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古代文明的理论建构

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一、考古发现打开了一扇认识中国古代文明史的门窗

1926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师李济，以自己在美国哈佛大学所学的考古学知识与技术，主持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的仰韶文化遗址，揭开了中国人自己从事田野科学发掘的新纪元。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队，对安阳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不仅出土了许多有层位关系的甲骨文，而且还找到了商代后期的王朝宫殿和王室陵墓等重要遗址，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真正诞生。八十多年来，中国考古事业迅猛发展，在长城内外、黄河上下与长江南北，有关史前至五帝时代、夏商周三代的考古材料不断涌现。丰富多彩的考古学成果，为我们认识古代文明史的真实图景打开了一扇又一扇新的门窗。

其一，在我国云南省开远小龙潭村发现的10枚古猿牙齿化石和禄丰发现的腊马古猿头骨化石，证明了在一千多万年以前，中国境内就有人类祖先存在。虽然学术界关于人类的起源是一元还是多元尚有争议，但中国曾是人类起源地之一，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文明的独立起源有悠远的人类学基础。

其二，中国各地发现了直立人，如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6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50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人；早期智人，如十几万年前的山西襄汾丁村人、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河套人；晚期智人，如一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近一万年前的四川资阳人、广西柳江人等。经鉴定，这些古猿人的化石都与黄种人、现代中国人之间存在着鲜明的连续性和亲缘上的继承关系。这表明，从一百多万年前开始，中国人种就在中华大地上生存繁衍，中国文化有自己的源头，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独立发展的世界古文明之一。

其三，地区广泛、数量众多的刻符文字、青铜残片、城邑遗址与宗教礼仪中心的发现与研究，用实物遗存和14C数据证明了中国古文明的起源最保守的说法也在距今五千年以前。

其四，在中原地区，考古工作者陆续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东下冯文化，再到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直到岐山周原文化、丰镐宗周文化、洛阳成周西周墓葬群的发展序列。通过对这些考古文化的研究表明，从五帝时代的文明起源到夏商周三代早期文明的发展，是前后相承、绵延不断的。中原地区确实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心所在。

其五，在中原之外，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东北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盘龙城商城，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江西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和新干大洋洲文化。这些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开始到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学文化，不仅在文明程度上不亚于中原，甚至有超过之处，而且大多是独立起源，有自身的特色及其发展序列。这表明，中国古文明是多源并起，多元发展，而又相互影响的。苏秉琦先生通过对各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分析研究，最终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苏先生特别强调这六大区系间的关系是：“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10由此使我们引发的一个重大认识便是，夏商周以来形成，又经孔子“六经”审定，司马迁《史记》综合的，所谓“中原文明一元论”，中原地区是先进文化，中原以外是蛮、夷、戎、狄等落后文化的所谓“华夷之辨”，完全是历史误解。然而，这一误解竟持续两千多年之久。直到今天，站在考古文化面前，大家才恍然大悟。

其六，将考古学所揭示的中国古代文明放在世界古代文明大背景下来考察，我们发现，世界古代文明的形成大致呈现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爱琴海周边的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形成模式，另一种是以环太平洋的亚洲中国古代文明、中美洲墨西哥玛雅古代文明、南美洲秘鲁印加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形成模式。

这两种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西方文明形成主要是通过生产技术的革命和商品贸易的流通而获得的。他们的青铜技术主要是制造生产工具并应用于农业生产与水利灌溉。他们的文字发明与使用是为了满足商品贸易流通的需要。在这种生产力、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文明社会，便是氏族社会血缘亲属制度的彻底破坏和地域管理的形成。侯外庐先生将这种文明形成的模式概括为从家庭到私有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庭，是新的冲破旧的革命式路线。11张光直教授则称之为破裂式的文明形成路径。12

东方文明的形成则恰恰相反。青铜技术不是用于制造生产工具，而是用于制造上层建筑的礼器与兵器。礼器是为了祭祀，兵器是为了战争，所谓“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文字的发明也不是为了商品贸易，而是为了祭祀神灵，统治臣民。当氏族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氏族制的血缘关系并没有消失，而是渗透在政治管理之中，国家与氏族取得了有机的结合。侯外庐先生称之为由家庭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庭里面，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是维新的路线。张光直教授则称之为连续式的文明形成路径。

以上两种文明形成模式实际上概括了世界古代文明形成的普遍规律，因此，研究中国五帝文明起源到夏商周三代早期文明发展的历史，无疑具有世界性意义。中国人不仅创造了中国古代文明，也创造了世界古代文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主要是建立在西方文明起源模式的历史经验之上的，而对中国古代文明与玛雅古代文明这一连续性形成的模式实际上还来不及深入研讨。当认识到了这一学术史背景之后，我们就能真正意识到，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就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有利于我们全面把握世界古代文明的发展规律。正如张光直教授指出的：“中国上古史对世界史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们的回答是，根据中国上古史，我们可以清楚、有力地提示人类历史变迁的新的法则。这种法则很可能代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文化连续体的变化法则。因此，在建立全世界都适用的法则时，我们不但要使用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尤其要使用中国的历史经验。根据这些历史建立的法则，其适用性会大大加强。同样，如果从中国历史、玛雅历史及其他非西方的历史中概括出一般的法则，并由此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法则做出加强或甚至改进，那么中国上古史也将发挥它很重要的作用。为此我相信各位会同意：研究中国的古代史不能不研究世界史，研究世界古代史更不能不研究中国史。”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