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梁启超的法学旨趣：通往更高文明的阶梯与津渡
从中国法学演进的角度来看，在19世纪下半叶，数十年间，虽然有一些外国法学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1]，也有一些域外的法律思想进入中国[2]，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法学知识，依然是传统律学的天下。[3]与中国传统律学相异的中国现代法学，迟迟没有诞生。正是在这样的法学（或律学）背景下，1896年的梁启超率先对法学做出了具有革命意义的界定，阐述了一种全新的法学世界观。
从梁启超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在1896年之前，梁启超虽然参与了康有为主导的“公车上书”与《中外纪闻》，虽然也有一些文字留世，譬如早期的书信，譬如1892年的《读书分月课程》，等等；但是严格说来，梁启超是从1896年才开始走进公众视野的。正如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所言，1896年，“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4]。因此，1896年可以被视为梁启超走进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元年；本章以下的分析将表明，1896年也可以被视为中国现代法学的元年。
先说《变法通议》。它是梁启超在1896年写下的系列论文的汇集，在通行的《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8）第一集中，排在卷首。这一组讨论变法的论文虽然以“法”为核心，虽然也论及法律、法制领域的改革，但这里的“变法”并不限于狭义的法律上的改革，而是包容了几乎所有的改革。正如梁启超自己对“变法”所做的总结：“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5]以今日中国所倡导的“全面深化改革”，来解释梁启超所谓的“变法”，庶几近之。不过，《变法通议》虽然不是今日学科专业化分工中的法学论文，毕竟还是与“法”相关联的。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对于“变法”的探索，与梁启超对于新的法学的探索，几乎是同步展开的。因为，同样是在1896年，梁启超还写成了一篇堪称“中国现代法学导论”的重要论文——《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6]，以之对“法学”或“法律之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做出了全新的界定。据何勤华考证，“这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出‘法学’一词的论著。”[7]李贵连的研究亦发现，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是“中国自1840年进入近代社会以来，迄今所能见到的第一篇倡言中国应研究法学的论著”[8]。
这篇关于“法学”或“法律之学”的论文，首先对“法”的功能进行了阐释：“法者何所？以治其群也。”换言之，法律是调整群体性社会生活的规范，是治群之具。而且，法律的复杂程度与整个群体的智与力成正比，“大抵其群之智愈开力愈大者，则其条教部勒愈繁”。进一步看，“其条教部勒，析之愈分明，守之愈坚定者，则其族愈强，而种之权愈远。人之所以战胜禽兽，文明之国所以战胜野番，胥视此也”。梁启超还强调：“此其理至简至浅，而天下万世之治法学者，不外是也。”按照这个关于“法学”的“至简至浅”之理，法律对群体生活的规范越细密，整个群体对法律的遵守越坚定，那么，这个群体就越强大。人类比禽兽强大，是因为人类的法律比禽兽的法律发达；文明国家比蛮夷国家强大，也是因为文明国家的法律比蛮夷国家的法律发达。法律的发展程度，成为测度文明程度的一把标尺。
梁启超在此不仅强调了法律的发达程度、细密程度，同时也强调了法律得到严格遵守的程度。法律很完善、很严密，法律又得到了严格的遵守，这正是亚里士多德著名的“法治公式”强调的两个要素：“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9]梁启超对亚里士多德法政学说的理解与论述，出现在他流亡日本四年之后的1902年。[10]在1896年之际，梁启超很可能还未曾见过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学说。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那么，梁启超此时对“坚定遵守良法”的强调，与亚里士多德的经典法治理论，就具有某种同工异曲之妙，或者竟可以称为“英雄所见略同”了。
梁启超从“法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着手，得出的结论是，细密的法律得到坚定的遵守，是一个国家、民族、群体走向智慧、走向强大、走向文明的路径。这种对于法律的认知、界定，与传统中国“兵刑同义”的法律观相比[11]，可以说是一种崭新的法律观。按照传统的“兵刑同义”“出礼入刑”的法律观，以及孔子所谓的“必也使无讼”（《论语·颜渊》）的理想，法律（刑律）几乎就是当代常说的“刀把子”，甚至是一种不得已的“恶”。在这种法律观的支配下，传统中国的法律之学（律学）虽然绵延不绝，但通常不能成为传统中国知识体系、学问体系中的核心部分。梁启超通过对“法”的重新解释，通过切割“法”与“兵”或“刑”的联系，尤其是把“法”与“文明”联系起来，可以说开启了一种新的法学世界观。
在重新界定法律内涵的基础上，梁启超对人类早期的法律史进行了概括：“古之号称神圣教主，明君贤相，劬劳于席突，咨嗟于原庙者，其最大事业，则为民定律法而已。”这就是说，古代圣人的第一要务，就在于制定法律。譬如，“孔子圣之神也，而后世颂其莫大功德，在作《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有治据乱世之律法，有治升平世之律法，有治太平世之律法。所以示法之当变，变而日进也”。孔子不仅通过《春秋》为后世制定了法律，而且为不断变易中的“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分别制定了法律。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圣人，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立法者，《春秋》则是具有规范意义的权威文本。遗憾的是，“秦汉以来，此学中绝，于是种族日繁，而法律日简，不足资约。事理日变，而法律一成不易，守之无可守，因相率视法律如无物，于是所谓条教部勒者荡然矣”。
按照梁启超的这番回顾性描述，中华文明在远古时代的兴起，是因为有孔子这样伟大的立法者制定了《春秋》这样的“法律大全”。遗憾的是，自秦汉以后，“春秋”之学没有得到发展。中华民族在不断繁衍，群体内部越来越复杂，相对而言，法律却越来越简单。法律没有发展，法律无法规范社会生活，这就严重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活秩序。概而言之，华夏文明的兴起源于伟大的立法者的出现，以及权威性法律文本的出现；华夏文明的衰落是因为法律以及法律之学的衰落。
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截然相反：“泰西自希腊、罗马间，治法家之学者，继轨并作，赓续不衰，百年以来，斯义益畅，乃至以十数布衣，主持天下之是非，使数十百暴主，戢戢受绳墨，不敢恣所欲。而举国君民上下，权限划然。部寺省署，议办事，章程日讲日密，使世界渐进于文明大同之域，斯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梁启超看到的“泰西经验”，似乎可以归结为：在西方国家，研究法律的学者持续不断，法律的义理越来越清晰，以至于主持国家事务的“布衣”，可以有效地处置众多“暴主”，人与人之间，权利边界明确，国家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处理各种公务，这就把泰西引入文明的世界。概而言之，泰西的文明成就，都应当归功于泰西的法学成就。
梁启超又说：“《春秋》之记号，有礼义者谓之中国，无礼义者谓之夷狄。礼者何？公理而已。义者何？权限而已。今吾中国聚四万万不明公理不讲权限之人，以与西国相处，即使高城深池，坚革多粟，亦不过如猛虎之遇猎人，犹无幸焉矣。乃以如此之国势，如此之国体，如此之人心风俗，犹嚣嚣然自居于中国而夷狄人，无怪乎西人以我为三等野番之国。谓天地间不容有此等人也。”
在此，梁启超翻转了传统的“中国—夷狄”格局。在传统中国，“我们”自己是“华夏”或“中国”[12]，“我们”周边的群体是“夷狄”，这样的格局，可以概括为“华我夷人”。因为礼义在“我们”这里，“我们”这里是礼义的原产地与制高点。不过，梁启超在1896年看到的“今吾中国”人，已经不再“中国”了，因为他们不讲公理，不讲权限，亦即没有礼义，相比于西方国家，已经被置于“夷狄”的地位，即使中国人在物质方面有一些储备，中国人跟西方人的关系，也只相当于猛虎与猎人的关系。这样的“华人禽我”，较之于“华人夷我”，更加不堪：我们甚至连“夷狄”的水平都没有达到，我们仅仅是“猛虎”，是“禽兽”，而西方却是“文明”亦即“华夏”的象征。正是在这样的对照之下，梁启超提出了“发明法律之学”的主张与建议。
“发明法律之学”包含两个方面的意图：一是“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矣”。法律之学有助于自存，有助于我们像猛虎摆脱猎人的追捕那样，让我们安全地生存下来。二是从文明的角度来看，文明与野蛮是相对的，“文明野番之界虽无定，其所以为文明之根源则有定，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备而愈公者，则愈文明，愈简陋而愈私者，则愈野番而已”。这就是说，文明的尺度就是由法律的发达程度、公正程度来决定的，法律越发达，越公正，文明程度就越高。我们如果要从“禽兽”“夷狄”的位置重新走向“中国”或“华夏”的位置，讲求法学“发明法律之学”，则是唯一的途径。
那么，西方国家的法律，是否达到了公正而发达的程度呢？梁启超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今泰西诸国，非不知公之为美也，其仁人君子，非不竭尽心力以求大功也。而于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各私其私之根源，不知所以去之，是以揆诸吾圣人大同之世，所谓至繁至公之法律，终莫得而几也。”这就是说，西方国家的法律虽然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西方国家各私其私的本质，让其法律并没有达到至繁至公的程度，特别是与中国圣人所设想的大同之世相比，距离是遥远的。因此，不仅中国需要发明法律之学，西方同样需要发明法律之学。
既然“发明法律之学”是中国与世界的当务之急，那么，该如何发明呢？梁启超提出的方案是：“愿发明西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中国，又愿发明吾圣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地球，文明之界无尽，吾之愿亦无尽也。”换言之，发明法律之学有两种资源：借鉴西方法学，以提高中国的文明程度；发扬中国固有的法学，以提高整个世界的文明程度。
至此可以看到，梁启超对于法律之学的想象：通过讲求法学提升中国的文明程度，进而提升整个世界的文明程度。这就是说，法学是迈向更高文明的阶梯与津渡。提升中国的文明需要借鉴西方的法学，但是，包括西方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文明还需要发扬中国圣人的法学。这就是梁启超在1896年提出的法学世界观，这样的法学世界观足以开启一种全新的中国现代法学，因为它与中国传统律学具有本质性的区别。
[1]譬如，1864年出版的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翻译的《万国公法》（H.Wheaton，InternationalLaw），等等。
[2]外国法律思想进入中国，既有外国传教士的传入，也有早期“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的主动拿来。喻中.近代法治信念是样形成的：一个思想史的考察.法学论坛，2011（1）.
[3]传统中国的律学是否属于法学，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本书暂且承认，传统中国的律学，也可归属于法学知识，也代表了法学的一种形态。相关的分析，可参见何勤华.法学形态考——“中国古代无法学论”质疑.法学研究，1997（2）.
[4]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党人列传·梁启超//夏晓虹.追忆梁启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35.
[5]梁启超.变法通议//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5.
[6]梁启超.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0.
[7]何勤华.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中国社会科学，1996（6）.
[8]李贵连.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法学.中外法学，1997（2）.
[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99.
[10]梁启超.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021.
[11]关于传统中国以“兵刑同义”的法律观，《国语·鲁语·臧文仲说僖公请免卫成公》记载的一段话可以作为代表性的说明：“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无隐也。”《史记·八书·律书》也有同样的论述：“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按照这些说法，鞭笞、刑罚、征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适用范围不同而已。
[12]葛兆光.叠加与凝固：重思中国文化史的重心与主轴.文史哲，2014（2）.尤其是该文的第二小节：“究竟是什么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