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杜甫与严武是“世旧，待遇甚隆”89。但有的论者以杜甫与严武有关的诗中提到礼数问题，如“谢安不倦登临赏，阮籍焉知礼法疏”、“非关使者征求急，自识将军礼数宽”、“宽容存性拙，剪拂念途穷”、“礼宽心有适，节爽病微瘳”等，对比杜甫和高适的关系，认为：杜甫跟高适完全没有礼数相隔一说，因而杜甫对严武屡次言及礼数，说明他们的关系并不轻松是不正常的，并以此作为确有杜甫当众失礼，严武刹那间动一下杀的念头的“睚眦”之事的佐证。

我们认为即使杜甫跟高适完全没有礼数相隔，那也不能反衬杜甫与严武的礼数相隔为不正常，也不能以此作为两人存在“睚眦”的佐证。应该承认，杜、严间是有礼数之隔的，这特别在他们为上下级同僚时。但这一礼数相隔在封建官场中，特别在上下级间是通常如此的。在论者所举诗例中，杜甫对年高且官高的高适所以显得亲密与不拘谨，那是因为这些诗作于杜甫上元元年不在官场，也非时任彭、蜀州刺史的高适的下属或所辖子民，因此关系就较轻松、不拘谨。而上引杜、严间所涉礼数的诗句，都是严武要么是杜甫的父母官，要么是顶头上级时作。在这一处境下，对注重礼法的杜甫来说，他对严武的拘谨与显得“礼数相隔”，实在没有什么太不正常的，不能作为两人存在“睚眦”的佐证，更不必将此夸张到杜甫具有伴严如伴虎隐衷的地步。

杜甫另有《奉赠严八阁老》诗，中有“客礼容疏放，官曹可接联。新诗句句好，应任老夫传”句。这首诗作于至德二载（757）杜、严均在朝时，其时严武的官职同样也大于杜甫。正如有的论者引这诗后接着说的：虽说杜甫是前辈口吻，但是“客礼容疏放”一句就透露了二人的礼数之隔。再者，论者所引的另二例显示二人“礼数相隔”“拘谨”的“谢安”、“礼宽”等诗句，均写于严武首次镇蜀时，即在论者下文所认为的发生“睚眦”及最后只杀章彝之事前。既然两人在朝时以及在杀章与“睚眦”事件前已有“不正常”的“礼数之隔”，按照论者的逻辑，不是也可以将此作为其时两人已存在“睚眦”的佐证吗？又何必迟到杜甫入严幕后的“睚眦”事件中去追寻“礼数相隔”的原因呢？显然，杜、严之间的礼数关系早就存在，与他们在幕府时是否有矛盾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为了证明严、杜间确实存在“睚眦”险情，论者又举《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诗证明说：“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诗虽写于梓州严武自蜀赴京之后，但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此前一段交往中险情的写照。这里所说的“险情”，指的乃是论者所说的杜甫酒后失礼的“睚眦”险情，据论者所考，这一“酒后失礼”乃在广德二年六月杜甫入严武幕之后。那么“失身为杯酒”诗作于何时？据诸家杜甫年谱，此诗乃广德元年（763）冬杜甫在夔州章彝幕府中所作，这时不仅尚未发生传说的章彝被严武所杀、杜甫也险些被杀之事，更未发生所说的再迟些的杜甫与严武“睚眦”之事，既然诗乃写于这两次“险情”之前，那么此诗句又何能成为后来的一段险情的写照？显然，“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与所谓的“睚眦”、“险情”之事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