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辛基的邂逅

邂逅未必是艳遇，就像走路不一定摔跤，何况邂逅的是位同性老翁，利波宁先生。名字中国人并不耳熟，但闲聊后方知此公非等闲人物，而是芬兰前总理，且连任两届，主政10年之久，在芬兰乃至整个欧盟可谓“天下谁人不识君”。

我今年夏季去伦敦赴会，途经赫尔辛基逗留一日，上街观光漫游时，短短半天里居然同他三度不约而遇。可见不是冤家也常会狭路相逢。

飞欧洲取道赫尔辛基中转会多花点时间，但好处是可以把漫长难捱的航程截为两段。北京到赫尔辛基才8个小时，再飞任何欧洲城市也就两三个小时。中转途中走出空间狭小的机舱，伸展四肢，喝杯咖啡，对不赶时间的闲客来说，何乐不为？

这次我干脆把中转延长为“city break”（都市寻乐）。在中心火车站旁的Holiday Inn睡了一夜，时差归零。主要景点举步可达，于是用完早餐便出门游逛。

中心火车站的正门就是一大名景，也是芬兰的标志性建筑。车站正门用当地花岗岩砌成，大门上方是一个巨型的半圆状拱窗，镶嵌着四方玻璃。两侧各有两座巨型的石雕人像，每个石雕男子都手捧一个球形的大灯。

二战期间，就在这车站里，当时的芬兰总统卡里奥因心脏病发作，气绝身亡。卡里奥总统的铜质纪念雕像静坐在芬兰议会大厦一旁，看着他的后辈们前赴后继地折腾奔忙，全无插嘴进言的份儿了。一位坐在铜像旁的老人闲得发慌，主动搭话闲聊。他一口咬定，当时俄国军队大举入侵，总统在车站同俄军谈判未果，绝望中心力交瘁，倒地毙命。芬兰人口才数百万，那场战争是猫与虎的搏杀，俄军最后以惨胜收兵，挽回一点脸面，却元气大伤。芬兰以卵击石，却把石块撞裂了，令世人肃然起敬。

火车站的东侧不远是议会广场，四周建筑都是新古典主义风格。北端是气势恢宏的赫尔辛基大教堂，广场一侧是赫尔辛基大学和芬兰图书馆，另一侧的一排政府大楼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国务院及各部委，四层高，毫不起眼，看上去像旁边教堂的副楼。端着咖啡咬着三明治在拐角处同你撞个满怀的，说不定是某个部的部长或主任。

顺着小巷往南行走几百米，就到了码头边的露天集市广场。当然，有了集市也就没了广场，一排排摊位帐篷挤满了空地，卖纪念品、廉价衣物的，吆喝冷饮热餐的，市井气十分浓烈，煞是热闹。去海上芬兰城堡和其他各小岛游览的渡船也从这里出发，因此游人如鲫，摊贩卖主的钓钩常有俘获。

从码头向东北方向眺望，西欧最大的东正教大教堂巍然屹立在一座山坡上，就像历史上对芬兰虎视眈眈的俄罗斯一样，霸气十足地俯瞰整个赫尔辛基。教堂里陈设和壁画十分精美，让爬坡登殿而气喘吁吁的游客感觉累得值了。

逛了上述一些主要景点后，我打开地图寻找著名建筑岩石教堂。沿着火车站西侧的Mannerheimintie大街由南向北行走，到了现代艺术博物馆、议会大厦、国立博物馆等著名建筑集聚处，左拐便是历史悠久的中心老城区康比。岩石教堂应在前面不远。5年前我去过一次，算是故地重游，因此自信到了近处定能找到。但过了两条东斜西弯的小路，我的自信渐行渐残。再细看一下地图，对照街尾墙角的路名，确定自己的位置不算难事。但费神不如问路，在英语通用的芬兰问路尤其方便。

四周一看，见对面缓步走来一位老者，身材高大，面色红润。我上前笑道：“我知道身在赫尔辛基，但不知道在赫尔辛基哪里。请问岩石教堂怎么走？”老人笑了，一挥手：“跟我来，到了前面指路更容易找到。”于是我们边走边聊。

他问：“你是日本人吗？”“噢，不是。”“如果是的话，我就可以向你表示祝贺了，日本女足昨晚打败了美国队夺得了冠军。”

作为中国人，我不想在足球这劳什子上自取羞辱，便忙着岔开话题，问他是否去过中国。

老人答道：“去过几次，差不多10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芬兰的总理，那时中国当家的是朱镕基先生。”我忙问老人姓名，老人一字一顿地用英文拼读了自己姓名：Paavo Liponen，帕沃·利波宁。

老人谈起朱总理，敬佩之意溢于言表：“一位非常敏锐聪明的人，非凡的记忆力，本人敬佩之至。”接着侃侃而谈，“中国的经济发展让全世界瞠目结舌，太了不起了。现在欧洲和美国陷入了麻烦，很大的麻烦。就指望中国经济的拉动了。”

我附和道：“确实，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一个大的经济体发生灾祸，谁也不能幸免。”

他停步指着旁边的街心花园说：“从这里穿过花园，往前不远走到街的顶端，向右一拐就是岩石教堂了。”

“谢谢您了。您也是一位VIP了，让我们合个影吧，要知道在北京的大街上撞上一位前总理的几率比撞上一头大象还低。”我一边说着，一边张望寻找为我们拍照的人。一个过客正从不远处昂首阔步而来，我喊了几声却毫无反应。我笑道：“显然是个美国人，对来自中国的声音一如既往地置若罔闻。”利波宁先生也跟着微微一笑。还是一位女子欣然接过相机，为我们拍了合影。

岩石教堂铁将军把门，一看才知10点开门迎客，看表现在才9点半，这半小时如何打发？于是沿原路向东闲逛，没多远又见马路对面老人牵着一个小女孩往前走，正是利波宁先生。这空余的半小时有去处了！我紧走几步上前招呼。

老人指着身旁眉清目秀的金发女孩介绍说，“我女儿， 11岁了。”“您今年多大？”我问。“71岁了。”“那我是否听错了，是您的女儿还是孙女？”“是我女儿。”老人颇为自豪地答道。

他接着告诉我，他已经退出政界，只做些研究咨询工作。但他的太太（想必还很年轻）是位活跃的国会议员，下星期又要去中国访问。我提议能否附近喝杯咖啡聊聊，教堂要10点开门呢。他抱歉地说：“谢谢您的邀请，但实在没时间了。我们今天出发去休假，还赶着买点东西做准备。”

第二次道别后，我去了刚开门的岩石教堂，在里面盘桓了半个小时。教堂是座非常奇特的建筑，在一块巨大的岩石内挖掘建成，因此没有教堂通常具备的宏伟门面和外形。虽然类似一个巨大的洞穴，但建筑顶端四周是一圈宽大的采光窗，金晃晃的阳光瀑布般直泻而入，整个教堂大厅明亮怡人，欧洲教堂的晦暗阴森一扫而空。装饰也是简洁的北欧风格，教堂内饰的精雕细镂一抹而净，不求庄严肃穆，只留明快怡人。

教堂椭圆形的大厅除了供牧师布道，另外一大功能就是用作音乐厅。记得上一次游览时，教堂大厅内济济一堂。站在布道讲坛前的不是神色忧郁的牧师，而是一位穿着牛仔裤的中年指挥。台前的管弦乐队有20多人，各自忙着调试自己的乐器。教堂大厅里杂音四起，人声鼎沸。突然间，指挥棒在空中划出一个漂亮的圆弧，大厅里顿时鸦雀无声，洪亮华丽的乐曲像一股晶莹闪亮的清泉喷薄而出，令人心醉神迷。那种音乐的震撼力至今感受如新。这次特意找来，想碰碰运气，兴许还能赶上一场音乐盛宴。结果未能如愿。

出了教堂不远我在路边停步摆弄手中的相机，身后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问：“教堂去过了？”回头一看，又是利波宁先生，这是一天之内第三次偶遇了。

他牵着女儿的手，提着满满的购物袋，像是刚从商场采购完毕。于是我同老人闲聊着，陪着他们往家走。到了他家门口，我才意识到老人刚才为了给我指路，特意绕路陪我走了一段。

那是一座外貌朴实的五层普通公寓，浅红色的水泥外墙上几道乳白色的长条色块算是唯一的粉饰。楼旁一辆重型卡车和一台吊车。他说，这楼老了，建于1911年，正在做外墙维修。

我笑道，中国也是在1911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体制的，建成后就一直在修，用泪水汗珠甚至血肉在不断地修。

利波宁先生举了下手中的购物袋，略带歉意地说：“我们全家要去度假，刚才忙着买点必需的物品，下午就出门了。所以不能请你进去喝一杯了。”

最后告别时，我说：“冒昧地问您一个敏感的问题，您如何评价中国的政治制度？”老人沉吟片刻，像是在斟词酌句。

我补充道，我知道西方的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套标准的说辞，专制，没有人权，等等。但我们不得不面对历史堆积而成的现实，何况这个制度至今还是卓有成效的。在欧美以外的国家，西方的民主制度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看看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海地，还有那些非洲国家。

老人似不便直言评判，委婉地答道：“中国毕竟是中国，有其特殊性，十几亿人啊。何况中国确实也在大步前进。”他顿了一下，像是临别赠言似地说道：“‘incremental evolution'（渐进发展），那才是上策。”

我响应道：“完全正确，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一旦乱了就可能四分五裂。我们需要‘evolution'，而不是‘bloody revolution'（流血革命）。”利波宁先生握了握我的手，像是赞许地点了点头。

望着老人蹒跚而去，不由心中一悲，任凭大业有成、风光无限，人终将是风前残烛，蜡销尽，了无痕。

我回到酒店上网查知：利波宁先生1995年至2005年连任两届芬兰总理，1999年访华会见朱镕基总理，当时还兼任欧盟轮值主席。网上还有一张照片，12年前的旧照。欧盟首脑在冰岛开会，各国政要飞抵雷克雅未克。芬兰总理利波宁穿着厚厚的大衣走下舷梯，手里拎着一个篮子。躺在里面的是刚出生的婴儿，因无人照料，只能随父一起赴会。照片上了欧洲的各大报纸首页，一时风头无二。照片上沉睡的婴儿想必就是金发女孩的哥哥了。

网上是老人十几年前的照片，神采奕奕，显得精干敏捷。现如今，老人腆着隆腹，壮实依旧，却已韶华逝尽。人们总是感叹人生悲哀莫大于美人迟暮，但是，英雄老去，不亦悲乎？

201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