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共创业务

协作共创业务的价值呈现模式，通常是客户产品的开发实现或是解决方案的部署实施。形式上可能是参与研发推向市场的软硬件产品，是交付承载数字化业务的应用软件，是建设内部的IT系统，是集成和定制多个厂商的产品和服务来贴合业务场景，或是搭建前面这些软件所依托的基础设施。这类业务需要深入客户所处的复杂问题领域，掌握纷繁复杂的情境，识别并运用合适的技术，最终的交付物成为客户业务的一部分，从而贡献直接的商业价值。

协作共创业务的服务环涉及众多领域的经验、知识、专业技能，汇集在一起的参与者可能来自客户、科技服务企业和第三方合作伙伴。由于服务的实现是一个整合众多知识工作者的认知和能力来解决复杂问题的过程，工作方式依赖于集体的共同理解，产出效果取决于传递信息、学习和转化知识的效率。从项目上习得的知识，不仅以技能的形式存在于个体，还体系化为针对科技和商业问题的洞见、充盈案例的知识库、不断优化的协作模式，从而成为企业的资产。

1.IT咨询的先锋——安达信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个清晨，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Arthur Andersen & Co.的董事总经理伦纳德·斯帕切克（Leonard Spacek）正和他的客户闲聊。坐在他对面的是联邦爱迪生公司（Commonwealth Edison Co.）的CEO威利斯·盖尔（Willis Gale）。[11]他们聊到一个有些陌生的话题——刚刚发明没多久的计算机。此时，只有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和几个研究机构在使用计算机，计算机还没有得到什么商业应用。他们尝试探讨这一新事物会对这家大型电力公用事业公司的业务有什么影响，不过并没有产生什么方向性的思路。但正如所有的优秀顾问一样，斯帕切克向客户保证，他回去一定研究研究。

斯帕切克找到了乔·格利库夫（Joe Glickauf）和约翰·希金斯（John Higgins）。这两位都曾加入美国海军，算是同僚。格利库夫在美国海军做过工资和其他数据处理相关的系统，而希金斯则在IBM和美国海军管理过一系列机械化系统项目。他们在军队见证了自动化带来的生产力跨越式提高。格利库夫和希金斯挑选了5名有着出色数学技巧的年轻人，组成一个核心团队。他们开始研究如何把计算机用于商业领域。这批幸运的年轻人先是在费城同研究员约翰·莫奇利（Dr. John W. Mauchly）和约翰·埃克特（J. Presper Eckert）一起工作。莫奇利和埃克特是通用自动计算机（Universal Automatic Computer，Univac）的创造者。Univac可能是最早拥有存储能力的计算机。然后这个团队又到了纽约，接受格蕾丝·霍波（Grace Hopper）女士的训练。格蕾丝·霍波作为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程序员，是美国海军级别最高的女性。她开发了基于英语语法的编程语言——Flow-Matic，也就是后来跑在各种IBM主机上的编程语言COBOL的前身。她让程序摆脱了机器语言的束缚，编程效率有了质的提升。COBOL编写的软件伴随着IBM主机，在后面的几十年里支撑着全世界无数的关键交易型业务的运转，特别是金融交易。

这个团队的第一个客户是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 Company，GE）。GE正在肯塔基新建的生产设施Appliance Park展示最先进的制造技术。作为未来制造业的典范，GE希望该设施的管理运营也展现出前瞻性，比如用计算机这样的新技术完成工资和其他后台办公事务的自动化。1953年3月，安达信开始了可行性研究。由于项目的不确定性很高，安达信只收取了成本价64 000美元，与客户共担使用前沿技术带来的风险。在其研究结果中，安达信推荐了安装部署Univac 1型计算机。1954年1月，这台价值50万美元的计算机到位，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资本投入，成为美国第一个计算机商业部署。

就在这个项目的执行过程中，当初5名年轻人中的乔·卡里科（Joe Carrico）和其他人一起在临近芝加哥的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开办了一个编程培训课程。26名加入这个培训项目的新人标志着安达信IT服务业务的建立，这就是后来全球IT咨询服务巨人埃森哲的前身。不过在那个时候，它有一个乏味的名字，叫作管理服务部（Administrative Services Division）。

相对于其他早期的科技服务企业多是从咨询业务起步，安达信一开始就是从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入手。那个时候“软件”（Software）这个词还不存在，一般的叫法是“定制编程”（custom programming）或“编程服务”（programming services）。[12]

安达信投入大量资源，加快对这一新领域的知识提炼、转化和推广。不仅最早规模化地开展了软件编程的职业训练，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了自己的一套软件工程方法Method/1。这套方法定义了IT项目软硬件需求分析的通用语言，提供了一个从功能跟踪到文档管理，以及包含了基本的设计、开发和多级测试的瀑布型流程。[13]在崇尚自由、不受约束的黑客精神刚刚盛行的时代，这显得颇不寻常，给安达信和后来的传承者埃森哲，注入了不一样的基因。

为了有效运作协作共创业务的供应环，企业根据当前客户机会、市场和行业的趋势，针对专业技能和知识资产的需求种类和数量做出预测，并据此来规划招聘、培养和并购策略。现有的预测和策略应随着反馈环中流动的信息而不断调整适配。有时候，为了适应供应端的约束和特点，比如能力结构、人员流动性，还要对团队的分工协作等工作方式做出相应的设计。

协作共创业务的一个挑战是规模化招聘和培养高素质的知识工作者。科技服务业的黄埔军校，可能会让人有些意外，既不是IBM，也不是埃森哲的前身安达信，而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2.IT咨询的“黄埔军校”——兰德公司SDC

兰德公司的英文名称RAND，指的是研究与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兰德公司可能是美国政府和军方最重要的智库。1959年，兰德公司建立了独立的公司——系统开发公司（Syste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DC）。当SDC有了700名程序员的时候，整个美国也才不过1200名程序员。之所以建立这么大一家公司，一开始不过是为了做一个项目——赛其系统（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Semi-Automatic Ground Environment，SAGE），一个基于雷达和计算机网络的实时防控系统，由美国空军资助。在成立最初的几年，这个项目一直是SDC最主要的收入来源。[14]

SAGE项目员工的工作场所大多比较偏远，收入又受到空军合同价格水平的限制，同时，在SAGE这样的大型军方项目上学到的编程技能在市场上颇受欢迎，因此SAGE项目的员工流失率很高。在项目开启的最初五年里，项目的员工人数从500多人增长到3500人，流失也数以千计（从1954到1960年约4000人离开）。这批软件从业者走向了研究机构、政府机构，当然更多的去往其他科技公司，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人员流动促使SDC采取了一系列针对软件开发的招聘和培养措施。现在战略咨询公司和投资银行招聘时常用的能力倾向测验和其他心理测评手段，SDC都是先行者。SDC用这些手段来批量识别有天赋的程序员，虽然人们对这些评测的实际效果众说纷纭。

SDC是最早采纳模块化开发的组织。模块化开发将大部分程序员所需要掌握的系统知识控制在模块内部，降低了学习负担，加快了上手速度。SDC很早就使用了精心设计的开发流程。这些后来被称为软件工程的管理手段，降低了开发过程中人为出错的概率，强化了知识的记录和传递。这一切，只是为了应对人员的高速增长和快速流失。SDC的一位总裁Kappler曾说过，“SDC作为一家非营利机构，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成为一个培养程序员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