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根据中国上古史具体情况，构建中国古代文明的理论体系

以上的讨论已经表明，一方面，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准确把握西方学者的文明理论；另一方面，即使我们已准确把握了西方学者的文明理论，也不能套用于中国的实际，而只能作为理论参考。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学者的文明理论是在其他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分析中总结出来的，不包括中国历史，而中国历史有自己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因此，中国的学者应该在掌握有关中国古代史的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归纳总结出自己的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理论体系。有关这一认识，早在1929年，郭沫若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自序中就已明确指出来了：

事实是中国的史料，中国的文字，中国人的传统生活，只有中国人自身才能更贴切的接近。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外国学者对于东方情形不甚明了，那是情理中事。……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主要证明中国古代历史也经历了奴隶社会阶段，而且这个阶段是从原始社会发展而来，再向封建社会发展而去的。至于中国古代文明如何起源，其早期又如何发展等问题，还尚未及深究。在这方面有意探讨并做出积极贡献的是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与张光直先生的《中国青铜时代》。侯外庐先生用亚细亚理论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得出了中国文明起源时出现的“新陈纠葛”为特点的“维新式路线”，而与西方古代文明起源以“新陈代谢”为特点的“革命式路线”相区别。张光直先生则从原始时代的巫术宗教观念到了文明时代成为统治者治理社会的重要政治手段分析入手，指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连续性”的，而西方的文明起源过程是“破裂性”的。

侯外庐、张光直先生的研究，开创了中国学者总结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良好先例。此后，童恩正、谢维扬等学者继有发展。目前，有关这方面的讨论正方兴未艾，是十分值得珍惜的。

我们应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深入化和具体化，全面总结出中国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理论体系。当然，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需要大家共同讨论，不断努力。这里想提出几点粗浅的思考角度。

1.纵向线索

以中原地区为核心，考察华夏部族如何从黄帝、炎帝发展到尧和禹，再发展到夏、商、西周时期，又经春秋战国的转型而发展到秦汉以后的脉络线索。然后划分出不同的阶段性，总结出每个阶段的特点，从中归纳出一些规则术语。

目前，学术界已经认识到，中国古代文明是多源并起，相互影响的。考古学上的区系类型说，已为中国古文明的多源多线发展提供了框架性意见。我们应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一些理论线索。上述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与发展仅仅是一条重要的线，在其他地区还有一些并行的线需要我们去梳理。如长江下游，如何从河姆渡文化发展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再发展到良渚文明的曙光，便是一条线；长江中游，如何由彭头山文化而城背溪文化而大溪文化而屈家岭文化而发展到石家河酋邦社会，又是一条线；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明，又是如何而来，从何而去，也是一条线。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考虑，长江上、中、下游这三个文明曙光的出现又消失，是否有可比性，值得总结。

2.横向线索

中国古文明不仅多头起源，多线发展，而且这纵的多线发展又往往有横向联系，因而还需要进行横向分析。就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看，中原地区自始至终是文明的重心之一，但不是唯一。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在五帝时代就是中国古文明的另一重心，并与黄河中游的中原文明发生密切关系。

大约在五帝时代晚期，中国大地上的许多文化中心在即将跨入文明门槛时期，都曾试图向中原地区挺进。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在其晚期曾向中原迁徙，一度占据了河南大河村文化下王岗类型分布的区域。屈家岭文化之后的石家河文化，曾经发展到靠近文明门槛的程度，有学者即认为石家河文化已进入酋邦时代。然而其晚期的衰落与中原文化的渗入相同时，这说明长江中游的文化曾经试图挺进中原却以失败告终。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有人称良渚文化已跨入了文明的门槛。在其鼎盛时期，良渚文化也曾向中原地区迁移，在江苏北部新沂花厅遗址中发现的良渚文化墓葬即其证据。但良渚文化没有进到中原便衰退了。究其原因，学界曾有不同说法，此不讨论。地处燕山以北、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也曾在其文明的前夜向中原迁移。考古资料表明，红山文化的南迁曾一度到达桑干河、张家口地区，但终究没有成功。

真正进入中原地区的文化是海岱地区的东夷文化。

前文讨论指出，在五帝时代晚期，中原华夏族的尧与禹已与海岱地区的东夷族舜与益组成联盟关系。在考古学上，东夷族所创造的大汶口文化曾到过中原地区嵩山南麓的颍水流域，考古界称其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当华夏族禹与启废除了禅让制，建立世袭制，变部落联盟的二权政府为一权政府之后，东夷族因其强大而不甘示弱，于是出现了夏代太康、仲康、少康时期的“后羿代夏”事件，考古学上则有河南新砦文化中的东夷文化因素和二里头文化中的东夷文化因素。这些事实表明，东夷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应当与中原文化联系起来考虑。早年傅斯年先生提出的“夷夏东西说”，到今仍有启发意义。

3.综合理解

当我们理清了上述纵向线索与横向线索之后，再综合起来考虑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有些理论问题可能得到凸显。

其一，山川限制、小国寡民与民主政治。

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一书结论部分指出：

古代世界的非专制政治包括民主政治，不管是古初时代的，还是古典时代的，俱只发生发展在小国寡民的环境之中。而且，仅有那些直至铁器时代，直至个人意识已经觉醒的时代，仍然保持自己小国寡民地位的社会，才有机会发展出来古典类型的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至多，借助于制度惯性，形成于小国寡民基础之上的实行非专制政治的国家，在扩张的一定时期内，暂时地还能够保持甚至发展其原有的制度。但是，一旦扩张到一定的程度，非专制政治向专制政治的转化，也就必定会开始。（第546页）

以这一观点来看，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前后的状况，是可以得到一些解释的。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之所以在发展到文明门槛之前，未能进一步向前发展成国家，可能与它们的地理环境有关系。童恩正先生于199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已指出了这一点。同年，童恩正先生还在《中华文化论坛》发表《中国西南地区古代的酋邦制度》一文，对此做了同样的阐释：“我们可以将古代滇的社会的特征归纳为农业风险小，自然条件多样性程度高，生产率比之于同时期其他古文明的中心要低下，人口密度很小，环境封闭孤立。”这是典型的小国寡民社会。“这种社会在初期虽然也能由部落社会向复杂社会发展，但是其规模和复杂的程度，都有一定的限制，到达某一阶段之后，它便会停滞不前，如无补力的作用，它将陷入集聚—发展—崩溃—集聚的自我循环之中。”这些分析与观点，都是很有启发性的。

其二，地域扩张、中原魅力与国家产生。

以上述长江流域的情况来对照，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和海岱地区的东夷族由文明起源而发展到国家的形成，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中原地区土地肥沃，又有黄河及其大小支流的灌溉，而四季分明的温带气候又特别有利于农作物的生产。这些条件使得最先亲近这块土地的华夏族，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率先一步。也正是这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魅力，才吸引了前述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红山文化与东夷文化的共同逼进。然而，由于前三种文化原有的小国寡民环境，使其挺进中原的实力与后劲显然不足。这应该是其最终未能成功的主要原因。海岱地区的东夷文化，因泰沂山脉的四周也都是辽阔的平原地带，同样使其率先发展起来，但由于其东部、东南向、东北向的远处都有大海的限制，因此其西向扩张成了最佳选择，于是有了历史上的夷夏东西交胜的局面出现。历史上，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红山文化扩张中原未成功，而东夷文化一度成功，都应从其地理环境进而从其社会结构中去分析。

当我们有了以上三方面的努力之后，再来系统总结中国古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也许能把握得更好一些。但具体怎样总结，已不是本文所能完成得了的。

（原载《史学月刊》2008年第4期；又《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8年第4期、人大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历史学》2008年第8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