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美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在第一节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贸易发展的辉煌成就及两国的贸易利得、中美贸易惠及两国民众，但中美经贸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两国不同的国情、历史文化和发展阶段都为两国经贸合作带来一定的挑战。在经贸领域，中美双方互有不同的关注点，曾在一些问题上有过激烈的交锋，在谈判桌上有过剑拔弩张的争执。中国商务部《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曾指出美方重点关注对华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开放等问题；中方重点关注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义务、美对华出口管制、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美方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等问题。本节将选择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和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管制两大代表性问题对中美贸易中的问题进行讨论。

一、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一）中美贸易逆差概述

货物贸易逆差问题是美方长期关注的问题，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更将“缩小贸易逆差”作为贸易政策的重点，承诺要调整贸易协议，缩小对中国、墨西哥等国的贸易逆差。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是2018年7月6日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的重要诱因之一。从历史数据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便出现持续的贸易逆差。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贸易逆差始终居高不下，自1996年起其贸易逆差总额从未低于1000亿美元，2017年货物贸易逆差总额为8075亿美元，占当年GDP的4.17%（见图1-14）。在中美货物贸易中，美方是逆差；在中美服务贸易中，中方是逆差。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自1999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呈增长趋势，且对华逆差占美国总逆差的比重也呈增长态势（见图1-15）。2017年中美货物贸易美方逆差3357亿美元，占当年美国货物总逆差的46.55%，中国为美国第一大逆差来源国；2017年中美服务贸易中方逆差402.9亿美元，占当年对华服务出口的69.8%，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第一大逆差来源国。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从行业分布来看，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集中于机械和运输设备、杂项制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三大类，矿物燃料、润滑剂及燃料和非货币用黄金及铸币方面美国对中国保持长期顺差，且差额呈扩大趋势（见表1-5）。2017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逆差中，机械和运输设备占比56.38%，杂项制品占比43.84%，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占比16%[1]，与中国对美优势出口行业一致。

注：单位为亿美元，负号表示中方逆差。

资料来源：UNCTAD数据库，经作者计算得到。

③大类代码分别表示：1——食品和活畜、动物和植物油、非食用原料（非燃料）；3——饮料和烟草；4——矿物燃料、润滑剂及燃料；6——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7——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8——机械和运输设备；9——杂项制品；10——非货币用黄金及铸币。

（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原因

1.中美经济结构差异

经济结构差异是中美货物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从产业结构来看，中美两国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三大产业发展各有侧重。中国仍处于工业化阶段，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大。1979年以来，制造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始终维持在40%以上（见图1-16），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依托。美国引领并主导了第三次产业革命，国内形成了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柱的经济体系，制造业在美国国民经济中占比较低。1979年以来，服务业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增长，从50%左右增长至80%（见图1-17）。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生产的基础，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造成美国本土生产能力无法满足本国消费需求，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格局等诸多结构因素造成美国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美元独特的国际“硬通货”地位也让美国得以持续进口大量消费品以弥补国内生产的不足。2017年美国前十大进口国中，除加拿大和英国外的八国均对美国存在150亿美元以上的货物贸易逆差。多边逆差的存在说明贸易逆差实质上是美国利用他国剩余储蓄，来维持超出自身生产能力的消费水平。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2.中美国际分工差异

国际分工也对中美贸易失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技术进步、运输成本降低等因素使得国际垂直分工体系逐渐形成，各个国家只负责产品生产的部分环节，处于价值链的不同位置。在全球价值链中，美国因掌握高新技术而处于价值链的上游，美国企业掌握产品设计、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负责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各国比较优势，在全球进行产业转移以获得最大经济利益。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为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后来中国因劳动力和政策等资源优势逐渐成为跨国公司的组装地。日、韩等相对发达的经济体利用中国作为出口基地向美国出口商品，中国也因此承接了过去日本、韩国等东亚其他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对美的贸易顺差（尹翔硕，王领，2004）。

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贸易逆差分布来看，1999年至2017年，中美贸易逆差占美国逆差总额的比重从26.07%上升至57.26%；同期美国对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贸易逆差占比从30.05%下降至10.54%（见图1-18）。由东亚转移效应可以看出，贸易逆差反映了美国及其贸易伙伴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和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即使对中国没有贸易逆差，也会对某国或多国存在大量逆差。中国贸易顺差主要是企业等经济参与者以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为基础，考虑生产和消费需求做出的决策，而不是宏观干预的结果。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3.统计差异

中美两国贸易逆差统计数据的差异一直存在，数额巨大，对中美贸易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据统计，2000年以来每年中美贸易逆差两国官方统计差额均在500亿美元以上（见图1-19），2017年统计差额占中方统计中美逆差总额的21.7%。具体来看，中美贸易逆差的统计差异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原因。

资料来源：美方数据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中方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

（1）中美两国在统计进出口数据时采用不同的统计口径。中美双方在统计进口时采用了不同的报关价格。在统计进口数据时，中国采用到岸价（CIF），美国采用离岸价（FOB）；在统计出口数据时，中国采用FOB价格，美国采用船边交货价（FAS）。[3]FOB与FAS价格的主要差别在于装船费，世界银行对该项费用的估计一般为FAS价格的1%，因此美国对中国出口额会存在一定的低估。此外，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东向直接贸易（从中国起运的货物未经转口而直接抵运美国）导致的统计差异占东向整体差异的一半。加工贸易在中美直接贸易中占比较高（2017年占比37%，远高于中国整体加工贸易占比）。对于加工贸易商品，中国企业的出口报关是中间商的买入价格；美国企业的进口报关价格是中间商的卖出价格。这种因中间商加价行为带来的报关价格不同是导致贸易逆差统计差异的重要原因。

（2）中美两国对转口贸易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虽然中美贸易统计均遵循联合国的原产地标准确定其进口的贸易伙伴国[4]，但由于进口按原产地统计，出口按目的地统计，双边的贸易统计会存在一定的差异。香港作为中国的特殊对外港口，对美总转口贸易可以达到每年400亿美元的水平（见图1-20）。当货物经过香港等第三方转口时存在第三方再加工增加值或中国企业与美方报关存在差异[5]时，中美双方贸易统计便会存在差异。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测算，因转口贸易造成的东向间接贸易（从中国起运的货物经转口抵运至美国）在2006年造成的统计差异达441亿美元，占东向整体统计差异的52%（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美国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2009）。

资料来源：中国香港政府统计处。

（3）统计方法。随着增加值贸易的发展，适用于国家间独立产品贸易的传统贸易核算方法[6]渐渐不适合国际中间品贸易的发展。根据经合组织提出的增加值贸易统计法调整后的中美贸易逆差将降低40%；WTO前总干事拉米称若按照实际价值链计算，中美贸易逆差要减少一半。实际上，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的59%来自外资企业，61%来自加工贸易。外资企业对美出口的大多数收益最终回到美国等企业母国，中国仅赚取少量加工费。虽然贸易顺差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在美国，中美贸易为美国带来巨大的贸易利得。

“贸易逆差”也不应成为衡量贸易利得、制定贸易政策的主要导向和标准。多项研究表明，中美贸易逆差与美国失业率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根据美国统计数据，2010—2017年，美国失业率呈下降趋势，从9.6%降至4.4%，但美国总贸易逆差及对华贸易逆差却在分别上涨（见图1-21）。

资料来源：贸易逆差数据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失业率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

虽然美方认为“中美贸易逆差”为中国带来巨大利益，有损美国利益，但我们需要理性客观地看待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从国家历史发展阶段来看，贸易顺差是各国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美国在1874年至1970年保持顺差；日本在1981年至2010年连续30年保持顺差。中美贸易逆差并非中方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增强本国产业竞争力的结果。我们要全面、历史地看待中美贸易逆差问题，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

二、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管制

出口管制是指一国政府出于政治、军事、经济等目的对本国出口品进行技术核查或限制，主要管制对象包括高精尖科技、军工产品和战略性资源等。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军事和科技强国，建立了最完善和复杂的出口管制体系，其管制历史可追溯至美国建国之初。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后便因美苏冷战受到美国的全面贸易封锁，后来美中关系的缓和使美国逐渐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1983年更将中国纳入“友好国家”名单。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对华出口政策再次趋紧，《考克斯报告》[7]和2007年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颁布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阐释》进一步恶化了中美技术贸易关系。2011年6月BIS出台的《战略贸易许可例外规定》将中国排除在44个可享受贸易便利措施的国家和地区之外，进一步限制了中美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美国对华长期实施严格的高新技术出口管制，既制约了两国贸易发展，又扩大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一）美国出口管制体系概述

1979年制定的《出口管理条例》（EAR）和1988年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是美国进行出口管制的主要法律依据。美国在这些法规的基础上，制定了以商业管制清单（CCL）、美国军品管制清单（USML）以及核管理委员会管制（NRCC）三大管制名录为核心的出口管制体系。BIS制定的CCL目录分为十大类（见表1-6），每个目录下含设备和组件、检查和生产设备、材料、软件、技术五大群组。具体管制理由包括七大类（见表1-7），在上述分类的基础上，美国为每个管制商品编制了唯一出口管制分类编码（Export Control Classification Number，ECCN），对商品进行严格管制，任何CCL清单产品均需得到BIS的出口许可才能出口。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

*：瓦森纳武器协定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多边出口控制体系，包括美国、日本、德国等40多个成员国。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

（二）美国对华出口管制

虽然在EAR中，美国将中国列为“友好国家”，但实际出口待遇受到美国额外的诸多限制。从BIS公布的国别管制类别来看，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对中国存在诸多管制的原因，涵盖了美国进行出口管制的绝大部分原因（见表1-8）。而且，EAR的748部分第10款单独列出了以中国为最终出口国的出口管制措施，该款规定：任何价值超过5万美元的CCL产品以中国为最终出口地，均须向商务部递交包含进出口方、最终使用者及用途、商品描述等信息的文件。

注：“X”代表美国对该国此项存在管制；1、2、3等数字分别对应CCL具体名录中同一商品的不同管制要求，一般3管制最为严格，2次之，1最弱。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处于比较成熟的发展阶段；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起步较晚。中美两国之间的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本应十分广阔，但由于美国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占中国总高技术进口的比重从1995年的16.6%降至2016年的8.23%，远远低于同期韩国（17.26%）对中国的出口，与美国发达的科技实力和中美贸易水平极不相称（见图1-22）。

资料来源：UN Comtrade数据库，2017年部分数据为估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普查局。

根据美国普查局的统计，美国高新技术产品（ATP）对华出口额在2002—2017年从82.9亿美元增长至356.5亿美元，年均增速10.21%。虽然ATP出口总量整体在上涨，但增速低于同期美国对华货物和服务总出口的增长，美国对华ATP出口总额占美国对华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9.46%（2002年）跌至18.96%（2017年）（见图1-23）。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ATP领域美国产业竞争力强于中国，但在ATP领域中国对美国保持了长年顺差（见图1-24）。2002年中国对美ATP贸易顺差118亿美元，到2017年增长至1354亿美元，差额增长了10.47倍，贸易顺差年增长率达到17.7%，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中占据较大比重（2017年美国ATP逆差占美中贸易逆差的40.33%）。

资料来源：美国普查局。

从美国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行业分布来看，美国对华ATP出口集中于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电子行业，三大产业比重占美国对华ATP总出口的75%以上（2002年占比84.68%，2017年占比75.46%）（见表1-9）。根据BIS在2017年10月发布的统计报告，2016年美国对中ATP出口中，出口管制商品仅为39.4亿美元，占ATP总出口的11.05%，其中1.67亿美元的出口商品为获得BIS出口许可的受限产品；37.73亿美元的出口产品获得了BIS出口豁免。可以看出，受到出口管制的高新技术产品对华出口极小，获得出口许可及出口豁免的产品仅占ATP出口的11.05%，占全部对华出口的2.10%。显然，如果美国对这些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不加管制，而是按照比较优势法则允许企业自由贸易，则美国对华ATP出口将会出现大幅增长（王孝松，刘元春，2017）。

尽管美国实施出口管制的初衷在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保护战略性短缺资源，但是从美国对华实施的技术管制中不难发现，美国单方面推行的出口管制政策始终都带有强烈的冷战色彩，即美国将中国视为能够威胁美国国际地位的潜在竞争对手甚至假想敌，进而在外交和经济等领域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进行全面遏制。2007年6月BIS出台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阐释》声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主要目的和基本原则是“防止有关出口方帮助中国增强军事实力”。然而，中国高端科技，特别是军事和国防技术历来都是以自主研发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面对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作为一个大国必须建立完善的科研体系的要求，决定了中国必须依靠自主研发。

表1-9 美国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行业分布

单位：亿美元

①1~10代码分别表示：1——生物技术;2——生命科学;3——光电子;4——信息和通信;5——电子;6——柔性制造;7——高新材料;8——航空航天;9——武器;10——核技术。

资料来源：美国普查局。

2018年7月6日，美国开始对第一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进口关税，主要征税商品集中于高性能医疗器械、生物医药、航空产品等高新技术产品领域。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战，其直接目的是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改善美国对华严重贸易失衡的局面；深层次的战略目的则是遏制和打压中国的崛起。8月1日，美国商务部宣布44家中国企业将采购于美国的产品“用于从事违反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活动”和“中国军事最终活动”，并将中国航天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研究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三研究院在内的8家实体企业及36个附属机构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从美国对华的这些制裁措施不难看出，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本质是“借维护国家安全之名，行压制中国崛起之实”，尽管中美经贸关系越发紧密，但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从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美国实施出口管制的最终目的是维护美国技术优势和国家战略优势地位，出口管制问题的核心是战略互信。美国对华实施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既不符合中美经贸互利共赢的合作本质，也不符合第三次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近年来，中方曾通过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高层互访等机制向美方提出放宽对华出口管制的要求。尽管美方多次表示将在出口管制改革中给予中国平等待遇，但中方并未在实际改革中获益。美方适度放宽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对美方而言，可以在中美贸易中发挥美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商品的优势，减少中美贸易逆差；对中方而言，可以促进两国贸易互信，通过开展高技术贸易与合作获取贸易利益，推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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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部分行业为中方逆差，做负数处理，故仅美方逆差行业占比之和大于1。

[2]根据UNCTAD数据库得到中美2017年货物贸易逆差为2990亿美元，与美国经济分析局给出的数据并不一致。可能的原因包括：UNCTAD中的2017年中国分行业进口数据为估计值和统计差异等。

[3]根据国际商会发布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10版），CIF（成本、保险费加运费）是指货物价格包含从装运港至目的港的一般运费和约定保险费；FOB（船上交货价）是指卖方仅需将货物装上指定船只，货物价格不包含运费和保险费；FAS（船边交货价）是指卖方仅需将货物运至指定船边，货物价格不包含装船费、运费和保险费。

[4]贸易伙伴国的归属是指报告国海关在货物通关时，将货物生产、交易、运输、消费过程中所涉及的诸多国家中的哪一个列为本国的贸易对象。

[5]可能的主要申报差异为：中国企业在出口申报时不知美国为最终出口地，而报为对转口地的出口，货物入美国海关时，美方按照原产地规则记为中国的出口。

[6]如美方采用的贸易统计方法依旧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48年提出的《国际收支平衡手册》中的计算方式。

[7]1999年5月由时任美国众议院政策委员会主席的考克斯等议员一手炮制，该报告诬称中国通过窃取美国军事技术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