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7年10月24日，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天晚上，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入井冈山的大井。由于事先已经做好同王佐沟通、联系的前期准备工作，因此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受到王佐及其部队的欢迎。在秋收起义部队受挫并转战一个多月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终于结束打游击战争状态，到井冈山“安家”了。
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茨坪。为了团结王佐，毛泽东送给王佐部队70支钢枪。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500担稻谷和一些银洋。双方皆大欢喜，其乐融融。从此，井冈山成为工农革命军的落脚点，中国革命新道路有了新的出发点。
11月初，毛泽东率一部分部队人员回到宁冈茅坪，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未能实现预定的占领长沙的计划。工农革命军在军事上的失利促使毛泽东必须考虑起义部队的退却方向，寻找起义部队的落脚点。
革命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必须依靠新的革命实践来解决。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利后，决定进军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不是一种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各级中共地方组织大力帮助的结果，是详细调查研究的结果。
一是由于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后，江西省委曾经制定过各有关负责同志分散隐蔽的应对策略，江西省委让宋任穷带给毛泽东一封信，指出宁冈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领导下的几十支枪，让毛泽东到那里发展。接到这封信后，毛泽东于1927年10月3日率工农革命军抵达宁冈县古城，经当地共产党组织的帮助，进驻茅坪，设立留守处，从而奠定进军井冈山的基础。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安家”后，毛泽东迅即主持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县中共组织负责人会议，听取各县情况汇报，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问题提出意见。毛泽东要求与会者迅速行动起来，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筹款子，尤其要巩固和发展地方农民自卫军。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开始展开。
二是由于井冈山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地理环境。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的重要原因，是井冈山一带有中共地方组织，有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影响，有中共地方组织的农民武装力量，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井冈山位于江西、湖南两省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在江西省宁冈、遂川、永新和湖南省酃县四县交界的群山丛中，周围有500多里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区。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易于部队筹款筹粮。
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极为曲折。当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刚刚进入井冈山，在井冈山安顿下来的时候，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出现了“左”倾盲动错误。11月14日印发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湖南省委却把它“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并说湖南省委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主要的责任，决定撤销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这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毛泽东虽然在偏僻的井冈山上，却极为注意分析国际国内政治形势。11月上旬，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对唐生智发动战争，江西敌军卷入，茶陵敌军调离。毛泽东果断决定派出一营攻打茶陵。毛泽东在动员中要求，沿途部队要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攻克茶陵后要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后工农革命军占领的第一个县城，意义深远。打下茶陵后，毛泽东主张，要打碎旧的县政权机构，充分发动群众，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权。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茶陵建立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工人出身的谭震林当选为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同时，还建立了茶陵县赤卫大队、茶陵县工会、茶陵县农会等组织。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建立县级红色政权的最初尝试。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失败后，朱德收拢一部分部队，艰苦转战在湘赣粤边地区。得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后，朱德在赣南派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到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系。毛泽覃在宁冈茅坪向毛泽东介绍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的情况。毛泽东同意毛泽覃留在井冈山工作，派专人到朱德部队联系，欢迎两支部队联合起来。
同时，毛泽东致信中共湖南省委，提议改组前敌委员会。他提出：部队行动，由朱德、陈毅、张子清、宛希先、余贲民、袁文才、毛泽东7人组成前敌委员会，请批准。如系驻军，则应组织湘赣特别委员会，指挥军事及交界八县党务、农村暴动等，请呈报中央批准。这封信为形成毛泽东、朱德两支部队“会师井冈山”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2月21日，中共中央致信朱德，提出：“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不知你们已和他联络否？”“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一个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中共中央的指示为毛泽东、朱德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有力指导和支持，是促成“朱毛会师井冈山”的重要政治基础。
这时，因为粤桂军阀战争告一段落，湘敌派出独立团会同湘东地主武装进攻茶陵。在茶陵的工农革命军第一营和第三营共有七个连兵力，敌我力量悬殊。团长陈浩命令部队向湘南撤退，企图投靠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
恰巧，毛泽东脚伤好转后，从井冈山刚刚到达茶陵城郊。毛泽东得到陈浩命令部队向湘南撤退的消息，立即追上部队，命令停止向湘南转移。随即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揭发陈浩等人叛变投敌行为。毛泽东决定，把部队带回宁冈砻市。然后，在砻市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揭露和批判陈浩等投敌叛变行为，决定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会后，毛泽东召集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大会，总结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规定和宣布工农革命军三项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
在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一面从事革命实践和战争实践，一面与工农革命军指战员总结经验教训。有一次，毛泽东在讲到怎样打仗的问题时说：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的那套战法，更不能硬拼。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朱聋子，同官方的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作“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儿”。打圈儿是个好经验，不过他打圈儿只为保存自己，不是为了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我们改他一句：既要会打圈儿，又要会打仗。打圈儿是为了避实击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等他晕头转向暴露出弱点以后，就抓准狠打，打得干净利落，打得要有收获，既消灭敌人，又缴获武器。最后，毛泽东概括说：“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形成的著名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雏形。
12月，毛泽东从井冈山派出去的何长工向湖南省委报告工农革命军的工作后，经过辗转周折，在广东韶关犁铺头找到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同朱德、陈毅取得联系。这样，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湘赣边界井冈山地区活动，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在湘粤边界地区活动，朱德、毛泽东率领的两支部队遥相呼应，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形势，对两支部队的指战员都是很大的鼓舞。
斗移星转，沧海桑田，历史进入了1928年。新年伊始，毛泽东率部旗开得胜，一举攻占遂川县城，重建中共遂川县委，建立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同时成立遂川县农民协会、遂川县总工会和遂川县赤卫大队。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入井冈山地区后，经过一段时间对王佐、袁文才部队的团结、教育、帮助和改造，为其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袁文才、王佐对毛泽东极为敬佩，心悦诚服。王佐曾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袁文才、王佐部队成熟后，前敌委员会决定，将两支地方武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任命袁文才为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为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何长工为第二团党代表。随后，又派干部到第二团任团参谋长和营、连党代表等。这样，工农革命军就由进军井冈山时一个团的兵力，发展为两个团的兵力，军队力量增加一倍。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直受到中共中央、中共湖南组织、中共江西组织的领导，得到了各级党组织和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中共江西省委代表曾经向中共中央报告：遂川是毛泽东军队驻扎，有千多人，军队质量也有改变，有500多同志，每连有党支部，兵士情绪很好，战斗力很强。因此，江西省委要求中共中央将朱德的军队调到江西去。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曾经向江西省委代表提出：“从赣西南发展到湖南是很重要的”，“赣西南是否以毛泽东为书记？”表明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十分重视。
2月中旬，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进剿”，赣军一个营占据宁冈县新城。毛泽东决定消灭该敌，一面率工农革命军集中兵力，待机歼敌；一面指示宁冈、永新农民武装力量日夜扰敌。在部署攻打新城的军事会议上，制定了“围三阙一”（即三面攻击、一面埋伏）、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2月18日清晨，工农革命军趁国民党军队架枪做操，发起突然袭击。经过激战，攻克新城，全歼赣军一个营和一个靖卫团共500多人，击毙守军营长，活捉宁冈县长，成功粉碎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
宁冈新城之役大获全胜，当工农革命军将俘虏押送到茅坪时，出现了打骂俘虏现象。由此，引发了毛泽东的深思。在茅坪召开的军民大会上，毛泽东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俘虏政策：不打骂俘虏，受伤者给予治疗，愿留的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经过教育，大部分俘虏自愿留下加入工农革命军；资遣回去的，做了工农革命军新型俘虏政策的宣传员。毛泽东制定的人民军队的新型俘虏政策，对于瓦解敌军、瓦解敌军战斗力，转化俘虏为我所用、改造俘虏成为人民军队的战士，发挥了重要作用。
宁冈新城之役胜利后，毛泽东在全县群众大会上指出，人民群众用枪杆子推翻了旧政府，建立工农兵自己的政府，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大会宣告，建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中共宁冈县委和宁冈县赤卫大队。
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在罗霄山脉中段开展游击战争，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建立了中共县委，酃县建立了特别区委，莲花县也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宁冈、遂川、茶陵建立了县工农兵政府。宁冈、茶陵、遂川、永新等县都建立了地方武装力量。土地革命已经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已经形成，中国革命新道路初具形态。
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必然会充满艰难与曲折。导致出现艰难与曲折的重要因素，有时是来自外部，有时是来自内部，甚至来自内部的因素更多一些。中国共产党党内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认识，有时会导致决策者提出错误的意见，作出错误的决策，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1928年3月上旬，中共湘南特委委派湘南特委军事部部长、湖南省委军委特派员周鲁，作为湘南特委代表到井冈山，贯彻执行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
周鲁作为湘南特委代表到井冈山后，一副“钦差大臣”的模样：一是指责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二是宣布中共中央给毛泽东以“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撤销现任省委委员”的处分；三是取消前敌委员会，成立单管军中的党的机关、不能过问地方党组织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毛泽东改任师长；四是命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去支援湘南暴动。更为严重的是，这次湘南特委代表把中共中央开除毛泽东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错误地传达为“开除党籍”。后来毛泽东提到这件事的时候说：“当了个民主人士，只能当师长了。”
随后，毛泽东作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指挥部队离开井冈山，向湖南酃县中村集中待命，没有直接去湘南。到酃县后，毛泽东看到湘东群众运动形势发展很好，想到茶陵活动，使湘东与湘南联系起来。这个主张得到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同意。于是，毛泽东一面派毛泽覃率领特务连往湘南与朱德部队联络，一面领导部队就地整训，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工农革命军帮助中共酃县组织建立起酃县赤卫大队、中村区工农兵政府和一些乡的工农政权。
1928年1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由广东北江进入湘南地区后，在中共湘南特委领导和当地农军配合下，举行湘南起义。一时间，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资兴等县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发展中共组织，建立革命政权，扩大革命武装，进行插标分田，开展土地革命。革命红旗漫卷，湘南地区红遍。然而，由于湘南特委的“左”倾错误和国民党军的反扑，革命形势很快被逆转。3月下旬，毛泽东得知湘南暴动后，朱德率领的起义部队遭到广东、湖南国民党军的南北夹击，难以立足，随即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离开中村，一面行军打仗，一面做群众工作，同时寻找和接应朱德部队。
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到达桂东县沙田圩后，分兵深入乡村，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搞分田，成立了中共桂东县委和桂东县工农兵政府。
在沙田期间，毛泽东针对部队受“左”倾盲动错误影响、发生违犯纪律现象等情况，曾集合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宣布和解释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这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开端。后来，“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逐渐发展完善，确定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人民军队的根本纪律。
需要说明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军队中，都曾经有过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相似的红军纪律，只不过由于地域差别略有不同而已。但是，其基本精神完全一致。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就出现过两首歌词不同、曲调也完全不同的歌曲。一首是《红军纪律歌》，歌词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基本一致，词句也比较接近。歌词作者是程坦，1928年入党，1932年底担任中共鄂东北道委秘书长。另外一首是《土地革命歌》。这首歌的词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完全不同，但曲却是现在流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曲。当年在鄂东北斗争期间，程坦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依照《土地革命歌》的歌词写法，以9个字排列成句，编成通俗而又押韵的歌词，加入《土地革命歌》的曲中，拿到独立团进行教唱，后来逐渐流行起来。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唱至今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