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过去20年里，美国医学实践的格局让“病床边的陌生人”在健康照护当中愈发突出，这一特征持续影响着医院、健康照护供给体系、医生、其他健康从业者以及患者。新的形势为维护和发扬医学职业精神的原则与责任——即患者利益至上——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创造了巨大的机遇。如今，主导健康照护供给的是组织机构，而非个人执业者；越来越多的医生受雇于医院和健康照护机构。同时，临床数据的收集与分发正被新兴技术深刻改变。这些技术一方面提升了健康照护环境的透明度，另一方面让患者能够利用互联网和追踪设备对个人健康照护施以更好的管理。尽管这些变化已经成为大量研究的焦点，然而仍有必要全面、充分地理解它们对医患关系的影响。

有鉴于此，“病床边的陌生人”这一概念为我们追踪这些变化的轨迹提供了起点。与20年前相比，医生与患者的距离进一步拉大了。医学实践的垂直整合进展惊人：医生与患者的接触不再是孤立的，而被纳入了更宏大的健康照护体系。这不只让医生成了患者面前的陌生人，甚至医生同事之间也是陌生的，个体执业已成往事。由于这些变化，几乎每一次医患互动都在被监控、收集、评价和共享。

此外，患者正将自己武装成更博闻多识、更积极主动的消费者。医生职业地位的传统基础之一，便是他们几乎垄断了专业技术知识。而今天，有了国立卫生研究院（NIH，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梅奥诊所的网站和WebMD等平台，大众获得通俗医疗知识的渠道格外畅通。科技企业正在加速开发消费级医疗设备，使得公众有条件获知个人化、专门化的健康信息。患者可能不会再以告诉医生自己哪里不舒服开启就诊流程（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而是告诉医生最新的设备监测出自己的血糖水平或心律有问题。提供给医生的关于患者关系管理的建议才刚刚开始接纳新出现的“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

与过去相比，医生与患者都认为彼此之间的陌生感更强烈了，这一事实令权力的信息平衡发生急剧改变。此前，取代初级保健供给者地位的还只有重症监护病房的医生。现在，这份榜单已经将一大批技术专家包含在内：从医院医生（hospitalist）到医院产科医生（laborist）[1]——这是产科医生的最新称谓。

我衷心希望《病床边的陌生人》中译本的出版，能够对弥合医生与患者之间的鸿沟有所助益。中国或许有能力完成这件令美国健康照护体系焦头烂额的工作：设计出利用医学领域的新成果拉近医患距离的方法。

戴维·J.罗思曼

2020年7月

（中译序基于罗思曼教授等关于医学职业精神的研究改定，参见David J.Rothman，David Blumenthal，and George M.Thibault，“Medical Professionalism In An Organizational Age：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Health Affairs 39（2020）：108-114。）

[1] 传统上，美国的专科医生主要在门诊工作，承担的照护职责也比中国医院的门诊更加广泛；设置医院医生，则是为了更及时地管理和照护病房患者和住院患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