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要研究范式

要做好上述三方面的研究，完成学术使命，理论与方法尤为关键。本书撰写时从认识论、方法论与研究范式等多个维度，作了以下考虑：

考古发现与佛教文献研究，是驱动南诏大理佛教学术不断前行的“车之两轮”。要做好南诏大理佛教研究，搜集、整理资料是基础，是根本，但如何呈现、解读、诠释这些史料，形成整体性的学术文本，还需要从解释工具着眼，以理论贯穿研究过程，才能从纷繁复杂的具体材料中，找到南诏大理佛教自身的发展逻辑，揭示它的本质与特征，阐明“什么是南诏大理佛教”，以及“南诏大理佛教为什么是这样”等基本问题。

第一，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宗教观，是我们研究南诏大理佛教的科学认识论基础。南诏大理是唐宋时代中国境内的地方民族政权，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要正确理解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发展规律，始终把南诏大理佛教文化，置于中国历史整体范畴之内，把握好南诏大理佛教是唐宋佛教中国化的地方实践、是中国佛教的区域类型这一根本性认识。惟其如此，方能获得正解，形成科学、客观的正念。

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佛教是外来宗教，佛教的源头在古印度。研究中国佛教时，胸怀佛教交流史的“世界观”显得特别重要。以南诏大理为中心的中国西南边疆，秦汉以来即与南亚、东南亚保持着密切联系，与古印度之间有交通往还、人员与物资的交往与交流。因此，惟有从亚洲佛教交流史出发，才能正确理解、把握南诏大理佛教对于中国佛教的意义，理解唐宋时期佛教中国化的多样性，以及中国区域佛教形成与发展的特殊性。

第二，多学科视野。佛教研究需要多学科的视角、理论与方法，因为佛教信仰所涉及的内容，譬如经典、造像、建筑、绘画、石窟寺，还有与佛教信仰相关的实践行为与社会习俗，诸如法会、仪式、剃度、斋戒、火葬、起名、庙会、灵山圣地、神话传说，以及佛王与转轮王信仰等等，涉及政治、哲学、社会、文化、族群各个领域。佛教研究课题，几乎是“全科”、全领域的议题，研究方法需要多种多样，综合交叉。

南诏大理佛教，文献记载少，经典保留不多，缺乏佛教史与僧人资料，因此在资料的搜集与发现方面，考古学担负着重要的使命，而哲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其他众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也不可或缺。只有充分认识到文献、实物，甚至是传说的重要性，才能了解历史发展的真实逻辑。只有学懂、弄通、做实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应用于具体研究，解决实践问题，而非停留在“多学科方法”的文字表述与“整词”，才能做好南诏大理佛教的研究。

第三，宗教学理论与方法。宗教学的思维，就是从宗教要素出发，科学、辩证地看待信仰思想、实践行为与物质文化遗存，以及宗教信仰与政治、社会、民众的关系，始终围绕“信仰”发问立题，解答相关学术问题。佛教治世，都会有积极开展佛教活动的特征，譬如建造塔庙、造像、剃度僧人、造经或译经、崇拜佛教神祇。因此，佛教研究既要关注思想意识，还要聚焦“以佛法教化人民”的政治方略与举措，透过佛教活动的遗迹与遗物，才能从整体上认识、把握古代社会中的佛教信仰(4)。

第四，宗教考古学研究范式。佛教信仰，不仅是哲学意义上的冥思苦想，更多的是实践中的修行活动，而实践活动需要一定的空间与情境，这就产生了场所、文本、图像、法物，以及法会、仪式等等颇具象征、符号意义的神圣空间、物象系统与实践规则。佛教既是宗教，亦为文化。从考古学角度对这些遗迹、遗物与遗址等文化遗存进行研究，以理解古代宗教信仰与实践活动，就是宗教考古学方法(5)。

佛教考古学的目标，是揭示古代社会及人群信仰的历史，呈现其发展过程，阐明佛教对于社会、文化与历史发展的影响。佛教考古往往属于“历史时期考古”范畴，离不开历史文献、佛教史料的支撑与共证(6)。1930年代，郑师许以印度考古学为例，将关于“散蔡大塔、阿育王敕碑、犍陀罗式佛教雕像、阿旃陀石窟壁画”的研究，界定为“佛教考古学”研究对象，其中涉及塔寺、碑铭、造像、石窟寺、壁画等核心内容(7)。1950年代初，夏鼐、宿白将考古学方法应用于敦煌石窟造像与壁画研究，宿白进而将“佛教考古”的研究对象，分为佛教遗迹与遗物两大类。综合宿白先生以及马世长、温玉成、李崇峰、李裕群、霍巍等学者关于佛教考古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对研究对象的论述，可知佛教考古的研究领域大致包含寺院遗址、石窟寺遗迹以及传世佛教遗物三大类(8)，具体可分为造像、寺院、石窟寺、佛塔、佛经、佛画、法器、碑铭、重要史迹与历史人物，以及其他相关专题研究。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按照佛教“遗迹”与“遗物”两大类，对南诏大理佛教文化遗产进行讨论与研究。

第五，文献学方法。“使用第一手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然而，事实上没有“原汁原味”的第一手资料。由于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讹误与佚失，于是需要通过校勘、辨伪、辑佚、笺证与注释等整理方法，尽可能形成可靠的文本。经验证明，并不是每位研究者都擅长校雠以及史料甄别工作。于是，征引史料时选择“善本”就显得特别重要。

第六，神话学思维与记忆理论。在我们的学术传统中，多数学者并未将佛教经典视为历史文献或资料，他们认为可以用自己的理解来说明佛教的历史与现象，而不是以佛教自身的叙事逻辑解答“问题”。这种思想与研究范式，显然不是科学的方法(9)。所谓“荒诞不经”的神话与传说叙事，是古代社会历史记忆的重要表达方式，是彼时文化书写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不能以“不可信”一言以蔽之。借助理论分析工具，解构神话传说文本的知识生产过程，从而读懂佛教文献史料的真正内涵与文化意义，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题中之义。以神话学思维与记忆理论，理解佛教史上包括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多样性的本土化、地域性信仰神话传说，还原佛教历史与文化事实，是佛教研究应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

第七，数字学术的理念与方法。全球化与科技革命带来的“互联网+”新技术、“泛在学习”（Ubiquitous Learning）“开放获取”（Open Access）背景下，把学术研究中的互联互通变成“天涯若比邻”式的“信息抓取”，在互联网上“一搜即得”(10)。基于数据化与互联网的“数字学术”（Digital Scholarship），以数据化的资料编辑、出版、保存与使用为基本特征，运用数字学术特有的研究范式进行资料搜集，对数据模块进行全新的编辑与排序，通过“语义”“结构”“关键词”等“域”概念，在海量的资料中提炼问题、抓取有价值与意义的信息(11)。这是科技革命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的方法论的创新与进步。

如若没有技术的进步，没有数据化的资料基础与开放获取，要在书海中把相关资料搜集殆尽，并对它进行系统、深入的整理与分析，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数字学术方法把“资料解读”导入到全新的结构之中，于是“旧材料”往往产生新的“语义”。当下的学术研究中，资料的数据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很多学术思想是通过“技术”的重构与解构而获得的。自觉地使用数字学术方法，是学术进步的时代要求(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