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蔺子荣,1995),两者彼此融合,宗族通常成为儒家文化在社会基层的外在组织形态。儒家文化和宗族文化背景下的“差序格局”是中国人深深地浸淫于其中,却因为习以为常而几乎难以自察的。这一概念最早由中国本土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费孝通(1947)提出。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种远近亲疏因人而异,对待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态度和行为,整体上呈现同心圆分布的人际关系模式,可以称为“差序格局”。形成这一圈圈同心圆的最主要因素是血缘、姻缘、拟亲缘、地缘、业缘等。差序格局不仅仅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模式的根本特征,同时还是家庭乃至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最主要途径。20世纪80年代末以降,差序格局概念先后被引入管理学及相关学科领域,其学术影响远远超出了纯社会学领域。沿着杨国枢(1988)、杨国枢等(1998)和黄光国(1993)的华人社会中“关系分类”和“泛家族主义”观点,郑伯埙(1991,1995,2004)在差序格局基础上衍生出“差序式领导”概念,将它和“家长式领导”并列为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华人传统管理思想与价值观。虽然差序格局成为华人组织领导领域除了家长权威之外的另一个管理学本土化研究的切入点,但长期以来华人管理学界对它的研究主要囿于组织行为学范围,没有将差序格局概念进一步引入企业治理结构领域。
本书沿着企业治理结构深深嵌入非正式制度的思想,将研究对象锁定于“差序格局”这一中国本土社会极具代表性,并且相对容易被量化的非正式制度,试图将差序格局的研究拓展至本土家族企业治理结构领域。在充分虑及中国独特而浓厚的本土社会文化情境和体制转轨背景下,本书认为,差序格局在经济上的功能不仅体现在家庭内部的资源配置,还为当前民营企业家的创业要素获取、企业治理和经营活动提供了“先验知识”。具体而言,差序格局不仅是民营企业家在正式制度规范度较低、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不高的外部环境中获取资金、人力等要素资源的一种重要的非正式途径,也是其在企业内部配置所有权、控制权和管理权及制定企业经营策略的重要依据,从而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形成和演化,以及企业行为选择产生一系列深层次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认为,虽然推动差序格局运转的是中国传统儒家道德伦理思想,外在表现为形式多样、程度不一的“人情”,但是差序格局的内在实质是“己”与不同人之间在利他行为水平上的“差序式”分布,呈现出以“己”为中心,利他行为水平由内而外逐圈趋于下降的结构特征。简言之,差序格局和市场体系是两类不同的资源配置的方式,如果把差序格局也视为一只无形之手,那么,它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最大的差异在于利他行为是否系统性地参与了资源配置过程。虽然中国社会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开始大幅步入市场化与现代化进程,但“差序格局”作为本土社会最重要的非正式资源配置方式,在当前仍然具有经济学上的重要意义,从深层次影响了企业的所有权、控制权、管理权等一系列权力的配置,对理解当前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形成、绩效及企业行为选择仍然是一个重要切入点。综上而论,本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1)在理论层面上,从本土社会文化非正式制度层面拓展了公司治理和企业理论
从经济学视角界定“差序格局”的功能和性质,引入改良后的演化生物学的汉密尔顿(Hamilton)亲缘系数,从而建立起一个涵盖属性界定、测度指标在内的相对完整的“差序格局”分析框架,将差序格局研究由一般定性阶段拓展到相对精确的定量阶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差序格局的研究从组织领导和工作团队领域延伸至企业治理结构和企业理论领域,从而消除了组织行为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之间长期割裂的状态,从中国本土社会文化非正式制度层面拓展了公司治理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研究。同时,本书也是推进经济学、演化生物学和本土社会学之间跨学科交叉分析的一次大胆尝试,针对民营企业的家族治理构建起一个跨学科分析框架。最后,通过将“差序格局”嵌入西方社会情感财富(SEW)理论(Gómez-Mejía et al.,2007,2011,2014),增强了这一理论在中国本土社会情境下的解释力度。
(2)在实践层面上,为民营企业优化治理结构提供经验总结
在充分考虑中国浓厚的社会文化情境,以及新兴市场和体制转轨背景的基础上,通过揭示“差序格局”这一本土社会最重要的传统非正式制度对企业治理结构和绩效,以及企业行为选择产生的影响,获取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成因和演化的一般机理。本书可以更好地解释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而为社会公众合理评判家族企业的治理绩效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准绳;也能够为当前本土家族企业动态调整和优化治理结构,综合提高治理绩效,推动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经验和总结;同时,相关研究结论还能够为政府部门优化民营企业外部制度环境提供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