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眼前的这本小册子记录了我在过去十余年间由文献入史学的历程。

求学南开之初，在王晓欣老师课上习得“读史料、做卡片、写札记”的实证史学心法，此后一直奉为圭臬、身体力行，逐渐养成了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在我看来，自主、系统性地阅读原典文献，是一切人文学问的起点，而随时记录、考证辩难则是读书的自然延伸；所谓读书得间，最终是要落实到笔头上的，因为写作才是对思维、逻辑最严酷的拷问，也是学术思考真正完成闭环的最终步骤；平时随手札记如涓滴细流，汇聚滋养，必要时则恢廓规模，连缀成篇，“取一瓢饮”。从本科到博士求学十年，这样日常性的读写联动给予我一种持续而踏实的积累感和安顿感，至今仍觉深深受益。收入本书的二十四篇文字中有十七篇皆在此期间完成，少作未毁而敝帚自珍，更多源于对那段岁月的怀恋。

负笈燕园以后，刘浦江老师常说，每个优秀的治史者都要至少有一样“看家本事”，他的看家本事就是文献；而这种本事的具体传授、训练过程包含断代史料与通代文献两种，前者如《辽史》的点校，后者则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研读。反复温习揣摩之间，我勉强窥得门径，对此看家本事的养成也日渐有了自己的理解：断代史料阅读的重点在于对资料的批判、解析与阐释，深入历史的切面和肌理，培养的是一种情境感和纵深感；通代文献阅读的第一要义，则在于对文献本体、通例及其内在约束性、复杂性的体认，培养的是一种整体感和贯通感。两者一横一纵，构成了历史学视野下文献研究的经纬。本书主体内容在上、中两篇，以“宋元史籍”与“四库文献”相分别，既存旧时痕迹，亦系学理使然。

关于文献学与史学的关系，人们大抵都会承认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在实际的对话语境和学术生态中，“搞文献的”又往往含有“低人一等”的意味。在不少史学工作者看来，文献学多流于饾饤考据，缺乏必要的理论思辨和问题意识，而在文献研究者那里，似乎又颇有一份“低头拉车”“不问前程”的雍容。这样各说各话的怪现状，恰恰反映出从业者对于学术内在关联缺乏省思。就个人体会而言，由文献入史学或可分为三途：其一，具体的史料学层面。抓住重要史籍的文献学问题，或提供新的史学资料，或对旧有议题的依据加以离析、重审，从而产生具有牵动性的影响。其二，中观的分析方法层面。文献学的核心在于“源流”二字，兼具整体贯通的视野与局部纵深的思维，以此面对传统的史学议题，更易跨越断代藩篱、实现通体关照。其三，宏观的历史认识层面。每一文献系统、不同文本层次的源流脉络都可能牵涉到历史叙述的复杂衍变，关系到记忆与遗忘的竞争，文献学的抽丝剥茧、正本清源本身就是历史叙述由一元到多元的逆向呈现，也是打破既定框架，开出全新史学问题和丰富历史图景的必由之路。理解这种天然的血脉关联，对我来说，经历了一个在亲身实践中尝试摸索的漫长过程，由自在到自觉，从成长到长成——本书所收篇什各有侧重，反思力度亦不无参差，或许就是最真切的证明。

小书得以付梓，全赖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罗新两位老师敦促支持，责编朱兆虎先生鼎力襄助、多所匡正，李寒箫、任家豪、孙润泽、上官婧琦、张砚衡、初京郴、陈琪诸君帮忙校核文字，敬致谢忱！

书中所收文字较初刊时有不同程度的修订，谨此说明。

苗润博

2023年6月11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西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