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杜甫、严武之间是否有过一次严重的酒后冲突，历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迄今聚讼未已。想要在前人基础上有所进步，我认为在具体讨论论据之前，有必要先对聚讼双方辩论的焦点、论证方法进行审视和比较。

双方争论的焦点，不是杜甫是否曾经有过酒后对严武不敬的言语和行为，而是严武是否因此有过大为愤怒甚至于想杀杜甫的冲动，也就是说，即使是主张杜甫、严武一直保持亲密无间友谊的论者，也没有否认杜甫曾经酒后失态冲撞严武的。具体地说，在表露愤怒和不以为忤两种可能中，哪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些。

围绕上述关键问题，主张表露愤怒和不以为忤的双方，他们的论证方法可以概括为：表露愤怒论者主要从下述三个方面进行论证，一是有文献的记载，二是严武性格的可能性，三是杜甫若干诗歌的迹象；不以为忤论者主要从下述三点进行论证，一是文献的记载，二是杜甫严武的友谊，三是杜甫诗歌的讨论。从理论上说，双方的论据只有在一、三点上是针锋相对的，第二点各说各的。双方一、三两点都是论据真实性之争，第二点主要是逻辑论证的分歧。

从逻辑上评价，表露愤怒论者的逻辑证明含有如下推论过程：再好的友谊也有可能发生“睚眦”事件，因此，杜甫、严武之间也有可能发生“睚眦”事件。不以为忤论者的逻辑证明则含有如下推论过程：很好的友谊是不可能发生“睚眦”事件的，因此，杜甫、严武之间不可能发生“睚眦”事件。显然，不以为忤论者的逻辑推论中存在着问题，其前提命题是假命题，而表露愤怒论者的逻辑推论中的前提是真命题。论者说严武跟杜甫是世旧、严武对杜甫“待遇甚隆”，两人同朝共过事，房琯罢相，严武、杜甫也相继被贬，被贬的共同命运使得“严、杜之间更有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104，所有这些都不能证明杜甫、严武永远不会发生冲突事件。众所周知，唇齿之间也难免有龃龉的时候。

从论据评价上说，表露愤怒论者与不以为忤论者之间在第一点即文献证据上，在没有发现更加有力的文献证据的时候，双方都很难作出能让对方信服的分析。但是，我还是认为就目前的情况而论，情势对表露愤怒论者相对较为有利。较早记载杜甫、严武睚眦事件的唐代李肇的《唐国史补》、范摅的《云溪友议》，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宋代宋祁的《新唐书·杜甫传》等，都说严武表露了愤怒；只有《旧唐书·杜甫传》说严武是不以为忤的。主张严武不以为忤的论者在讨论这一论据时，一般都力辩《云溪友议》乃小说家言，不足凭信，而对《唐国史补》、《唐摭言》和《新唐书》实际上都无有力的驳论。事实上，《旧唐书》虽然编撰时间早于《新唐书》，但是考校史实方面实在没有《新唐书》高明。文献价值一方面讲究可信度，同时也不能忽视时间先后，很明显，主张严武表露愤怒的文献比主张不以为忤的文献要早得多。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李肇的《唐国史补》卷上《母喜严武死》的记载文字相对比较朦胧：“严武少以强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几桉（案）。武爱其才终不害。然与章彝素善，再入蜀，谈笑杀之。”105没有明白说严武愤怒了，但是从“爱其才终不害”一句尤其是“终”字我们可以想象其间情形，事态是比较严重的，决非不以为忤，一笑置之。

第三点即关于杜甫若干诗歌的解读，不以为忤论者与表露愤怒论者是针锋相对的，其间轩轾难以遽分，需要逐条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