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文献的整理出版思考

艺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生发展而源远流长，这其中，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中国艺术瑰宝，成为了世界文明源头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国艺术（主要指书画艺术）与文献的渊源特别绵长悠久。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他不仅追溯了华夏文明中文字与绘画的源头，同时揭示了中国人对这两者的功能及其互补特性的认识。中国的书画艺术及其文献，便是在这样一种渊源之下生长起来。这一传统绵延二千余年，使得中国的书画文献成为了世界文化的一笔丰厚财富。

因着中国人的特有禀赋和山川养育，中国的书画艺术形成了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表现方式，承载着中国人的主观感受与情感，寄托了他们看待人生、理解世界的思索，而这些形式和内涵也早早地以文字的方式，汇入在中国各类文献之中，并伴随着书画艺术发展的不同时期而形成由分散而渐独立，由片言残简而卷帙浩繁的奇观；更为重要的是，在记录与阐释中国书画艺术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诸多中国书画文献的特质，并与图像遗存一起，成为认识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状貌，观照中国书画发展史，揭示其艺术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凭据。

中国的书画文献，是以书画艺术为对象，以文字方式进行记录、观照和研究的历史文献。现今存留的早期文献，散见在先秦诸子之言中。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萌发时期，中国诸多艺术观念的源头也发轫于斯。其中，以孔子的“明镜察形”之说和庄子“解衣般礴”之说为最重要的代表。二说分别借艺术创作述儒家、老庄的人生哲思，虽论谈重点不在艺术，但都切中艺术功能的本质追寻，这形成了后世艺术创作“外化”和“求内”两种功用和理论的分野。中国艺术在其发展的早期即与中国的学术思想相联动，这种特性与中国书画的笔墨呈现方式相结合，形成了中国文人在艺术创作和理论上的深度介入，绘画在宋元以后形成了重要一脉，书法则因与文字的关联，更是早早成为主角，在魏晋时期主导艺术，达到巅峰。同时，文士的介入，更是在书画文献的发育和积累中，一擅所长，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汉魏六朝时期，产生了一批文学色彩浓厚的书法文献，如汉末崔瑗《草书势》，西晋卫恒《四体书势》、索靖《草书势》，南朝齐王僧虔《书赋》等等，竭尽描述书法美感之能事，深深影响了当时和后世的书法创作。现存最早的完整绘画文献是南朝谢赫的《古画品录》，这部著作不仅提出了系统的绘画六法，还以独特的方式涉及了画品和画史，影响深远。在此之后，后世历朝文人和画家分别从特长出发，或兼有双重身份者，更多地投身到书画文献的著述中，书画文献著作数量逐渐宏富，内容更为广阔，阐述愈加精微，并建构起论述、技法、史传、品评、著录、题跋等多样体式，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书画文献体系。除专著、丛辑、类编等编撰形式之外，更有大量与书画艺术相关的文字，散落在别集、笔记、史传等书中，成为我国弥足珍贵的艺术文献遗产。

前后二千余年的累积，虽因年代久长，迭经变迁，尤其是早期的书画文献散佚甚多，但留传下来的文献数量仍称浩繁。古人以上述诸种的撰著体式，将书画艺术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均包罗在内，毫无疑问成为后人理解和借鉴的重要宝藏。除了其他文献都具备的史料特性外，我们还可以认识到中国书画文献其他的许多重要特质。

前述之孔子与庄子对绘画功能的重要论述，实是中国艺术思想和精神的发轫源头。先秦时期，“画缋之事”虽为百工之一，但其社会地位仍然低下，是孔子从统治秩序和人生哲思层面将绘画的社会功用，做了理想阐述。这一思想通过文献流播当时和后世，为历代帝王和士大夫所接受，认为绘画可以“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则幽微”，“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纲纪”，可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历代名画记》），大大提升了艺术的社会地位，成为艺术功能社会化的发端。也正是这一作用，解释了中国历史上文人士大夫乃至帝王热衷于书画创作和鉴赏现象不断出现的重要缘由。

相对社会功用的“外化”，孔子还提出了艺术“内省”的“绘事后素”一说，揭示了绘画“怡悦性情”的内在本质，引导出影响中国艺术的一项重要的审美标准“雅正”。同样，孔子的这一观念，也渊源于其儒家内省修身的理论，“依仁游艺”是其思想的归属（“艺”原谓“六艺”，但其中也包含与艺术相关的内容），并由此引申出“君子比德”的“品格”之说。同样是观照艺术本体，与孔子以中庸思想为前提的要求不同，庄子的“解衣般礴”以不拘形迹的方式探求宇宙自然和艺术家内心的真率，更容易被艺术家所接受。

这两种观念的不断深化和融合，逐渐构成了中国艺术精神博大精深的内核，而这种深化和融合的诸种轨迹，随着后世政治、宗教、伦理、学术思想的丰富而备极变化，形诸文字，大量反映在后世的书画文献之中。而后世的书画文献基本依存其自身发展的需求，在更宽广的领域对书画艺术的成果、现象、技术、规律、历史、品鉴等等内容进行记录和研究，产生了浩瀚的文献，成为今人珍现的丰厚文化遗产。

在二千多年的累积过程中，中国的书画文献不但数量庞大，而且也有一定的系统性，许多文献因具有开创性和典范性而具有经典意义。如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唐孙过庭《书谱》、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宋郭熙《林泉高致》、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黄休复《益州名画录》、米芾《海岳名言》，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清石涛《画语录》等等。最为著名的当属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这部完成于唐大中元年（847）的绘画史专著，被人誉为画史中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美术通史著作。它以传统史、论结合的方式，开创了绘画通史的体例，对绘画的社会功用、画家个人修养和内心精神探索等重要问题发表了客观而积极的见解；在保存前代绘画史料和鉴藏信息方面，尤其功绩卓著。有学者称其多南朝评述而少北朝之关注，其实这或许主要是因北朝社会动荡，士族南迁，绘画文献不足所致。《历代名画记》之所以对后世具有经典意义，张彦远对文献的搜罗及其研究之功至为重要。

经典文献毫无疑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此对后世而言具有引领性和再研究性，甚至在体式上也具有示范性。在书画文献的历史上，这种特征甚为明显，并形成了传统。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之后，有陈姚最《续画品》、唐李嗣真《续画品录》；唐张怀瓘撰《书断》之后，有朱长文《续书断》；孙过庭著《书谱》后，姜夔作《续书谱》。有的著述则后来居上，声誉盖过前著，如元人陶宗仪以《书史会要》接续南宋陈思《书小史》和董史《书录》；也有双峰并峙相互辉映者，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与前著包世臣《艺舟双楫》。当然，传统的承续性和内容的再研究性，并不完全仅仅体现在书名上，更多的是在体式上和内涵中。

与其他类型文献发展的历史过程一样，书画文献这一丰厚的文化遗产，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年轮，有着自身的成长轨迹。书画艺术虽然与中国美术的渊源极为悠久，但因着其与载体（纸帛、金石、简牍等材料）有不可分割的关联，书画文献无疑也以其记述之对象的内涵外延为范围。

汉魏两晋时期被视为书画文献的发端期，东汉崔瑗的《草书势》、赵壹《非草书》等文被视为现存最早的书法专论。这个时期的书画文献因散佚而现存十分有限，一些重要人物的文字，多被后人推断为后世托名之作，若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等。比较可靠的文献，多有赖于他人的引录。

六朝隋唐则是书画文献的繁荣期。这时的书画创作和批评鉴赏已蔚然成风，一些美学观念和研究方式得以建立，对书画艺术的认识进入到一个全面系统的阶段，出现了谢赫《古画品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孙过庭《书谱》这样彪炳后世的著作。

宋元进入深化期，帝王、士大夫深度介入书画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相得益彰，书画艺术更多地融汇在上层阶级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书画文献数量进一步放大，显示出深化发展的特征。

明代是书画文献的繁盛期，主要原因，一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兴起，社会思想活跃，艺术上分宗立派，鉴藏风气大盛，书画艺术呈现出崭新的需求；二是刻书业的发达，文人和画士看重传播效应，著述热情高涨，这些都导致了明代的书画文献数量和体量均超越了前代，但质量良莠不齐。

清代可称承续期，书画文献的数量进一步增加，作者身份和著述目的亦更加多样复杂，书画文献的门类在进一步完备的同时，也延续了明人因袭芜杂之风。朴学、碑学的兴起，则大大刺激了金石书画论述的开展，皇宫著录规模更是达到了巅峰。对书画著录的热衷，并未因清王朝覆灭而停滞，而是继续绵延至民国。

受西方治艺术史的影响，今人将图像也视作文献的一种。这种观点放置于中国书画，确实也有其更多的合理性，因为图像兼具有可阐释的诸种信息，是可以用文字还原的。而在中国书画中，文字于作品上不可忽视的地位，也足以显示图像形式与文献的多元价值关系。然而中国书画文献的体系是中国古代自身固有的，梳理中国历代书画文献，还是应主要依靠中国的传统学术，从其自身的系统中去观照和进行。因此，我们今天讨论的中国书画文献，仍然是以文字形态存在的典籍为主。而事实上，中国书画著述的传统，也是更注重超越作品，揭示其更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信息，这正是中国书画文献的重要价值所在。

书画典籍作为书画艺术研究具有核心作用的材料，它是我们解决书画艺术本体问题和历史现象可靠性的基本依据。因此，书画文献的专门化梳理，是我们继承和用好这笔丰厚遗产的前提。但书画典籍的专门化，在古代学术分类中，则有一个过程。在《隋书·经籍志》之前，史志均未专设与书画有关的门类，与艺术有关的乐（乐舞）、书（小学）作为儒家经典的附庸，被安排在六艺（或经部）之中。但彼时艺术（书画）的自觉尚未发端，典籍亦不够丰厚，故难有独立之目。《新唐书·艺文志》始有“杂艺术类”，仅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等书画之属典籍十一种。直至清《四库全书》，书画（另有篆刻）之属被归在子部“艺术”类中，这才与今天书画篆刻之艺的归属基本是一致的了。但有些书法文献则因与金石、文字有关，仍分散在史部、经部小学类中。

如同其他专门之学对于史料的需求一样，历代书画文献之于今之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不过以中国历史研究为参照，书画文献的史料价值至今远未得到有效利用，这某种程度上与对书画文献的整理不够有关。历史研究有三段说，即史料之搜集、史料之考证解读、史料之运用，史料须从浩瀚的历史文献中钩稽而出，同时又在研究、运用过程中被深入发掘。因此，对书画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和“整理之研究”，是一项大有可为的工作，其中治书画史和艺术史尤为重要。

中国古籍卷帙可谓汗牛充栋，历代书画文献也堪称绵延浩繁。由于学界研究和新一代书画读者的阅读需要，从历代书画文献里梳理出更多的重要典籍和篇什，并以适宜现代读者正确阅读理解为指向地加以整理研究，则成为今天出版人所应做的工作之一。上海书画出版社向以重视中国艺术文献的整理出版为己任，应在认真梳理历代书画文献的基础上，借鉴业已积累的经验，充分发挥书画社积聚的文献整理专业优势，有效组织本社和社会资源，借助当下之技术条件，出版一套主旨明确，内容系统，版本精良，整理完备，检索便捷，切合时代，适合读者的大型历代书画典籍丛书。丛书可以取“基本”之义，一是拟以目录学方式观照历代书画文献，选取史有公论、流传有绪、研究必备的书画典籍，以有助读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二是指整理出版的范围，尚限于流传、著录有序之历代书画典籍。而广义之书画文献，则含散见于其他文献中的书画资料，包括未见诸已编集著作中的诗文唱和、往来书翰，以及留存于书画作品之上的相关题跋等等，此类文献的搜辑、整理和出版，则有待于将来。三是以当今标准的古籍整理方式为基本要求，充分吸取已有之研究成果，达到规范的文献整理出版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治中国传统之学的一大特征，是融文史哲于一炉，治书画艺术之学，既要结合书画艺术之本真，又当置身于中国国学之中，这是土壤，这是血脉。因此，整理好书画文献，必须以传统的版本校勘之学为手段，以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为基础，做更多具体而微的工作。

（本文为“中国书画基本丛书”总前言，2018年，上海书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