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中国知识产权战略发展面临的现实境遇

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发展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面临着非均衡发展的态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转变,知识产权战略面临的现实国情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成为阻碍知识产权战略支撑创新驱动的重要因素。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发展规划的制定需要进一步认清形势,明晰知识产权战略未来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境遇,以引导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发展切实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1.2.1 由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进入了新时代,在该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转变。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场革命性变革,其问题意识来源于我国经过四十余年的高速发展、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如何通过新的发展路径和发展要求,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新常态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论前提,从新常态的特点不难看出,它所提及的经济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都与知识产权密切相关,知识产权制度所赋予的创新激励效应不仅能够加速要素升级,推动创新与产业结合进而驱动产业转型,而且能够有效地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降低我国经济运行的风险,提升发展稳定性。知识产权制度作为维护市场秩序的一种有效制度安排,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能力,提升知识产权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程度,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历经十年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新发展阶段,知识产权战略发展在如何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仍面临着诸多挑战。推动知识产权战略着眼于解决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制约和困扰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速度与效益、速度与质量、速度与结构等诸多深层次矛盾,实现经济速度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是知识产权战略发展面临的重要现实境遇。

1.2.2 中美贸易摩擦问题的严峻性和长期性

在过去四十余年里,中美经济合作帮助两国走出困境,成为中美关系的纽带。两国的贸易往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制造的商品使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保持在较低水平,美国的跨国公司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中获利。然而,中美关系的发展始终面临着挑战,贸易摩擦不断,从2016年下旬至2018年8月,美国对中国发起多项贸易调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国霸权立法“301 条款”1成为美国发起单边主义措施的主要依据。事实上,自1991 年4 月美国依据“301 条款”对中国知识产权发起第一次调查起,截至2018年,美国已对华发起六项“301调查”。尤其从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依据“301条款”发动对华制裁开始,中美经济摩擦升级,对立焦点正从贸易失衡转向技术转移。从历史上看,美国从1974 年颁布“301 条款”以来,共启动了125 项“301 调查” ,中国、欧盟、日本、加拿大、韩国、巴西等多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屡次成为调查对象。纵观从1979年1月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四十余年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实质上反映的是双方在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开放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与合作共赢主义之间的交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而美国采取的措施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千方百计限制、打压中国的经济贸易,干扰和破坏多边贸易规则,以达到保护美国国内产业、控制贸易逆差、维护美国利益的目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加速推进以创新驱动战略为支撑的高质量发展,同时启动新一轮的知识产权强国战略,中美关系随着美国对华情绪的转变发生全面转向。美国2018年版《国防战略报告》提出,“当前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是国家间的战略竞争” ,并把中国定位为美国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该报告还提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2018年8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和《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两个重要法案,防范外国企业通过投资获取技术和高技术出口限制在两个法案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因此,从根本上而言,战略扼制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本质原因,但知识产权调查是其重要内容,其决定了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和严峻性。

1.2.3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艰难历程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长期以要素驱动为特征的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变革,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1996 年以前,我国属于低收入国家, 1999年巩固地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 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王丽莉等,2017) 。然而,伴随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结构性、深层次矛盾也日益凸显,与低收入国家相比,我国已经逐渐失去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特别是在技术要求与附加值都比较低、劳动密集型的可贸易产品及产业上的国际竞争力逐渐降低。而随着战略性、颠覆性、前沿性技术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力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研发创新能力方面通常也不具备比较优势,在附加值较高的、技术与资本相对更加密集的产品及产业上又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打压”。

尽管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是相当乐观的,在1990年和2016 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相当于对应年份高收入门槛值的4. 3%和67. 5% 。从中可以看出,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向高收入门槛值的收敛速度几乎是指数式的。但是,由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从直观上看是经济增长问题,但实际上涉及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顺利而巩固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最关键的即持续推动技术和产业升级。2 为应对新形势,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以创新主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从容面对“前后围堵”的双重挤压,创新性产品和技术正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前行的强大动力,2018年中国经济保持了6. 6%的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趋势,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新旧动能转换加快,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3 但同时,由于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失衡,助长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思潮,一些国家“逆全球化”思潮泛滥,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日益凸显,贸易自由化进程面临严重威胁。一些国家试图采取贸易限制措施解决国内经济面临的问题,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摩擦明显增多。在此背景下,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代表的贸易争端将会对我国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带来长期不利的影响。

1 “301 条款”的最早版本是美国《1974年贸易改革法》的第301节,核心内容是“当美国认定自己的贸易权利遭到外国侵犯时,美国可以立即采取行动消除这些侵犯”。此外,“特别301条款”主要针对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了规定,并赋予美国贸易代表绝对权力,当其认定某国的贸易做法对美国的知识产权不利时,美国有权单方面采取贸易制裁措施。

2 “林毅夫,刘培林:我国具备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 http://finance. sina. com. cn/china/gncj/2018-01-14/doc-ifyqqieu6364777. shtml,访问时间:2020年3月28日。

3 2018年,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权威机构推出的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上,中国排名第17,是唯一进入前20名的发展中国家。相关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在优先研发和创新发展的公共政策的指引下,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变化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