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有关跨国规制下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综述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经典理论渊源

“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西方诸多学者从不同层面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的主要机制与制度原因，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从理论发展的渊源和方向看，可归纳为三大学派：一是结构性市场不完全理论，如垄断优势理论；二是自然性市场不完善理论，如市场内部化理论；三是把结构性不完全理论与自然性市场不完善理论融为一体的综合理论，如国际生产折中综合理论。

1．垄断优势理论

1960年，海默（Hymer）在其博士论著《民族厂商的国际经营活动：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率先提出了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性理论，即垄断优势理论。(4)海默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资产交易过程，还包括非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的转移，是跨国公司发挥其内在组织优势的过程。海默与其导师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合作形成的理论被称为“海默—金德尔伯格学说”，主要观点有：①对外直接投资是结构性市场不完全的产物，市场缺陷至少存在四种类型：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由规模经济导致的市场不完全；由政府干预导致的市场不完全；由国内赋税和关税导致的市场不完全。②企业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能获得各种垄断优势，并进一步利用自身独特的垄断优势从事对外直接投资。

2．市场内部化理论

市场内部化理论是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重要理论。内部化概念由R.科斯（R.Coase）在其有关公司国际化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但市场内部化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P.巴克利（P.Buckley）、M.卡森（M.Casson）和A.拉格曼（A.Rugman）。其基本观点为：①用自然性市场的不完全性代替结构性市场的不完全性，并以此作为理论研究的前提。②由于市场和企业是组织、配置要素和商品交换的两种基本方式，当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交易应尽量在企业内部进行，从而形成一个内部交易、垂直一体化管理的内部化市场。③当内部化过程超越经济区域时，跨国公司便应运而生，对外直接投资在跨国公司的国际经济交易方式中居于主导地位。

3．国际生产折中综合理论

英国学者约翰·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综合理论（John Dunning, 1977，1981）是目前对外投资研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约翰·邓宁通过将结构性市场不完善理论和自然性市场不完善理论加以综合，发展了更具一般性的跨国公司理论，认为企业对外投资由三个基本因素决定：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市场内部化优势，即国际生产折中综合（OLI）优势。OLI优势并不是平均分布在各国的，企业可以在任何一种优势的基础上开展对外投资，从而调整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资源配置状况。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更为系统地在他们的理论以及实证研究中关注制度对国际投资活动的作用。(5)在宏观层面，国际经济学者注重研究制度在开放型经济领域影响跨国公司行为的作用机制（Henisz, 2003；Maitland and Nicholas, 2003；Mudambi and Navarra, 2002；R.Mudambi，P.Navarra and G.Sobbrio, 2003）。在微观层面，诸多学者已经开始探讨跨国公司子公司无论是在其母公司的监管下，还是在东道国的规制环境下，如何寻求获得海外经营的合法性。保罗·J.迪马吉奥和沃尔特·W.鲍威尔（Paul J.DiMaggio and Walter W.Powell）创造了组织场域（organization field）概念：“那些总体上建构起制度生活中可以被识别的领域：关键的供应商、资源和产品的消费者、规制机构及提供类似服务或者产品的其他组织。”(7)组织场域概念强调了社会、文化、政治要素对于跨国组织（公司）行为的建构。W.理查德·斯科特（W.Richard Scott）提出了三种制度类型——制度规范、规制措施和文化认知，并揭示了三种制度类型的激励结构和制度强化机制(6)。T.科斯塔瓦和S.扎希尔（T.Kostova and S.Zaheer, 1999）、T.科斯塔瓦和K.罗斯（T.Kostova and K.Roth, 2002）进一步研究了三种制度类型对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投资区位、投资动机和投资行为的影响效果。

在国际学术界，学者们大都认为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国家，在其特有的制度变迁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时能够依托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同的所有权优势（Dunning, 2006；Rugman and Li, 2007）。

进入21世纪，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投资开放促进与规制便利化已成为跨国投资规制政策的主要内容，素帕差·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 2011）指出，在现阶段各国已实施的国家投资政策中，有2/3是有关放宽FDI与促进FDI的政策措施。

二、对外直接投资规制的具体研究范式视角

（一）投资输出国的规制视角

1．投资输出国的政府战略性规制

投资国ODI投资战略规制政策具有重要的驱动性作用，其主要目的是从国家规制战略视角保护本国对外投资者权益并争取东道国更多的国民待遇。R.阿加瓦尔和T.阿格蒙（R.Aggarwal and T.Agmon）认为，母国政府的战略性禀赋支持，包括自然资源和低成本的资本、补贴等弥补了本国企业海外所面临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方面的不足。(8)约翰·邓宁等（John Dunning et al.，1998）提出，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通过并购等方式在发达工业国所进行的ODI是投资国经济结构重建和自由化、更开放和政府战略性支持的表现。库尔沃-卡祖拉（Cuervo-Cazurra）指出，外资进入、对本国企业保护减少、母国产业转型等战略性制度环境的改变是促进拉美企业ODI的重要驱动因素(9)，其中，巴西对外投资增长的推动因素在于基于“华盛顿共识”下的战略性自由化经济规制改革。哈伦·R.汗（Harun R.Khan, 2012）提出，印度对外投资战略性规制经历了三个自由化演化阶段。

2．投资输出国的要素禀赋规制

（1）生产要素禀赋规制。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包括能源）、劳动力成本及劳动力素质、技术能力等。获取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曾是西方殖民国家企业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主要驱动因素。伍德沃德和罗尔夫（Woodward and Rolfe）(10)、惠勒和莫迪（Wheeler and Mody）(11)研究认为，本国劳动力价格与资本海外投资输出具有关联效应，布雷纳德（Brainard）指出，如果投资母国市场性要素或生产性要素（如东道国消费者市场、运输成本、贸易壁垒等）获取不完整，也是刺激投资母国资本海外输出的重要原因。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全球经济的日益融合，寻求高素质的劳动力和技术人员是当代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推动因素。(12)

（2）国际运输规制。伍德沃德和罗尔夫（Woodward and Rolfe, 1993）研究提出，海外运输距离会导致国际运输成本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投资输出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如何便捷化国际运输，是投资输出国政府公共性规制的重要内容。

3．投资输出国的宏观干预性规制

（1）宏观调控规制。一方面，宏观经济发展实力是影响一国对外投资变化的内生核心指标因素，约翰·伦恩（John Lunn）(13)、安东尼·斯卡珀兰达和罗伯特·S.巴洛夫（Anthony Scaperlanda and Robert S.Balough）(14)、卡勒姆（Culem）研究认为，投资输出国经济实力规模与ODI具有正向效应；(15)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制度也是对外投资变动的直接解释因素，这包括投资输出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投资输出国对外贸易政策、投资输出国国际收支战略安排、治理通货膨胀政策等（表1-1）。

（2）差别待遇促进和货币规制。即企业权益待遇和金融便利化规制，涉及对外投资企业是否具有独立的投资主体地位、母国货币与东道国货币的可兑换性等规制内容。

（3）法制性规制。包括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对于对外投资企业的正常运行是否有合理的法律制度保证；法律规制对投资经济纠纷解决的公正性等规制方面。

（4）跨国文化规制。跨国文化规制对象包括跨国企业治理文化、人文地理、社会习俗、语言、相关产业文化等主要文化因素。布鲁斯·科格特和哈伯·辛格（Bruce Kogut and Harbir Singh）通过对进入美国的224家跨国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文化距离对ODI的进入模式（绿地投资、合资投资等）具有影响作用。(16)G.贝尼托和G.格里普斯鲁德（G.Benito and G.Gripsrud）则进一步研究了投资输出国的跨文化相似性评价指数对海外投资的影响效应。(17)

（二）有关对外投资的系统性风险规制视角

1．对外投资的汇率风险规制视角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各国获得了货币自由浮动的权利。汇率变化往往影响不同国家的企业竞争力，进而影响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Z.阿利伯（Robert Z.Aliber）的通货区域理论，国际直接投资通常会从汇率坚挺的国家向汇率疲软的国家流动。罗伯特·Z.阿利伯认为，战后初期美元坚挺以及人们预期美元会升值，美国的跨国公司可以比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更便宜地筹集资金，美国企业为海外生产经营筹集资金的成本相对较低。佛罗特（Froot, 1991）、斯维逊（Swenson, 1994）通过研究汇率变动与对外投资的相关性，提出汇率变动导致国际资本流动的系统理论。此外，有学者从宏观层面对汇率波动与跨国公司海外投资水平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例如，乔斯·坎帕和琳达·S.戈德伯格（Jose Campa and Linda S.Goldberg, 1993，1994，1997）通过研究分析了汇率波动与投资的影响效应，尤其是耐用品制造业部门与非耐用品制造业部门的影响差异性，并以化学工业为例，得出了汇率的不确定性对母国化学工业企业的海外产能扩张具有抑制性效果。(18)弗兰克G.（Franke G.）(20)、罗伊S.和维亚内J.M.（Roy S.and Viaene J.M.）(21)发现，东道国货币的波动率与垂直型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2．跨国投资规制差异的影响风险视角

规制差异是指，国别存在的差异性政治经济规制体系，尤其是政治差异（政府政策法规、治理能力、腐败控制等）会给ODI带来不低于经济环境差异的影响。

在存在规制差异的国家间，一般来说，资本会流向规制更加完善、规范的国家，一个成熟的规制环境或者规制间具有相似性会造成非常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来自完善的法律法规对于投资者个人利益和投资行为的产权保护，以及熟悉的法律制度对于管理活动带来的便利。例如，英国、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的企业就倾向于向英美法系国家投资，其国际化的地理流向也更加明确。这说明，规制便利化因素可以作为企业国际化的有效推动因素。日本学者小野一郎等的研究，有效地支持了这一论点（Chan C.M.，Isobe T.and Makino S.）(22)。

这种规制差异的解释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比较强的，甚至直接影响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投资行为模式选择。李绍明和L.菲勒（Li Shaomin and L.Filer）(23)扩展了这一视角，研究认为在政府治理规则较弱的国家，跨国企业更倾向于直接投资的方式，但在政府治理规则较强的国家，跨国企业则更倾向于使用资本市场进行投资运作，因为他们可以依据东道国法规有效地保护自己的经营并规避风险。

制度逃避理论认为，投资母国如果存在极差的体制和环境因素，如地方保护主义、配额分配不公、高税率、腐败、监管的不确定性、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和政府干预过度，也可能推动公司为追求更高效的制度环境而向海外投资。(24)这种形式的国际化，会带动更多企业实施具有逃离母国环境动因特征的退出战略，而不是传统的打入国外市场的主动进入策略（Boisot and Meyer, 2008）。(25)相应地，哈比M.和祖拉维基L.（Habib M.and Zurawicki L.）(26)针对东道国的研究也指出，腐败程度与资本的流动方向高度负相关，虽然东道国国际开放程度和东道国的政治稳定可以缓和腐败的影响，但腐败程度高的东道国（地区）会明显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而廉洁程度高的东道国（地区）会拥有强大的投资拉动力，吸引企业到该东道国（地区）进行投资和经营。

（三）投资东道国的规制视角

对于ODI而言，东道国投资规制政策的内涵与机制至关重要。在早期研究中，有关学者就东道国的规制政策措施影响ODI的关联因素进行了分析（表1-2）。

其后，许多学者进一步深化了东道国规制措施对ODI影响机制的研究视角，见表1-3。

世贸组织（WTO, 1997）指出，东道国的政策差异会对跨国直接投资流向产生影响，对外开放度高的国家可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以安哥多（Agodo, 1978）、贝尔德伯斯（Belderbos, 2003）、奥克荷姆（Oxelheil, 2001）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理论，着重分析了东道国政治、经济、法律甚至体制转型对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此外，东道国制度质量与发展中国家ODI负相关，即东道国制度环境越差，反而吸引越多发展中国家的ODI投资（Buekley et al.，2007）。伊瓦尔·科尔斯塔德和阿恩·威格（Ivar Kolstad and Arne Wiig）(27)对1996—2009年81个国家的采掘业ODI流向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国家内腐败的加剧与采掘业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有关，但随着腐败的加剧，这种增长的速度在逐渐降低。当然，2011年联合国贸发会议新编制的FDI作用力指数（FDI Contribution Index）显示，外国分支机构对发展中国家东道国产生了相对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在非洲。这个指数是根据附加值、就业、工资、税收、出口、研发开支和资本构成等指标计算而成的，该排名同时也列出了FDI贡献度低于预期水平的国家，证实了政策因素会对FDI最大化的正效应与FDI最小化的负效应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2012年，世界粮农组织对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东道国的投资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东道国的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具有重要影响，并对农业国际投资运营模式做了案例分析。2014年，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作为东道国，首先运用OECD政策框架，从全政府管理视角对其国际投资资本流入规制政策进行了评估并制定了相关的战略对策。

三、政府规制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研究进展

（一）母国规制演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

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样，一直根植于结构性转型（Luo Yadang and Tan J.Justin）(28)，这种转型导致相当大的经济发展环境及绩效的变化，尤其在一些关键的制度性因素，如政府规制和投资开放程度（Luo Yadang and Tan J.Justin, 1997；Wang，Clegg and Kafouros, 2009）。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迅速成长，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彼得·J.巴克利、亨利·沃斯和亚当·R.克罗斯（Peter J.Buckley，Hinrich Voss and Adam R.Cross）(29)研究了中国30年来对外直接投资规制的演化特征。制度理论是一个特别强大的工具，尤其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而言。例如，中国仍然具有显著的政府支持商业事务的规制传统，尽管已经实施了市场体系（Meyer and Peng, 2005；Luo et al.，2010）。政府规制监管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存在，对一些企业而言，可能是一种优势，因为政府规制监管可以帮助它们减轻天然的市场失灵，关键资源具有安全性，并能充分利用其经济和政治支撑禀赋与国外同行竞争（Alan M.Rugman and Alain Verbeke, 1990）。因此，政府的支持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Buckley，Clegg，Cross et al.，2007）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事实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得到了国家的战略性政策支持，尤其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政策对鼓励母国企业向海外扩张具有显著性作用[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08；Luo et al.，2010]。与众多新兴经济体的体制框架有所不同，在中国，虽然传统制度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有所削弱，新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机制也已建立（Li，Zheng and Shao, 2009），但是，中国依然具有双轨制特征的制度基础性框架，如约翰·蔡尔德和苏珊·罗德里格斯（John Child and Suzana Rodrigues, 2005）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制度上嵌入”，而不是一个企业简单的自我战略选择。

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对外投资动因与制度因素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分析，张良卫（1998）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相对滞后的成因及技术等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适度超前发展的对策思路。江小涓（2003）讨论了中国加快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原因，认为中国需要更多地参与国外自然资源的投资开发，需要利用国外的科技资源并通过对外投资带动出口。邢建国（2003）分析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政府部门的政策推动是中国投资成长的基本驱动机制，综合国力的增强是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支撑。邢春华、孙婵娟和吴海霞（2004）根据钱纳里的双缺口理论，对反映宏观经济制度运行，如中国外汇储备水平和居民储备水平等指标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隆国强（2008）提出，中国政府的对外投资规制政策尽管在不断地改善、调整，但时效性差，与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战略要求是不能够完全适应的。张广荣（2009）分析了中国关于“境外投资”基本政策的发展演变，并指出中国境外投资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政策建议。陈岩、马利灵和钟昌标（2012）研究了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决定因素，提出制度因素可能是解释中国对非洲投资的重要视角。宋立刚等（2013）提出，有必要在竞争性、所有制以及监管方面分析如何进一步深化国内改革，以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益。冀相豹、葛顺奇（2015）研究认为母国制度环境是促进中国ODI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国内地区间制度环境的差异也是影响地区间ODI差异的重要因素，东部地区的制度环境对ODI的促进作用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齐晓飞等（2017）将制度因素作为内生变量，融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综合理论框架中，构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ODI-S模型，通过对其进行经济学解析，分析母国制度对ODI的影响，并对中国企业ODI国际化进行理论阐释。孙小玉等（2018）结合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特有的制度环境，利用省域层面2005—2015年的对外投资数据，综合制度观与传统资源观，实证分析和阐明母国制度因素对ODI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母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DI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制度因素的促进作用因地区而异，东中部受影响程度显著高于西部地区。林明灯等（2019）通过融入新制度经济学，构建了母国制度直接影响与调节ODI效应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母国制度在不同地区对ODI的调节效应不尽相同，东部的激励性制度起主要作用，西部的约束性制度起显著影响。

（二）东道国规制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演化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通过激励性规制与制定战略性“学习”的目标，使它们克服资源约束相关的技术差距，并在国际市场上发挥后发优势（Suma Athreye and Sandeep Kapur, 2009(30)；UNCTAD, 2006，2007）。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检验，计算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情况。王方方等（2013）通过构建扩展的企业异质性模型框架，实证发现贸易引致的ODI对区位市场的制度环境较敏感。王建等（2013）研究认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向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要依据技术优势，向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新兴经济体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节约贸易成本，向发达国家的投资主要基于中国低劳动成本的优势。吴先明、黄春桃（2016）通过选取2003—2012年中国对55个东道国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从逆向投资与顺向投资比较的视角探索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动因，并检验了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杨娇辉和王伟等（2016）基于2003—2014年中国ODI区位分布的流量数据，从国际资本流动视角，使用面板分位数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ODI区位分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ODI区位分布的“制度风险偏好”并不是绝对的，当使用相对制度质量指标，并且控制东道国资本密集度与自然资源丰富程度的影响后，“制度风险偏好”消失，并呈现出与主流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完全相符的风险规避特征。李平等（2018）利用实证检验表明，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DI企业绩效具有差异性影响，发达国家的制度环境对中国ODI企业绩效有正向作用，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则具有反向影响。陈升、张俊龙（2019）从制度综合表现以及腐败控制、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规则等六个细分维度实证研究了东道国制度水平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建议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应充分评估东道国的投资规制水平。

（三）规制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演变

传统的产业组织经济思想强调，一个公司的策略和业绩表现的条件依赖于特定的产业条件（Michael E.Porter, 1990）。这些产业条件包括产业内的竞争性厂商和产业进入壁垒。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企业的国际化决策是产业内竞争的结果（Hymer, 1976；Boter Hakan and Holmquist Carin, 1996）。(31)如果产业内竞争性强，该企业可能会寻求国际扩张，以寻找新的获利机会（Yang，Jiang，Kang and Ke, 2009）。此外，基于产业竞争的模仿行为理论表明，一个企业的国际扩张可能产生于对同行业中战略竞争对手的回应（Knickerbocker, 1973）。

在不同产业，企业全球化的潜力也不同，全球化程度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标准化的产品或服务，如微芯片、发动机组件制造行业。由于技术迅速更新，高科技行业的海外投资机会更多（Klevorick et al.，1993）。相应地，在政策方面，不同产业的规制模式也存在差异。国际化程度高的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正经历快速的规制放松过程。例如，在电信行业的持续监管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已经使得企业更容易通过跨国收购实现海外投资扩张。

总体而言，行业规制特性的变化对于ODI水平差异具有一定的影响。陈漓高等（2007）基于产业地位划分法，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张燕生（2008）总结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对顺利的产业，并阐释了国家政策支持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性。张娟（2012）提出，中国在非洲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寻求型产业领域。张燕等（2012）研究了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模型。钟飞腾（2015）基于对三类产业转移文献的论述，在人均GDP水平以及产业发展基础上选择了若干“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以及适当的低技术产业和中等技术产业为分析样本，其强调要在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机制上，摸索属于中国特色的产业“创造性转移”机制，理性思考产业对外转移的路径选择。方旖旎（2016）提出，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其中金属与非金属制造业、化学制造业整体风险相对较大，而食品制造业的非经济风险需要关注，机械设备与电子电信等则需关注东道国社会弹性及对华关系。为应对制造业投资的东道国国家风险，中国政府应配套发展支持性服务业，而企业则需重视东道国产业特征与投资项目互补。韩沈超（2018）提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选择“走出去”，并基于164个国家（地区）数据，研究认为中国在东道国（地区）ODI表现为“顺流产业结构互补”特征和“边际产业转移”动机。

（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系统性风险影响与规制保障

在中国对外投资的系统性风险研究方面，闫大颖等（2011）研究了制度距离、经验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率问题。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基于2003—2010年中国对107个发展中国家的ODI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ODI在发展中国家的分布特征，经过检验发现，中国投资发展中国家有市场寻求动机和资源寻求动机，距离对中国投资有负面影响。东道国政权稳定性和监管质量影响中国ODI是否进入，但不影响投资规模；东道国法制对中国ODI的规模有负面影响；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资源寻求型ODI有负面影响；中国与东道国制度的绝对差异，对中国ODI有正向影响。王永钦和杜巨澜等（2015）以中国2002—2011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842项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样本，研究了东道国的话语权与问责制、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恐怖主义、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腐败控制这六类制度性因素对中国ODI区位选择的影响。总体而言，与大部分跨国公司不同的是，中国的ODI不太关心对方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话语权与问责制）和政治稳定度，而更关心东道国（地区）的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情况。

在中国对外投资的系统性风险控制及保障性规制方面，徐曾沧（1997）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对外投资母国之一，为了规范中国对外投资，促进对外投资的健康发展，中国应调整和完善对外投资的法律、法规。陈永平（2001）从主体、客体、内容以及体系等方面，就中国加入WTO后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提出了创新性构想。林伟祺（2012）以中国在北非、中东地区的投资为视角，为防止中国在国外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提出减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法律应对思路及应对措施。高岚君和魏敬霁（2014）认为，由于东道国发生非宪法程序政权更迭导致对外投资受到威胁，其所受影响和破坏力难以估计，难以预防，中国应积极完善中国对外投资保险制度和双边投资协定以及多边的投资协定，制定科学的风险评估体系。王国军和王德宝（2016）从政治风险防控视角切入，在分析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所面临的政治风险状况，以及对外投资保险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客观实际，提出优化与完善对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相关对策建议。韩冰（2017）认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多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签订的，这一时期缔结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内容较为保守与谨慎，对投资者提供的投资保护程度相对较低，中国当前亟须与相关的“一带一路”国家启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升级谈判。

（五）开放规制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轨迹研究

国内有中文文献对中国对外投资发展趋势的影响规制因素及演变轨迹进行了实证研究和预测分析。谢岷（1987）认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国际化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变化过程中一个积极的现象，中国参与国际直接投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上海财经大学投资研究所（2002）选取外汇储备、国有企业投资利润率、出口额作为解释规制变量，预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鲁桐（2003）基于邓宁的投资发展轨迹理论分析认为，中国对外投资已进入第三阶段初期。在这一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贸易替代型、资源导向型、技术获取型和战略资产导向型。国家信息中心张茉楠（2011）认为，IMF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382美元，正处于邓宁所指的资本大规模输出的历史发展阶段。金芳（2016）认为，金融危机后，中国迅速崛起为全球资本供应的新兴力量，对外投资的大国地位日益显现。其在分析、梳理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跨国并购交易数量及对外投资全球化广度上升、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应加快培育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海外投资生态规制政策。李洪亚等（2017）研究认为，所有制改革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提供了制度保证，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中国ODI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机制。李琛等（2019）实证发现，政府经济规制行为能显著促进中国地区ODI增长，中国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具有更为明显的促进效应。

综上国内外学界诸多著名研究机构和学者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应内生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利润极大化目标的追求，且受跨国投资规制演化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与效应表现，如对外投资可持续增长、对外投资产业结构分布、投资国际地理流向、对外投资收益、国际收支效应等，与投资规制政策具有内在的联动机制。

然而，政府规制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最直接及显著的系统性影响范式，中外文献对跨国规制政策下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系统机制及模式研究却相对缺乏，本书试图基于跨国规制的视角就对外直接投资机制及中国ODI模式效应进行深入探讨，以提出有实践价值的相关对策。

---

(1) Eatwell John，Milgate Murray，Newman Peter K.The New Palgrave：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M].2nd ed.London：Macmillan Press，1987.

(2) J.J.Laffont，J.Tirole.The Dynamics of Incentive Contracts[J].Econometrica，1988，56（5）：1153～1176.

(3) J.J.Laffont，J.Tirole.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Regulation and Procurement[M].Cambridge Mass：MIT Press，1993.

(4) Hymer S.H.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otional Firms：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Cambridge Mass：MIT Press，1976.

(5) John Dunning，Sarianna Lundan.Institutions and the OLI Paradigm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8，25（4）.

(6) W.Richard Scott.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Ideas，Interests and Identities[M].1st ed.London：SAGE，1995.

(7) Paul J.DiMaggio，Walter W.Powell.The Iron Cage Revisited：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d Field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3，48（2）：147～160.

(8) R.Aggarwal，T.Agmon.The International Success of Developing Country Firms：Role of Government-Directed Comparative Advantage[J].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1990，30（2）：163～180.

(9) Cuervo-Cazurra A.The Multinationaliz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y MNEs：The Case of Multinational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Elsevier，2008，14（2）：138～154.

(10) Douglas P Woodward，Robert J Rolfe.The Location of Export-Oriente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Caribbean Basi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Palgrave Macmillan；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1993，24（1）：121～144.

(11) Wheeler David，Mody Ashoka.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ocation Decisions：The Case of U.S.Firm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Elsevier，1992，33（1-2）：57～76.

(12) Brainard S.Lael.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Proximity-Concentration Trade-Off between Multinational Sales and Trad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1997，87（4）：520～544.

(13) John Lunn.Determinants of U.S.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E.E.C.：Revisited Again[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Elsevier，1983，21（3）：391～393.

(14) Scaperlanda Anthony，Balough Robert S.Determinants of U.S.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E.E.C.：Revisited[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83，21（3）：381～390.

(15) Culem Claudy G.The Locational Determinants of Direct Investments Among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Elsevier，1988，32（4）：885～904.

(16) Bruce Kogut，Harbir Singh.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Palgrave Macmillan；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1988，19（3）：411～432.

(17) Gabriel Benito，Geir Gripsrud.The Expans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Discrete Rational Location Choices or a Cultural Learning Proces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Palgrave Macmillan；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1992，23（3）：461～476.

(18) Jose Campa，Linda S.Goldberg.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Exchange-Rates and External Exposure[R].NBER Working Papers 4378，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1993.

(19) Jose Campa.Multinational 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 in the Chemical Processing Industri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Palgrave Macmillan；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1994，25（3）：557～578.

(20) Franke G.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ing Strategy[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1991，10：292～307.

(21) Roy S.，Viaene J.M.On Strategic Vertical Foreign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46：253～279.

(22) Chan C.M.，Isobe T.，Makino S.Which Country Matters？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Affiliate Performanc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8，29（11）：1179～1205.

(23) Li Shaomin，Larry Filer.The Effects of the Governance Environment on the Choice of Investment Mode and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Elsevier，2007，42（1）：80～98.

(24) Yasuhiro Yamakawa，Mike W.Peng，David L.Deeds.What Drives New Ventures to Internationalize from Emerging to Developed Economies？[J].Entrepreneurship：Theory and Practice，2007，32（1）：59～82.

(25) Boisot Max，Meyer Marshall W.Which Way through the Open Door？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irms.[J].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4（03）：349～365.

(26) Habib M.，Zurawicki L..Country-level Investments and the Effect of Corruption—Some Empirical Evidence[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Elsevier，2001，10（6）：687～700.

(27) Ivar Kolstad，Arne Wiig.Digging in the Dirt？Extractive Industry FDI and Corruption[J].Economics of Governance，Springer，2013，14（4）：369～383.

(28) Luo Yadong，Tan J.Justin.How Much does Industry Structure Imp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Elsevier，1997，6（4）：337～359.

(29) Peter J.Buckley，Hinrich Voss，Adam R.Cross.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Firms as Multinationals：The Influence of the Hom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M].Chapters，in：China and the Multinationals，chapter 7 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1.

(30) Suma Athreye，Sandeep Kapur.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and Indian Firms：Trends，Motivations and Strategy[R].Birkbeck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0904，Birkbeck，Department of Economics，Mathematics&Statistics，2009.

(31) Boter Hakan，Holmquist Carin.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es in Small Firm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Elsevier，1996，11（6）：471～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