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制度分析
文化、政治与经济发展
1.引言
世界部分国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其他国家仍深陷普遍贫困。对于这一差异的解释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任务之一。起初有两条殊为不同的研究思路。经济学研究把贫困理解为缺乏初始资本的结果，社会政治学研究则用文化因素予以解释：接受宿命、让人们失去理想（Polanyi, 1944），拒绝民主制度（Lipset, 1959），以及把人际交流当作零和博弈（Foster, 1965），等等。
上述解释不能令人信服。随着资本走向全球流动，禀赋成为内生因素，资本却依然从贫困地区流出而非流入。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大多已把发展差距归因于政策选择。与之类似，随着儒家文化占据主导的地区出现爆发式的经济起飞，以苏联崩溃为代表的对民主制度的普遍热情兴起（Fukuyama, 1992），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对人们总会延续先前错误的理论所做的批判，文化因素的解释也被纷纷放弃。
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与政治学开展合作，发展出一种强有力的新解释。贝茨率先指出，经济学家视为发展差异原因的政策选择差异，可以被理解为政治权力结构的反映（Bates, 1981）。对国家有害的政策并非错误，而是为精英集团利益服务的理性策略。经济学与政治学这一成果丰硕的联姻，其典型例子包括贝斯利和佩尔松（Besley and Persson, 2011），以及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他们关注的政策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属于再分配性质，用政治学术语来讲则具有掠夺性质。
苏联解体后，贫困国家权力结构遭受的冲击有一个明确的预期结果：政策会变得更具包容性，使这些国家向富裕国家靠拢。有学者对肯尼亚做了严格检验，表明转向多党民主制导致公共支出的空间分配更加均等（Burgess et al. ,2015）。然而，此类成就相对有限，这可以部分归因于强势群体对民主进程的扭曲误导。投票造假、胁迫和贿赂成为选举策略，破坏了对包容性政策的激励，因为只有在干净的选举中，糟糕的经济发展业绩才会受到惩罚（Collier and Hoeffler, 2015）。
不过，即便是诚实的选举也不能确保社会和平或者良好的经济管理。例如在中东地区，伊拉克的马利基总统与埃及的穆尔西总统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却带来了社会秩序崩溃。非洲通过选举实现权力交接最成功的两个国家是加纳和赞比亚，它们都发生了经济危机。民主制度下的政策制定不但可能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而且可能被真诚信仰者的错误叙事误导。此外，许多政策的结果取决于公共组织机构的有效落实。而在许多贫困社会，包括法院、警察、学校和医院在内的关键公共服务因为职员的腐败而遭到破坏。阿克洛夫与克兰顿的研究把组织业绩作为内化的心理建构（mental constructs）的函数，给组织功能失调提供了有力的心理学分析架构（Akerlof and Kranton, 2011）。公共机构的文化氛围可以作为这方面因素的简称。
基于利益和权力滥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固然极为重要，文化因素也正在被小心翼翼地重新接纳为合理的解释。近期有关文化因素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包括圭索等人的研究（Guiso et al. ,2006; Bisin and Verdier, 2011; Alesina and Guiliano, 2015; Gorodnichenko and Roland, 2011）。麦克洛斯基对“资产阶级时代”（Bourgeois Era）欧洲经济起飞有十分重要的重新评价，是一个里程碑（McCloskey, 2006,2010,2016）。她的看法明显不同于把制度作为首要因素的传统观点，而强调新兴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将之视为经济转型的关键基础。
然而，尽管文化作为经济成就的可行解释已不再遭到排斥，鉴于过去对中国发展停滞等现象的尴尬分析结果，文化解释显然难以单独成立，而必须纳入理性选择的研究架构中。经济学与社会心理学在近期的联合拓展了可以被接受为理性行为的范围，不过这些进展仍缺乏一个整体理论架构。行为经济学虽然有丰富成果，但仍主要关注可能源自进化过程的通行决策偏向，如快思考（Kahneman, 2011）；或价值观偏向，如群体偏好（Greene, 2013）。由于这些偏向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对分析各国的经济发展差异作用不大。阿克洛夫与克兰顿关于“身份经济学”（identity economics）的研究则聚焦于和文化因素有潜在联系的决策过程，给行为经济学的下一阶段研究奠定了基础（Akerlof and Kranton, 2011）。以此为依据，本文第2节将探讨文化的构成要件及其传播和演化的过程，并介绍近期的某些正式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价值观对制度和政策的决定起着关键作用。本文第3节将转向政治后果的讨论：就制度对确立政府正当性的重要意义，引入身份概念如何能对此提出质疑；涉他激励（other-regarding motivations）如何可以给政府能力提供新的研究思路；文化因素如何协调在可行均衡与失调均衡中的预期行为；有误导的叙事如何阻碍社会学习。
2.文化基因
2.1 作为社会交流的文化
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会强有力地传播行为方式（Christakis and Fowler,2009）。社会交流对组织的兴起同样必不可少，因为交流使合作成为可能，从而获得互惠收益（Padgett and Powell, 2012）。两个关键的影响和协调机制是激励的变化和知识的变化。人们所受的激励不仅来自对现实福利的个人主义，也来自涉他价值观的社会化影响。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既通过个人的直接观察，也要参考其他人的叙事。修订后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兼顾了行为的这两个方面。
涉他价值观包括尊重、公平与仇恨等情感。伙伴的尊重来自行为表现得到其他人的充分认可，因为这些表现符合他们的规范。自我尊重则来自行动符合已经内化的规范，也就是说，已成为道德要求的组成部分而非私人欲望。这一内化过程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其他人的价值观是正在内化的外部观念。与之类似，试图描述世界运转的叙事也依赖于交流过程。儿童从父母那里学习，每个人都从伙伴那里学习，不同的人学到不同的东西，其中某些是错误的。
人们依然可以理性行事，在感知到的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然而，涉他价值观是其最大化的效用的组成部分，而感知到的具体约束可能受到错误叙事的影响。文化凸显了由特定价值观和叙事导致的行为，这些行为可能是失调的。文化还可能传递给新成员，从而具有极强的持久性。在第2.2小节中，我将介绍一些正式模型来展示文化如何影响行为结果，与精英集团利益模型大不相同。
2.2 包含文化因素的正式模型
早期较有影响的展示文化价值观重要性的正式模型来自格雷夫的研究，他对比了11世纪的两个地中海商人群体的差异（Greif, 1994）。其中的热那亚商人群体秉持个人主义价值观，格雷夫将其追溯至关于个人与上帝直接联系的基督教理念；而马格里布犹太人商人群体抱有集体主义价值观，格雷夫将其归结为伊斯兰教的影响。利用翔实的历史证据，他表明马格里布商人群体有显著优势，不容易出现遥远贸易区域的代理人违约。通过正式模型，格雷夫从价值观差异中推导出了这一结果。他还指出，该文化优势会变成一种困境，这是对政治学有重要启示的拓展。马格里布商人群体对远距离贸易难题的基于信用的集体主义解决方案，使其业务限定于单一家庭、单一世代的组织形式。相反，热那亚商人群体面临的更大困难使他们有激励建设多家庭、多世代的组织，依靠政府负责合同执行。最终，后一种更大规模的经济形式超越了马格里布商人群体。这也反映了库克等人提出的观点（Cook et al. ,2005）：规范的制度或许是对信用的更好替代，但如果非正规社会网络削弱了对制度的需要，正规制度可能就发展不起来。
在格雷夫的模型中，价值观是外生因素。下面我将介绍将价值观作为内生因素的两个模型，它们既反映了涉他价值观对政治结果的重要性，又考虑到这些价值观如何通过明确的文化传播过程而内生形成。
贝斯利与佩尔松（2016）借鉴了李普塞特（Lipset, 1959）的一个观点：只有在已经接受民主价值观的文化中，民主制度才可以持续。这一观点显然让人联想起民主制度在1991年和“阿拉伯之春”时的跃迁现象。贝斯利与佩尔松对传统的激励描述做了最小幅度的修订：社会中有某些人看重民主权利。这种倾向并非来自现实的自利，而是源于涉他价值观：他们珍视作为民主制度之本质的人权。由此给行为带来了影响：如果政府侵犯民主权利，秉持此类价值观的人就会参加公共抗议。人们参加抗议不是由于抗议示威让人愉悦，而是因为不参加抗议会损害自尊。该模型的这一特点，类似于阿克洛夫引入愤怒情绪，作为对违背规范进行惩罚的动机（Akerlof, 2016）。
贝斯利与佩尔松假设，秉持民主价值观的人群在不同社会有着外生的不同初始比例。因此，如果政府侵犯民主权利，在不同社会爆发的抗议有规模差异。由于抗议活动取得成功的概率与其规模有关（Kuran, 1989），在民主价值观人群的初始比例较高的社会，抗议更容易获得胜利。这会给抗议者的效用带来政治效果的反馈。对珍视民主价值观的抗议者而言，如果其主张得到支持而非遭到破坏，他们会感觉更加幸福。
贝斯利与佩尔松模型最具创新性的方面是，以文化传播过程推动社会演化。这一过程借鉴了基因传播模型（Boyd and Richerson, 1985），认为儿童的价值观来自父母。社会中的成年人包含接受民主价值观与不接受民主价值观两类。当父母有相同价值观时，假设子女也会接受此类价值观。但并非所有配对都是价值观相称的，某些父母的价值观彼此不同。此时，假设子女的价值观取决于父母中哪位更感觉幸福。在公共抗议行动足以维持民主价值观的社会，秉持民主价值观的父母会获得幸福加成；而在抗议活动不成事的社会，则较为不幸福。因此，只有在抗议行动足以取得成功的社会，出生于混合价值观家庭的子女长大后才会接受民主价值观。
如果说“幸福”的概念在心理学上较为粗糙，那么利用更精细的分析方法也能得出相当的结果。有实验表明，人们愿意认同成功，而让自己远离失败。如一个足球队赢球时，支持者会说“我们赢了”，而输球时，则会说“他们输了”。是否采用身份认同取决于是否和成功挂钩。[3]因此在秉持民主价值观的成年人数量不多的社会，混合价值观家庭的子女面临选择，即是否认同失败的价值观。贝斯利与佩尔松（2016）在研究中假设，当抗议活动失败时，子女们会说“老爸的球队输了”，而非“我的球队输了”。
这一动态过程将逐渐改变社会的成员构成，使其靠近或远离对民主权利的内在价值评价。从略微不同的文化起始点出发，不同社会可能演化出殊为不同但都极为稳定的关于民主与专制的文化。李普塞特的观点由此获得了更严格的微观理论基础（Lipset, 1959）。[4]
贝斯利的后续研究采用了相同的文化传播机制但不同的激励机制，推导出另一个重大的政治分歧（Besley, 2016）。假设各个社会的初始文化差异是有志向的人群的比例不同。关于技能的研究发现，关键技能是非认知类型的，因此，人生抱负和志向之类的态度非常重要（Cunha and Heckman, 2009）。在贫困国家开展的田野调查证明，志向对发展非常重要，并且具有社会传播性。有研究报告了在埃塞俄比亚农村地区开展实验的结果（Tanguy et al. ,2014）：给儿童随机播放20分钟的视频，一个视频讲述某个孩子如何努力接受教育，得到好工作的故事，另一个与行为影响无关。6个月后，观看了励志视频的儿童的相对成绩得到了显著改进。与之类似，还有一项研究利用贝宁的自然实验来分析人生有志向的价值观如何产生。在殖民时代初期，传教士进入内陆地区，在随机地点上兴建学校。结果显示，学校的第一代毕业生成为第二代家庭的学习模范，志向在经济上是重要的，在社会上是可以传播的（Wantchekon et al. ,2015）。
这些发现成为贝斯利模型的主要假设，志向远大的人可定义为，他们高度重视成功。贝斯利推论说，有志向的人选择努力工作。这与政治的联系是，努力工作的人投票支持对努力的回报征收低税收。与之相反，缺乏志向的人工作不努力，支持对努力的回报征收高税收。于是，在一个税率反映主流偏好的民主社会中，存在一个有志向人群的关键比例，高于该比例的社会选择低税收，低于该比例的社会选择高税收，例如美国与欧洲或许就分属这两种情形。
此时，混合价值观家庭也会推动文化变迁。当有志向人群的初始比例较低时，这些人更不幸福，因为如果努力工作，将遭受高税收打击。模型设计本可以有更多可能性，但贝斯利对参数的设定使得在此情形下，有志向人群会选择不努力工作。由于无法实现自己的志向，他们依然感觉不幸福。而当有志向人群的初始比例较高时，税率较低，这些人将努力工作，实现志向并感到幸福。所以在前一种情形下，混合价值观家庭的子女长大后不会接受有志向的价值观（老爸的人生很受挫），而在后一种情形下，他们会选择有志向的价值观。逐渐地，每个社会将达到政治均衡。根据参数的设置，低有志向均衡即使对缺乏有志向的人来说也可能更糟糕，因为无人努力工作，使税收收入太少，他们得到的公共品也更少。而在略微不同的参数设置下，高有志向社会可能出现失调。
这些模型表明，一旦把文化因素内生化，社会行为将有一个重要的普遍特征：没有类似于“看不见的手”的机制。虽然经济学家承认“看不见的手”有局限性，却得出了一个正确的推定：如果现实的自利是唯一激励，市场通常能把社会带到政治利益格局允许的高效率附近。即便精英群体是为自身利益制定政策，他们选择的也是符合自身需要的对社会破坏最小的政策。[5]而当文化因素影响结果时，就不再有类似于市场过程的机制，能使文化配置格局得出对社会有利的结果。文化传播可能把一个组织乃至整个社会锁定在失调的局部稳定均衡中。文化因素在发挥作用，它们通过符合科学规律的过程演化，但过程未必是有利的。
2.3 社会网络与身份认同
在上述例子中，价值观通过家庭传播。这种经济设定有利于严格分析。如果把该设定拓宽，论证的逻辑会更加弱化。显然，家庭只是价值观传递的若干渠道之一，更普遍的传递方式是通过社会网络。社会网络中的常规行为决定了其规范，而服从这些规范会带来伙伴尊敬。如果社会网络中的参与者把规范内生化，就会形成价值观，而服从价值观将带来自我尊重。许多社会网络还会传递一些叙事，旨在从某些方面描述世界如何运行。此类叙事的可信度不只取决于内容，也与其来源有关。
规范、价值观和叙事可以通过不同动机出发得出的相同选择来验证，从而相互强化（Collier, 2016）。同样的行为可以带来自我尊重与伙伴尊重，而且看起来也符合当事人的实际利益。由于秉持不相容的心理建构会导致认知失调，所以人们的叙事、规范与价值观通常会彼此协调。有研究指出，人们会选择性地看重实际证据，使之符合自己的价值观（Haidt, 2012）。价值观也可以为自身利益做相应调整。[6]而一旦这种调整到达使三种心理建构相容的某种模式，人们的行为就会在局部稳定下来，即便面临不利的结果也是如此。因此，可以将社会网络理解为一种文化量子状态，由相容的规范、价值观和叙事形成的离散组合。
如邓巴常数（Dunbar constant）所示，人们只能参与有限数量的社会网络。人们生于一个社会网络，加入其他网络的机遇存在路径依赖。所以，不同的人暴露在不同的文化量子状态下，意味着面对相同的客观激励和约束，他们有不同的理性行为选择。这些差异会累加起来，达到政体的高度，让各个社会拥有不同的社会网络禀赋。
社会网络把规范、价值观与叙事结合起来，身份认同也一样。阿克洛夫与克兰顿（2011）认为，价值观经常以身份认同的方式被内生化。愿意接受优秀工人身份的水暖工，通常干活不错，因为这符合其身份认同。通过接受这个角色，他能获得自我尊重。优秀的组织善于利用选拔和培训策略加强此过程。有学者指出，人们会对身份做投资，然后对其做理性的维护，防止被潜在的破坏性信息冲击（Benabou and Tirole, 2011），借此可以解释某些看似不合理的禁忌。设置禁忌类似于其他研究探讨过的对信息的偏向性态度（Haidt,2012），学者们注意到了价值观与叙事的相互依赖：挑战错误的叙事可能威胁到价值观，而价值观又与身份认同绑定。除个人层面之外，对于潜在破坏性信息的这一相同过滤或反击过程也会在社会网络层面发生，有处于特定位置的关键行为人参与。
3.文化因素的某些后果
价值观（而非制度）可能是民主制度或税率高低的首要决定因素，由身份认同和社会网络构建的规范、价值观与叙事组合对政治结果也可能至关重要。本节将考察它们对政权正当性、政府组织的有效运转、预期协调及社会学习的影响。
3.1 身份认同与政权正当性
在政权被视为正当的地方，公民服从政府的成本就会降低。而在缺乏政权正当性的地方，可能出现三种结果：在镇压状态，政府要承担强制公民执行政府决策的高成本；在冲突状态，政府试图推行这一进程，但力量不足以压制激烈的反对行动；在表演状态（in theater），政府放弃强制实施其意愿，只是模仿一个正常运转的政府的举动。
政权正当性直接源自民主问责制，这一假说是近年来对冲突爆发后的国家推行的那些国际政策的基石。而另一种假说是，政权正当性取决于身份认同结构与权力结构的适配程度。例如当身份认同在空间上分裂而权力走向集中时，为解决两者间的不匹配，或者根据身份认同的状况下放权力，或者根据权力集中的要求凝聚身份认同。
前者有许多成功的案例，如比利时、加拿大和瑞士。后者也存在可能。米盖尔（Miguel, 2004）借用自然实验考察了公共政策能否凝聚身份认同，背景是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由于边界划分形成的两个区域内存在相同的部族构成人口，但他们受到不同国家的政府政策影响。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重视建立国家认同，推行通用语言和通用教育体系，并将公共部门官员的职位安排在各自的出生地之外。相反，肯尼亚前总统肯雅塔更青睐自己的部族，继任者也遵循了其政策，使该国的政治格局形成了部族分界线。40年后，米盖尔考察了那里的农村对公共品（如水井）的维护状况。在肯尼亚，部族同质性较高的村庄对水井的维护状况更好。而在坦桑尼亚，无论部族构成如何，水井的维护状况都不错。由此可见，尼雷尔取得了成功。
肯尼亚的部族身份认同显然阻碍了人们的合作。不过，涉他价值观的影响范围不止于信任导致的行为差异。约尔特（Hjort, 2014）的一项研究凸显了对他人持敌视态度的负面影响，其背景不是村庄，而是部族熔炉：一家鲜花包装工厂，来自各个部族的工人共同生活在现代化的封闭社区里。该研究用严格的分析揭示，涉他价值观非常强大，工人们会利用相互依赖的协作关系打击来自竞争部族的工人的收入，即便令自身收入受损也在所不惜。在2008年的政治暴力冲突以后，此类破坏活动加剧并持续，鲜明地证实了库尼亚与赫克曼所说的反社会资本（Cunha and Heckman, 2009）。
上述两项研究意味着，部族认同与规范、价值观和叙事是结合在一起的。村庄里必然有过某些群体规范，例如“别相信其他部族”，或许还有某些冤屈事件的叙述作为支持证据。显然，在鲜花包装厂中，这些规范已被充分内化为价值观，使个体工人选择牺牲自身的物质利益，以获得对抗异己带来的愉悦。
身份认同定义了同质性的边界。尼雷尔在起初高度分裂的社会中成功建立起了共同身份，宗教差异与移民则可能减弱同质性，并带来政治后果。帕特南与坎贝尔通过研究美国的宗教状况发现，宗教是自我描述的身份认同中最稳定的部分，面对大衰退这类严重冲击也几乎不受影响（Putnam and Cambell, 2012）。他们分析了美国如何通过高频率的社会融合，避免了宗教身份造成对立的可能性。伊拉克与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ISIS）则展示了另一种极端，宗教信仰差异导致了极其对立的身份认同（McCants, 2015）。移民问题呈现同样广泛的政治影响。保持社会交往与通婚的美国式传统，加上对政府给予社会扶持的期望较低，降低了人们对移民的担忧。相反，在欧洲国家，移民导致了新型民族主义政党群体的兴起（Pardos-Prado, 2015），部分原因或许是欧洲社会福利计划的规模比美国大得多。另有研究（Rueda, 2017）表明，在欧洲各国，移民的人口占比越高，高于中位数收入的选民支持向低于中位数收入人群做财政转移支付的意愿越低。这意味着低于中位数收入的选民有合理的缘由反对移民，而与民族主义或对就业威胁的误解无关。还有学者借助实验室试验给上述观察提供了心理学基础：当试验对象预先了解到移民概念后，他们更不愿意为公共品纳税（Munoz and Pardos-Prado, 2017）。
在政权正当性议题上，是采用制度理论还是身份认同理论予以解释，对社会选择理论能否适用于欧盟非常关键。斯科菲尔德（Schofield, 2006）首先提出，暴力失序等政治混乱爆发的可能性随着党派倾向以及政治身份认同的分裂而提高。可以预期，有多个国家身份认同的欧盟存在陷入混乱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被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抵消。非正式机制包括知识界内部的社会网络，那里通常会形成某些共识。有研究描述了几个这样的专家网络，此类治理模式在神圣罗马帝国时代有过先例，可以被视为欧盟的鼻祖（Sabel and Zeitlin, 2010）。威尔逊（Wilson, 2016）认为，神圣罗马帝国同建立在中央与外围的正式权力关系之上的传统失败帝国相去甚远，它是基于基督教徒与罗马人这一共同身份认同的虚构概念，并且通过面对面的非正式社会网络来组织。这些网络的目的是形成日常共识，尤其是通过认可地方团体（如城市和行会）的特权。随着正规化的书面权力关系的兴起，该帝国逐渐走向没落。斯科菲尔德（2006）关注正式的权力关系：有关改变权力的投票规则可能制约选择的范围，而欧盟利用许多决策上的否决权制度采用了极其保守主义的投票规则。这相当于用极端风险规避来防止出现混乱局面。
到2016年时，极端风险规避显然不再符合欧盟的特征。为打造共同身份认同的标志，欧盟采用了单一货币与开放内部边界。这两个措施不只是标志，也是有现实后果的政策工具，而欧盟对此并未做好准备。随着南欧的青年人失业与难民涌入加剧，默克尔总理短暂地掌握了事实上的“专制”权力，用斯科菲尔德的话讲，成为“承担风险的专制者”。在直接同希腊政府协商处理宏观经济危机，以及同埃尔多安总统协商难民危机时，都是由默克尔单方面做出决定，随后在欧盟实施。斯科菲尔德研究的一个关键案例是，欧盟要求每个国家都接纳一定数量的难民，并前所未有地停止了各国的否决权。在这一时刻，欧盟委员会的权威化解成了表演状态，其命令被各国视而不见。
3.2 激励与政府能力
从利益主导的视角分析政府让人们忽略了对政府能力差异的关注。政府效力取决于关键组织机构的运转，从历史上看，包括军队、法院和税务部门等。此类组织的运行状况与各自的文化氛围有关。即使在私人部门，组织文化方面也存在重大差异（Gibbons and Henderson, 2012）。而在缺乏竞争的公共部门，这种差异可能更显著。在腐败风气盛行的地方，公共服务会遭到严重损害。教师可以找到不上课的理由，护士可以盗窃药品，而法官可能徇私枉法。即使军队和税务等核心类型的政府服务也可能难以运转。政府陷入紊乱状态，并非因为精英群体的利益需要，而是由于规范、价值观和叙事等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在与公共组织有关的社会网络中传播。这方面得到充分研究的一个案例是医疗领域，有学者指出，在乌干达，教会医院的效率远远超出政府医院，尽管其员工的报酬更低（Reinikka and Svensson, 2010）。
本文关注一个核心政府职能。从蒂利（Tilly, 1990）对欧洲国家政府起源的考察开始，现代的研究文献非常强调税收能力的核心作用。未能建立高效税收体制是许多弱势政府的特征，由此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目前对这一失败的解释是以利益为基础的，认为当领导人缺乏远见，或担心权力会转移给其他群体时，他们会主动选择投资于政府能力建设（Besley and Persson,2011）。对失败的组织文化的分析则可以提供另一种解释：在某些社会，建立有效的税收体制或许根本就不可行。这方面的证据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试图让非洲各国的政府推行增值税，由于大多数非洲国家同意实施，如果依然不能增加税收，那与政府的直接选择无关。而在增值税实施后，几个国家出现了税收的净损失。因为税收稽查员把增值税作为新的贪污良机，出售税收发票，让企业作为抵扣。为理解政府能力的局限性，我们必须了解税收稽查员的心理。[7]
税收稽查员可以选择强制执行增值税法规，从而为政府创造税收，也可以选择出售假发票。对于为什么增值税通常可以正常运转的传统解释是，税收稽查员会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奖惩。然而对经合组织国家而言，更可信的解释是税收稽查员已经把正直的规范内化为对自身的要求。
我们可以设想，有位非洲税收稽查员，他身处职场和家庭两个社会网络。假设典型的非洲家庭社会网络产生的规范是“帮助家人”。于是，家庭中间流行的叙事便是：如果你帮助家人，他们也会帮助你。最后，在岗位稀缺的环境中得到税收稽查员的工作，他能够获得一种有条件的广受尊敬的身份，即养家之人。该条件则是，他需要给家里带回面包。
这里涉及三个具体的心理建构：（1）帮助家人；（2）如果帮助家人，会得到家人的回报；（3）养家之人。如果税收稽查员能满足这些期望，则三者会彼此强化。通过接受作为养家之人的身份，税收稽查员会得到自我尊重。通过服从家人倡导的规范，他会得到伙伴尊重。叙事则让回报与自身利益统一起来，成为养家之人后，其他人对税收稽查员形成了一种亏欠，以后或许会对他有好处。
下面再看看社会网络的运转。沿用阿克洛夫与克兰顿（2011）的思路，假设为了实现自我尊重，税收稽查员必须接受“优秀税收稽查员”的角色。类似的是，如果行为符合伙伴们认可的“优秀税收稽查员”的标准，他会得到伙伴尊重。叙事则可能从主管和同事两方面产生。主管的叙事或许符合经合组织国家的传统：“通过征缴税收，你让政府有钱提供有价值的公共服务”。税收稽查员可以相信并传播这种叙事，即阿克洛夫与克兰顿所说的内部人身份；但也可以选择另一种叙事，即“我们征缴的税款会被主管贪污”（外部人身份）。这两种叙事在认知上互不相容，存在竞争关系。税收稽查员可能因为自己的随机观察（Bayesian account）或自利考虑（Haidt, 2012）而选择后一种叙事。此时，他们会认为主管传播的叙事是为自身服务，而非出于公心，因此不太相信。关键的一步是这对职场规范的影响：什么样的表现才算是优秀税收稽查员？在经合组织的税收部门，优秀税收稽查员是严格执行法律的人。而适合腐败环境的另一种规范的定义是，优秀税收稽查员是为个人私利而充分利用机会的人。与两种叙事一样，这两种规范互不相容，将它们集于一身会导致认知错乱。当然，与叙事不同，客观证据难以调和彼此冲突的规范式主张。
于是，我们将得到两种对立的叙事和两种对立的规范。每种叙事只同一种规范相协调，每种相容的叙事与规范组合都完全符合优秀税收稽查员的身份认定。只要大多数税收稽查员采纳同样的规范与身份，每种组合都能带来伙伴尊重。如果把两种文化结合起来，我们将得到一套围绕家庭社会网络的相容的心理建构，以及两套围绕职场社会网络的相容的心理建构。显然在经合组织国家，这两种文化通常不会产生尖锐矛盾。税收稽查员有足够好的待遇，以满足对他们作为养家之人的任何期望，支持家庭的期望可能也不会太强，因为还有其他许多收入来源。可是在经济环境拮据的非洲，如果职场文化形成了经合组织习以为常的心理建构，职场文化同家庭文化之间就会有矛盾关系。无论税收稽查员做何选择，他都会丧失自我尊重与伙伴尊重。而如果职场文化较为腐败，则没有不相容性，税收稽查员可以兼顾两种身份，在两个社会网络中都获得自我尊重与伙伴尊重。
显然，在上述设定下，如果大多数税收稽查员接受支持腐败行为的叙事与规范组合，结果就会形成一种失调但稳定的均衡。在认识到这一点后，政治领导人可能决定不建设税收体制，而是依赖增加财政收入的其他办法，例如出售特权等。
3.3 合作：对他人行为的预期
由于人们参与策略性互动，他们对特定行为后果的期望不仅取决于自己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还关系到对他人行为的了解。与所有知识一样，这些认识既可来自直接观察，也能由叙事产生。不过，由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叙事是关于人们的行为，关于其他人如何行动的知识，叙事或许是一种尤其重要的工具。甘贝塔（Gambetta, 1993）通过一篇代表性的概述介绍了西西里岛上从父亲到儿子的文化传递。父亲把小男孩放到一堵高墙上，叫他跳下来，并举起自己的双臂准备接住儿子。孩子往下跳时，父亲却闪到一旁，放任孩子受伤。等孩子起身后，父亲再把这个事件要讲述的规范告诉他：“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
信任、欺骗、遵守执行不力的法律或者诉诸暴力，都是策略性互动的案例。这种博弈可能有多重均衡，取决于行为人能否解决其协作问题。在囚徒困境中，默认的互害行为与互助行为都属于局部均衡，但假设互助行为的结果并不稳定。由此我们可以预想到，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均衡状态之间也会出现并不频繁但影响深远的跃迁。信任的差异就可以凸显共存的局部稳定均衡的差异。
查仑等人（Charron et al. ,2013）针对信任的一项研究利用大样本调查信息，估算了欧洲的200个子区域。在这些原本以为有相同欧洲价值观的地区，他们发现存在巨大差异。特别是，哥本哈根的人相信自己邻居的概率约为斯洛伐克人的10倍。另有研究表明，意大利北部和南部存在显著区别，并且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Putnam et al. ,1993）。信任预期的这种差距要么毫无根据，要么反映了发生欺骗的概率。在某些行业，对信任的预期非常重要，因此能够看到对可观察信息的高效利用。有学者做了有意思的研究，关于不同社会的出租车司机如何通过难以假冒的信号（如面部表情）来判断对方的情况，而且这些证据很符合理性（Gambetta and Hamill, 2005）。这意味着，信任度的巨大差异很可能反映了发生欺诈的概率差异。可以理解，对欺诈的直接测算比对信任的测算更为少见。不过，盖希特与舒尔茨（Gächter and Schulz, 2016）最近利用实验室对欺诈开展了一项精巧研究，针对不同国家的学生做标准化实验，结果发现，欺诈倾向存在巨大差异，德国人最少见，摩洛哥人最普遍。与这一研究类似，菲斯曼与米格尔（Fisman and Miguel, 2007）利用自然实验研究非强制法律的遵守情况：纽约的外交官是否缴纳违章停车罚款。他们发现，不同国家外交官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母国的法治遵守评级有系统性关联。还有证据表明，持续参与驻纽约外交官的社会网络活动，会导致其行为特征趋同。显然，人们在坚持自己原有文化和遵从新群体规范之间徘徊。
另一项正在开展的研究关注了不同场景，发现一夫多妻家庭里的女性行为集中在两种均衡状态附近（A. Barr et al. ，未出版）。在一种均衡下，两位妻子保持互惠合作；在另一种均衡下，呈彼此自利状态。与信任研究一样，两种均衡都涉及互惠，但只有一种是可行的。
虽然普遍的个人行为都应该对形成预期有影响，查仑等人（2013）却认为，法官等关键职业的作用尤其突出。如果职业行为不值得信任，这会给普通人树立范例。在信任方面，少数职业在社会网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在文化演变方面，麦克洛斯基（2006,2010,2016）赞扬过欧洲文化演变的一个关键部分，即暴力的减少，平克（Pinker, 2011）从心理学角度对此做了深入考察。这种转变之一是从荣誉准则（例如决斗行为）转向法律准则。在这一规范的演化中，为损害而复仇的义务从受害者家庭（可能因此导致家族世仇）转移到了政府。在某些社会，这种转移尚未发生。欧洲文化演变的第二方面是取缔公开绞刑，这发生在民众识字率提升后不久，平克认为存在因果关系。识字率提高催生了新的民众小说市场，让普通人面临新的心理体验。19世纪的小说经常构建在这样的叙事基础上：一位英雄人物，经历奋斗过程，并欢迎读者自我认同。神经科学家扎克（Zak, 2014）认为，对人类大脑来说，这种叙事模式的印象特别深刻。平克指出，阅读小说是对共情能力的不经意训练，共情则是指从其他人的视角看待事物的能力。由此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在19世纪早期，围观一个人被绞死还被视为重要的娱乐，而到19世纪后期，这种态度已不再被社会接受。依然有人被施以绞刑，以此来遏制犯罪的目标没有改变，但它已不再适合作为娱乐。对于公共政策改变的这一文化解释，显然比理性利益给出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理性利益与文化因素对暴力现象的不同解释，还见于欧洲从二战前的国家间冲突到之后的持久和平的演变。我们熟悉的制度学说把这种转变归功于欧盟的制度建设，并反映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发上。但文化因素也可以给出解释，关系到战后世代的德国人走向和平主义的深刻的心理变化。按照这一理论，欧盟的制度是导致持久和平的文化变迁的结果，而非和平的原因。荷兰加入了欧盟并采用欧元；挪威两者都没有加入。在大和平时代到来前，德国对这两个国家都有入侵。那么，今天的挪威相比荷兰面临更大的战争风险吗？
3.4 从社会网络看社会误解
按照理性主义学说，人们对世界做直接观察，并通过贝叶斯更新过程将其吸收消化，以理解因果过程，并影响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文化解释则认为，人们的大量理解都来自社会网络中流传的叙事，尽管与观测现实不符，错误叙事也可以持续流传。
人类学家福斯特（Foster, 1965）提出过一个早期的文化假说：对零和人际关系的信念会制约发展。由于理性预期革命的到来，此类假说被边缘化，但后来再度得到实证检验。目前，纳恩与罗宾逊（N. Nunn and J. Robinson，尚未发表）正利用民主刚果的一个偏远地区的田野调查来检验福斯特的假说。他们的初步发现表明，确实有很大部分民众把人际关系视为零和性质，相信巫术而非努力，习惯于用运气解释成功。通过社会网络维持破坏性信念的一个更突出案例是伊斯兰国组织的招募行动。有学者指出，这些招募依靠社会网络中的流言，包括圣训中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以及哈里发政权在准备迎接救世主的到来等（McCants, 2015）。
发展的理性主义分析和文化分析在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宏观经济危机的管理角色上也有了分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意识地接受了充当调整政策的替罪羊角色，因为按照理性主义理论，在短期内承担罪责可以减少政府的成本，让政策施行变得更容易。但无意之中，这传播了一种错误叙事，即人们的痛苦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非之前的政策错误。事实表明，此类叙事极具生命力。在非洲各国，有许多人在回顾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灾难性国内政策时，天真地将其视为黄金时代的来源。
最后，社会网络的节点结构意味着，针对持续为精英群体服务的政策，有办法将文化分析与理性选择分析统一起来。通过控制节点，精英可以控制叙事。尽管糟糕的结果不断产生破坏性信息，他们仍可以将其过滤掉或者中和化。希波莱特（Seabright，未发表）目前研究的一个项目是，加纳的教会领导人如何策略性地采用天堂奖赏的叙事，以此鼓励人们对教会的捐赠。攫取性的精英群体应该也清楚，利用这类误导式信息是多么有效。
4.结论
回到本文的出发点，税务机关等运转不畅的关键政治组织，或者贫困的社会，可能不仅受制于权势精英群体的自利，也因为其规范、价值观和叙事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了后果。反过来，人们通过在社会网络中获得的身份认同形成了此类心理建构的组合。文化被内生决定，并经常保持稳定。社会网络与利益动机一样，应该成为政治学研究的焦点。
对于大多数组织与社会的分析，理性选择理论或许足够。但该理论难以解释尾部分布，其特征是极端和持续的失调，可能包含需要公共政策做出响应的很多情况。应对家庭的失调与之相似。英国政府在2011年发起了“问题家庭项目”（The Troubled Families Program），面向约12万个家庭，目前总计花费的公共成本约为90亿英镑。如果非要把这些家庭的行为分析装入激励和利益的传统理性选择理论，而拒绝不同价值观和误解的影响，可能会为了学科的纯洁性而牺牲解释的力度。现在是时候承认文化因素的作用了。文化演变的过程同样适用于科学研究，但没有必然理由期待这些过程会导致良性的结果。
（余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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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aul Collier，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治学院（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非洲经济问题的世界顶级专家之一，著有《最底层的10亿人》《战争、枪炮与选票》《被掠夺的星球：如何调和繁荣与自然》《出走：移民如何改变世界》《资本主义的未来》等。原文“Culture, 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发表于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7, N0.20，第111—125页。——编者注
[2] 作者感谢Margaret Levi在帮助本文选题到最后成稿过程中的有益建议。感谢George Akerlof及“身份、叙事和规范的经济学研究”（Economic Research on Identities, Narratives and Norms）网络小组其他成员的推动。
[3] 事实上，有人正在利用非洲的足球比赛数据精确考察身份认同过程的后果，发现在国家足球队取胜后，族群身份与社会暴力的特征都有所降低（E. Depetris-Chauvin and R. Durante，未出版手稿）。
[4] 这方面思路的早期正式理论是关于信任的认识论（Hardin, 1993），表明不同种族对政府态度的差异如何演变。
[5] 因此从理性选择角度对捐赠政策条件的批评意见是，当精英群体偏好的政策为次优时，他们完全可以利用社会成本更高的其他政策得到相同的分配结果。
[6] 例如，可以就此为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地方或国家所有权找到根据。对此类立场的政治支持似乎符合自身利益，但也会充满正义激情，如苏格兰民族党围绕“苏格兰的石油”发起的长期运动（Collier, 2017）。
[7] 该案例基于Collier（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