后进行的首次人口调查中登记在册的有侯爵堂区的一位德·弗拉维涅先生，其手下有167个奴隶，“都是上了税的”；卡佐也有登记：他在邻区，有50个奴隶。[53]雅尔丹的莱昂·马里·埃贝尔（Léon Marie Herbert du Jardin）是马提尼克的一名商人。1764年9月，他在当地过世，短短几个礼拜后，玛丽·艾马尔便在昂古莱姆签署了那份代理授权；他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几周后成了一场官司的中心人物——在当时的格林纳达，为争夺奴隶种植园的继承权，人们没完没了地打官司（有依照法国法律的，也有依照英国法律的），而这便是其中一场。[54]

旺达先生——这个神秘的人物“是个船主，也可能是个商人”，路易·费朗曾把自己的钱存在他处，而人们向他口头打听此事时他的回答相当令人不满——也确有其人。有两兄弟：贝尔纳·旺达斯（Bernard Vandas，这个姓又写作Vanda、Wanda、Vvanda、Uranda）和皮埃尔·旺达斯（Pierre Vandas），两人的名字时不时出现在马提尼克锚地圣皮埃尔堂区的档案里。根据记录，两人都是商人，都是在故乡朗德（Landes）的蒙德马桑（Mont-de-Marsan）受的洗：贝尔纳（“旺达”）受洗是在1707年，皮埃尔（“欧万达”或“万达”）受洗是在1709年。[55]

受玛丽·艾马尔之托调查真相的帕斯卡尔·肖万中尉是个更难确定的人。签署代理授权（玛丽·艾马尔在这份文件中将自己的一切财产和子女的财产都做了抵押）时他不在场；他“即将去马提尼克生活”，但没有证据显示他后来真的去了。“让·帕斯卡尔·伊尔瓦·肖万”（Jean Pascal Yrvoix Chauvin）是昂古莱姆一个杂货商的儿子，他母亲在离阿勒芒家和费朗家只有几分钟路程的圣安德烈堂区卖菜油，他是1738年复活节礼拜天在圣安德烈区受的洗，且和加布里埃尔·费朗差不多一样年纪。[56]他后来确实搬去了西印度群岛生活，最后在圣卢西亚岛（Sainte-Lucie）过世，当时的记录说他是个商人，在炮兵部队任中尉，还是民兵部队的首领。[57]

多明我会建立的慈爱众父（也叫慈爱弟兄）医院——据说路易·费朗病发三天后就是在这里去世的——确实存在。医院坐落于马提尼克圣皮埃尔的海边，服务对象是“渔民和工人”——“路过的人或来岛及住在殖民地的手艺人，都可以免费来修会的医院看病”。[58]但圣皮埃尔在路易·费朗死后几个月间乃至几个世纪间也发生过一系列难以想象的自然灾害。1759年9月，一场可怕的大火将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旺达或旺达斯先生住所所在地的“锚地”夷为平地。1780年10月“大飓风”期间，圣皮埃尔再度遭到蹂躏，仅此一地便有千人丧生。一个世纪后，在圣皮埃尔发生了法国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一场自然灾害：1902年5月，培雷火山（Mount Pelée）喷发，毁掉了这间多明我会医院和各种档案，也吞没了近30万的人口以及这座镇子的整个社会圈子。[59]今日的圣皮埃尔已经成了一座鬼城，而路易·费朗的命运同其他无数人的人生也一道葬在了那里——葬在了时间的灰烬中。

残忍雇主

甚至和路易·费朗签过合同的让—亚历山大·卡佐的历史也没有为其前雇员最后几年的人生提供什么信息。应当说，这段历史只是叫人看到了个人身份在18世纪帝国拉锯间是多么地飘忽不定、难以捕捉。卡佐1727年9月生于瓜德罗普巴斯特尔（Basse-Terre）堂区。[60]他父亲是波尔多的一名律师，娶了一个种植园主的女儿，这园主叫博洛涅（Bologne），也可能叫布洛涅（Boulogne），是瓜德罗普民兵部队的一名指挥官。倔脾气的老卡佐一度因妻子嫁妆的问题与岳父发生争执，并在其间去了瓜德罗普。后来二人请求岛上的一些官员就此做出仲裁，而这些人最终认为老卡佐“抱怨老博洛涅的理由没有他声称的多”，并且“比起老卡左（Cazeaud）自己来，老博洛涅甚至更渴望女婿回法国”。[61]

1730年初，卡佐一家回了法国，而且来到了昂古莱姆。这家的奴隶（也可能是用人）中至少有一名也跟他们一道回来了。1733年7月，“一场非凡的典礼吸引”了一大群围观者：圣安德烈堂区教堂正为“犹大海岸国家”——在今日贝宁（Benin）的维达（Ouidah）——“来的黑人”让—弗朗索瓦—奥古斯特（Jean-François-Auguste）举行洗礼。此人是路易·费朗雇主的父亲老卡佐“从岛上”带回来的，根据堂区的登记簿，老卡佐“打算之后将他带回去”；黑人的雇主（也可能是主人）称他“可能十六七岁”。教父和教母分别是昂古莱姆主教堂的教士让·卡佐（Jean Cazaud）和玛丽·卡佐（Marie Cazaud）；行洗礼的人——博利厄圣母区的本堂神父——也是姓卡佐的。这位本堂神父在堂区登记簿中写道，“年轻的改教者”身穿白罩衣，头顶一支蜡烛，场面相当有“教化意义”（“建立人”），以至于会众中许多人都请他为自己祷告。[62]

路易·费朗的雇主、让—弗朗索瓦—奥古斯特主人的儿子让—亚历山大·卡佐在波希米亚一个骑马步兵团服过兵役；后来终其一生他都自称为“前任龙骑兵军官”。[63]他经常回昂古莱姆，1752年还娶了镇上一位富裕的丝绸商人（也是个兑换钱币的）的女儿西尔维·卡利斯特·贝努瓦·德·埃萨尔（Silvie Calixte Benoit des Essarts）。姑娘当时17岁。[64]过了一年出头，由岳父作保，他雇了两个木匠（路易·费朗是其中之一），启程前往格林纳达。[65]

接下来的几年里，卡佐在格林纳达的新事业和昂古莱姆之间两头跑；1756年和1757年，他的儿子和女儿先后在镇上受洗。他开始使用一个令人敬畏的新名字：卡佐·德·卢米拉克（de Roumillac）。[66]1759年战争期间，他把家整个搬到了格林纳达，1761年他在此“有了一些可观的收获”——这是几年后关于妻子西尔维的遗嘱条款打官司时他本人讲述的——他后来也把西尔维接到了岛上，“要她领导自己的企业”。[67]他作为50个奴隶的主人被登记在册便是在此时。[68]英国人占领格林纳达后，西尔维回了昂古莱姆，1764年又生下一个女儿。[69]卡佐入了英国籍。继而他再次把西尔维接来格林纳达，但“她感到自己不论心思还是意愿都是法国人，便以身体原因为借口，于1770年返回了法国”，她一直留在祖国，直到1781年过世。她还乡的真正原因——在为其遗嘱打官司时卡佐的律师们如是说——“是为了满足自己奢侈享乐的欲望”。[70]

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卡佐有时是英国人，有时是法国人，有时两重国籍兼有。1767年他宣誓效忠不列颠王室且承认英王的至尊地位；这一信息来自其子1811年向一位英国官员提交的一份悲伤的请愿（“我一生受神经疾病的折磨，悲惨到甚至不得不频频改换居所”）。[71]卡佐也曾对宗教审查法（Test Act）表示过赞同，声称忠于英格兰教会且已弃绝自己的公教信仰，不过事实究竟如何仍然有争论。1780年法国收复格林纳达后，他曾表示作此声明实乃无心。他在给岛上新上任的法国总督的信中写道：“我本来要签一份文件，人们却错给了我另一份，给我文件的人没有留意，我也没有留意，直接签了名。”新的法国政府组织的调查得出的结论很冷淡：“如果说签字不过是粗心大意导致的，那么这一错误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能犯这样的错误也是相当倒霉了。”[72]

“整座岛上暴力横行，极度焦躁。”一位新来的英国经营者如此描述英国统治初期的格林纳达，而卡佐完全投入了当时英法之间的政治风浪中。[73]一次，格林纳达选举新的代表大会，人们为此起了争执，卡佐被控“藐视轻慢”“国王殿下议会”的“要人、官员和法官”；众人“一片哗然”，而他趁机“开始情绪激动地宣读一份法语报纸，并称此举为抗议”。他被关进了格林纳达岛圣乔治镇上监狱的“一个小房间中，和一些黑人逃奴及各种罪犯一道，受到严密看守，房间中有若干囚犯，其中一个戴着枷锁”；房间中的“味道令人作呕”，他“不得不一直拿烟草和报纸烧火，还拿醋来洒”。接着，签过一份承认“议会公正且温和”的仲裁书后，卡佐启程去了英国。[74]

1770年，一些英国经营者向伦敦枢密院提交了一份申诉状，文中称卡佐是个“有财富有信誉的绅士”，因“一系列专横、混乱而非法的诉讼”而进了“极为可憎的监狱”。在此期间“新归化的臣民［即入了英国籍的法国经营者］”已经“委派了［他］代表他们［向伦敦］申冤”。[75]在接下来的几年间——这同样是后来为西尔维的遗嘱打官司时卡佐本人的说法——他“有时在法国，有时在格林纳达，有时在意大利或别处，为自己的事务东奔西走”。格林纳达依然有他的长期住所，此地是他的“财富之源”——用他律师的话说则是他“日进斗金”之源。[76]

1779年时卡佐已经来到巴黎，住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与他一道的还有长女玛丽·玛尔特（Marie Marthe）和一个名为让—亚历山大·詹姆斯（Jean-Alexandre James）的奴隶。关于让—亚历山大的身份说法不一，一些资料称他“生在非洲犹大贸易站附近的黄金海岸”，另一些称他是个“东帝汶王国来的黑人”，此人被运至格林纳达“送到卡泽奥先生家”时还是个孩子；此时他已经20岁出头，[77]做了卡佐的贴身男仆，跟着主人先是去了伦敦，后又去了巴黎。1799年6月，在受过卡佐及其女儿长年“极度非人的待遇”后，让—亚历山大找到了巴黎的海事法院，要求自由。“这位年轻小姐严苛又专横（她以相当奇异的方式控制了自己的父亲），常常以极度骇人的方式苦待这不幸的仆人”，让—亚历山大的律师们写到，他“遭到了残忍对待”，曾在大冬天被人从病床上拉起来、关进一间又黑又不卫生的地下室，还不给饭吃。根据律师们的记录，卡佐的其他仆人被这一幕吓坏了，甚至纷纷辞了职。[78]

法院受理了此案；与此同时，让—亚历山大却被人抓住关了起来，原因是参与“秘密毁谤［卡佐的］活动”。1779年9月，海事法庭批准释放让—亚历山大，并赔偿了他500里弗尔；六年前伦敦的萨默塞特（Somerset）案曾援引法国判例，类似地，让—亚历山大一案也援引了英国判例。[79]对判决不服且不愿释放让—亚历山大的卡佐提起了上诉。1780年4月，街上有人企图劫持让—亚历山大，后者被打成重伤，最终完全是因为“出现了混乱”才得以脱逃；当天卡佐在巴黎的“追随者”们还“错误地”攻击了另外两名非洲人。在为让—亚历山大所拟的一份备忘录（这份文件攻击了不列颠和法兰西两大帝国奴隶法的最高原则）中，法国的佐审律师称卡佐的行为“龌龊”“可憎”。接受卡佐的论点等于承认“在法国，只要是个非洲人，别人就能拿他当奴隶”。“这名仆人已经来到国家的圣所寻求庇护，是时候秉公为其申冤了。”[80]

也是在这一时期——事实上就是与此同时——卡佐再度进行了自我发明，创造了一重全新的身份。1779年2月，来自格林纳达岛的一位“卡佐先生”向伦敦皇家学会宣读了一篇长长的技术论文：《一种新的甘蔗种植方法》。关注点之一为甘蔗的“四套”根（“二级根系，包括第一套aa，第二套bb，第三套cc和第四套dd”）的这篇论文当年分别以英语和法语发表。[81]1780年4月，卡佐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82]1785年，他有了一个新名字，还获得了新的学术身份。他写了一篇研究论文《关于一些社会机理的考察》（Considérations sur quelques parties du méchanisme des sociétés），其中包括14条假说，还有围绕“如何从地区资本家手中取得3,333,333镑：13:加4：他为支付消费税而不得不留下的那部分的总额”展开的一系列量化说明。这篇文章被视为“伦敦皇家学会卡佐侯爵”（le Marquis de Casaux, de la Société Royale de Londres）的研究成果。[83]

数百人中之一

1753年12月与路易·费朗签订合同的就是此人，后来路易·费朗去波尔多与之会合，一道开启了漫长的美洲之旅，最终还送了命。在其令人惋惜的一生中，卡佐与数千人有过交集，有过数百名仆人和奴隶，昂古莱姆区区一个细木工人在其人生中留下的痕迹如此之少并不出奇。尽管（根据西尔维遗嘱权官司的说法）1764年10月玛丽·艾马尔签署代理授权时卡佐也在昂古莱姆，但授权书仅在交代最初于1753年确立雇佣关系时提到过他。[84]卡佐的扩大家族中没有人在玛丽·艾马尔和路易·费朗夫妇女儿的婚前协议上签过名，尽管西尔维当时和新郎的父亲、起草协议的公证人以及16名在协议上签字的人都住在昂古莱姆镇同一片“居住区”。[85]在卡佐喧嚣动荡的世界里，人生最后几年的路易·费朗不过是个次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