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杜甫与严武的交往与关系，是杜甫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史书和笔记小说乃至诗话、古今人的论说均多有记载与议论。为了使读者对此有个大致的了解，我们先简略地叙述典籍所记载的杜、严的交往、关系以及前人的主要议论。
据《旧唐书·杜甫传》：“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68所谓的“世旧”，乃如《读杜劄记》引《养一斋诗话》所论：“史称公与武世旧，而武少于公十四岁，则知挺之已与公为交好，公亲见武之成立，故《八哀》诗云：‘昔在童子日，已闻老成名’，明友其父也。”69杜、严不仅是世交，而且他们也同朝共事过，关系密切。杜甫于至德二载（757）在朝任拾遗时有《奉赠严八阁老》诗，诗称给事中严武“扈圣登黄阁，明公独妙年。……新诗句句好，应任老夫传”，仇兆鳌注引“顾注：武父挺之与公友善，故称武妙年而自称为老夫”70。他们间的关系又因房琯而更进一层。房琯任相时，因严武为“名臣子，荐为给事中”。后来因房琯陈涛斜之败及为人所挤等事，房琯罢相，严武“坐琯事贬巴州刺史”71。而房琯罢相时，作为房琯的知己好友，“（杜）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72。因被贬的共同命运，严、杜间更有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
此后杜甫和严武多有诗作往还，在严武两次镇蜀时，两人酬唱往来不断，严武还亲访杜甫草堂，并力邀杜甫入幕府，推荐为节度参谋，以至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且看其中的几首诗及人们的评说。当严武于代宗宝应元年（762）第一次镇蜀奉调入京时，杜甫亦随其离蜀送行，途中有《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黄生说此诗云：“上半叙送别，已觉声嘶喉哽。下半说到别后情事，彼此悬绝，真欲放声大哭。送别诗至此，使人不忍再读。”73两人初别后，杜甫又有《九日奉寄严大夫》，末云：“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严武即有《巴岭答杜二见忆》，末云：“跋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胜悲。”《杜臆》评云：“读此二诗，见二公交情之厚，形骸不隔，故知欲杀之诬也。”74杜甫久有离蜀之想，广德二年（764）春，他欲出峡往荆楚，时闻严武将再镇蜀，遂喜而留待严武，并重回成都投依严武，时有《奉侍严大夫》诗：“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身老时危思会面，一生襟抱向谁开。”其中洋溢的欣喜与深厚的情谊一读可知。故前人于严、杜交谊多交口称扬，并斥严欲杀杜之说。洪迈《容斋续笔》卷六即谓：“甫集中诗，凡为武作者几三十篇，送其还朝者，曰‘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喜其再镇蜀，曰‘得归茅屋赴成都，真为文翁再剖符’。此犹是武在时语。至《哭归榇》及《八哀诗》‘记室得何逊，韬钤延子荆’，盖以自况，‘空余老宾客，身上愧簪缨’，又以自伤。若果有欲杀之怨，必不应眷眷如此。”75
上面我们简单介绍了严、杜的交谊情况，但与此相反，还有史籍和笔记小说中也有些关于杜甫酒后失言，忤严武，严武或不以为忤，或中衔之，以致一日欲杀杜甫的说法。最具代表性并为后人所信的应是《新唐书·杜甫传》的记载：“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入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76《新唐书》之说其实是相信了《云溪友议·严黄门》的有关记载：“武年二十三，为给事黄门侍郎；明年拥旄西蜀，累于饮筵，对客骋其笔札。杜甫拾遗乘醉而言曰：‘不谓严挺之有此儿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合座皆笑，以弥缝之。武曰：‘与公等饮馔谋欢，何至于祖考矣。’房太尉琯亦微有所误，忧怖成疾。武母恐害贤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峡。母则可谓贤良也，然二公几不免于虎口乎？李太白为《蜀道难》，乃为房、杜之危也。”77《云溪友议》所记多有荒谬不实之处，如果比照其前后的有关记载，其小说家言的编造就更为显然。《唐国史补》卷上《母喜严武死》云：“严武少以强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几桉。武爱其才终不害。然与章彝素善，再入蜀，谈笑杀之。及卒，母喜曰：‘而今而后，吾知免官婢矣！’”78稍后于《云溪友议》的《唐摭言》卷十二记：“杜工部在蜀，醉后登严武之床，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子否？’武色变。甫复曰：‘仆乃杜审言儿。’于是少解。”以上所记《唐国史补》为最早，所说已有不合情理之处，《唐摭言》所记乃本于《唐国史补》，然已去掉明显的不合情理之说，但增添了“武色变”一情。值得注意的是处在二书之间的《云溪友议》却又添油加醋，夸大了严、杜间的冲突，使其严重化，其所记的真实性不免大打折扣。更令人诟病的是《新唐书》又在《云溪友议》的基础上坐实了“几不免于虎口”的欲杀杜之说，并编造了戏剧化的情节，以此后人多斥其说之不可信。郭曾炘引刘克庄言：“世传严武欲杀子美，殆未必然。”又引张上若言：“杜入蜀实以依武，野史所载不尽可据……至‘莫倚善题《鹦鹉赋》’，语盖虑少陵恃才傲物，或造祢生江夏之厄，是杜良箴，亦千古才人韦弦之佩，苦心热肠，正英雄本色，岂可反以罪严乎？”79关于上面提及的“莫倚善题《鹦鹉赋》”句事，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宝应元年（762）严武初镇成都时，即有《寄题杜二锦江野亭》诗，中有“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着鵕鸃冠。……兴发会能驰骏马，终当直到使君滩”句。严武之作本是对杜甫极为友善关心的诗作，却引起有些人“指严为语多刺讥，指公为始终傲岸”80。
对于上述杜、严关系的记载，宋以来学者疑、信皆有。《新唐书》的这一记载仍然为杜诗学者所关注，并且至今仍有信严、杜间存在冲突，严确有欲杀杜的所谓“睚眦”之事者。论者还依杜甫的不少诗作，从不同角度力图证实它，造成似乎确有其事的样子。我们认为严、杜的关系究竟如何，是应该进一步讨论的。为此，我们拟就论者的若干论说，谈谈我们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