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益《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考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李小龙
摘要 明人薛益《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一书是一部重要的杜律注本，但存世极少。目前可知者，海内仅吉林图书馆有孤本存世，海外则日本、美国各有庋藏。此外，日本也有此书的和刻本。其书曾参考修默居士《杜律心解》，但并非以其为蓝本增广而成；后之学者均不知修默居士为何人，本文据文献考其为诸暨人刘瑄。薛益生平亦颇不详，本文钩稽文献，考其生卒及生平重要行事，并考其为文徵明外从曾孙。最后，本文进一步考证了薛益与薛雪的关系，并指出周采泉先生著录另本《杜律集注》实即此本。
关键词 薛益 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 杜律心解 薛雪
杜诗之注，号称千家，至今亡佚者，不计其数。亦有书虽存却晦而不彰者，如明人薛益《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一书即如此。由于其传本稀少，所以与之相关一些基本问题多未得到梳理。笔者于东瀛访书时偶获其书之和刻本，故得以参酌文献，对此书进行一些初步的考证。
一 著录与流传
此书最早著录于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三十八，原云：“薛益。《泸州志》：《杜律集注》、《倡和诗》、《薛虞卿诗集》二卷。”[1]知同治《苏州府志》乃据《泸州志》转录，而《泸州志》之所以有薛氏的记录是因为薛氏曾官泸州训导。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七曾将其附在天启科中，云“薛益：《薛虞卿诗集》二卷。长洲人，四川训导”[2]，而前引之《苏州府志》卷六二更明确地记录道：“薛益虞卿，泸州训导，二年副榜贡。”[3]
不过，此书仅在《苏州府志》中出现，然后便绝无影踪，可知早已湮没无闻了。
直到三百年后，王重民先生游历欧美，方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得见此书，并撰写了详尽的叙录[4]，据此提要，知其书全名为《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苏州府志》所载《杜律集注》为简称，全书二卷四册，半叶八行二十字，卷内题“明长洲后学薛益集注，海阳社弟程圣谟、男薛桂、薛松同较”。前有徐如翰崇祯十一年（1638）序、林云凤崇祯十四年序、杨士奇序、白云漫史序，后有崇祯十四年自跋，则可推定其书刊于崇祯十四年。
1986年，国内分别出版了两部杜甫诗集叙录著作，都收录了此书。周采泉先生《杜集书录》仅据王重民先生叙录对其有极简要的介绍[5]，并未补充新的材料，可知周先生并未见到此本。而郑庆笃等先生编著《杜集书目提要》却对此书有相当详尽的著录，一方面介绍了此书的体例：“全书将杜甫七言律分为纪行、述怀、怀古、将相、宫殿等三十二类。”另一方面细致描述了其书的文献特征：“是书书牌有‘金阊五云居梓行’字样。半页八行，行二十字，四栏双边，白口单鱼尾。虽系崇祯末之刊本，然最为罕见。”[6]而之所以能有更全面的著录，原因就在于他们看到了原本。郑庆笃先生在《书到用时方恨少》一文中便提到此书，他说：“当时和图书馆打交道还不算难。唯我国图书馆管理方法不一，亦颇多缺漏，有目无书者有之，有书无目者有之，历经十年动乱“文化革命”，这种情况尤甚。往往按图索骥，索不到，徒劳往返。而有时又有意外的发现。如明人薛益《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二卷，虽为明崇祯间刻本，据《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以为‘益注颇肤浅’。但毕竟为一明人注本，传世罕见。据《杜诗版本目录》载，仅美国国会图书馆珍藏，国内未见。我们有一次到东北各大图书馆访书，无意中在吉林省图书馆见到，并慷慨应允，予以拍照全书。”[7]
此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出版，其中也的确仅收录吉林省图书馆所存孤本[8]，在吉林省图书馆的网页上也确可检索到此书，著录情况与郑庆笃先生所录相同，只是将崇祯十四年误标为1640年了；最新的《中国古籍总目》也只增加了美国国会图书馆[9]。以上为公藏的情况，私藏或许还有孑遗。2010年，北京歌德拍卖有限公司在其古籍文献专场的春拍上，便拍出了一部此书的明刻本，其标云“明重振金五云居”或许为“明金阊五云居”之误。
不过，学界可能都忽略了日本的和刻本。事实上，这本在国内几于失传的杜律注本在其刊行十年之后便在日本有了和刻本，为日本庆安四年（1651）京都中村市兵卫刊本，其书全仿明本，扉页右上为“薛虞卿先生集注”，中为“杜工部七言律诗”，左下为“金阊五云居梓行”，同样为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双边，半叶八行，行二十字，而且从字体上看，其为明本的忠实复刻本，若说有改动，则有二处：一是以当时和刻本的惯例去掉了栏线，二是增加了一些日文符号。不过，此和刻本现存极少，目前所知，日本也仅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公文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及石川县立图书馆四家有藏，国内则未见。其存世较之明刻原本尚要稀少，因为明刊原本除上述美国国会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所藏外，日本的东洋文库、公文书馆及宫内厅书陵部也有藏本，加上前述歌德拍卖公司拍出的一部，已有六部之多了。
二 白云漫史、修默居士及其与薛注的关系
王重民先生评价此书云：“益注颇肤浅，然为乡塾之用亦足矣。此本有《白云漫史序》云：‘余使流虬，见彼国所读书独无经，而以《杜律虞注》当之。’其所以传之远者，正以其肤浅故也。薛益则据万历间修默居士《心解》而广之，余不详修默为何人，谅亦县学训导或塾师之杰出者。”据此可知王先生认为薛注是以修默居士《心解》为蓝本增广而成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首先，看王重民先生的著录：
徐如翰序崇祯十一年（1638）
林云凤序崇祯十四年（1641）
杨士奇序
白云漫史序
自跋崇祯十四年（1641）
这种排列模糊了一个问题。其实，这里只有徐、林二序是专为薛书所作的，接下来的两篇序不过是薛益辑录的资料罢了。
因为其书以虞注为本，所以便又将虞注的资料附录，第一篇即杨士奇《杜律虞注旧序》，接下来是白云漫史的《少陵纪略》，紧接着是《杜律心解》题词，然后又是白云漫史《杜律虞注叙略》，再接薛氏跋，最后又录《杜律心解凡例》。在其原三条凡例后，薛益有识语云：
右《心解》系晋陵修默居士挟以宦游，万历甲辰春刻于湖西。竟不知《心解》者与修默、白云为谁，姑仍原号以竢之。
从这则识语可以知道，其所引白云漫史的《少陵纪略》《杜律虞注叙略》与题词、凡例同出于《杜律心解》。薛氏只看到了万历甲辰（三十二年，1604）所刻的《杜律心解》，并未看到白云漫史之书，所以他不知道“白云为谁”。其实，这里的“白云漫史”是明人谢杰（1537～1604），其为福建长乐人，曾任册封琉球副使，并与正使萧崇业一起撰写了《使琉球录》二卷。他曾撰《杜律詹言》二卷，以虞注为本，自序云“专为斥驳虞注而作，断虞注为赝书”。据周采泉先生所录谢氏书自序可知，其序写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署为“白云漫叟谢杰汉甫书于龙山精舍”[10]。而薛书所录之《杜律虞注叙略》实即此序，只是把最后数句及题署删去，只剩下“白云漫史书”五字。那么也可以知道，这并非薛氏所为，而应是《杜律心解》所为，所以薛氏不知“白云为谁”。
其次，薛注并非来自《杜律心解》。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薛氏自己说：“用是只管笺杜，一秉于虞，误则竭博稽之力，正则任习气之口。前庚辰岁始事，再庚辰岁告成，岁次一周……又重之以修默悬符，胥钞密印。”可见，他的注其实是以虞注为蓝本的，白云漫史序中对虞注进行了很严厉的批评，举出了许多疏误，将其定为伪书，而薛在跋中却说：“白云先生之说是矣，然亦未若此之甚。”之后便为虞注回护。而他又说“前庚辰岁始事，再庚辰岁告成”，即从万历八年（1580）到崇祯十三年（1640），则费时甚久。二是他说：“今辛巳秋，海阳旧社兄程伯洋力任梓传，林若抚社长又不惜自伤藻鉴，盛费青黄，以起沟断，复出（修）默居士《心解》，旧闻其相底成天机辐辏，痴管固然，乃赘跋其缘由，听从剞劂如此。”可知作者看到《杜律心解》时书已完成，只是据此补入数篇序文而已，并非“以修默居士《心解》为蓝本增广而成”的。
此点在徐、林二序中也可看到。
徐序云：“余友长洲薛虞卿兄，真胸中破万卷人也。迩且杜门谢客，坐卧一高楼中，即家之人亦不得数起居焉。……因忆夙所稽核杜律虞注之误阙……悉为釐正。”林序也说：“余友薛虞卿先生有慨焉，亟以釐正增注自任，久之成书。”
接下来，还可以进一步考证修默居士及其《杜律心解》。此人此书不仅王重民先生不详，就是当时的薛益亦不详。郑、周二书亦均未叙录。不过，其书虽佚，却或可考知。
明人骆问礼（1527～1608）《万一楼集》卷二十八有《答黄雨高》一文，末云：“《杜律心解》，素不见其书，辱谕，当遍访之。”[11]
王世贞（1526～1590）《弇州四部稿》卷六六有《刘诸暨杜律心解序》一文，中云：
余里中老人刘诸暨，间与为杜，甚乃捻鼻酸楚，读不能篇，而时呜咽，赞一语，涕洟涔淫下，或愤厉用壮挥如意击唾壶尽缺……老人困诸生，久释褐，仅得一尉，以谗罢，贫病且死。其于所从逆而入可知也。老人之尊杜氏诗，极以为古无匹者，而不能不有所弹射，间为之雌黄窜易，虽以余不自量，亦窃骇其狂。然竟无以难之也。老人名瑄，其称诸暨，则尝为其邑尉云。[12]
根据以上材料基本可以确定，王世贞与骆问礼所记之《杜律心解》即薛益所据者。理由有二。
一是书名相同，时代相同，在同一时代同时出现两部同名的对杜律的注解本，可能性很小。当然，可能性小却也不能完全排除，不过我们还有第二个原因。
二是薛益云“晋陵修默居士”，此“晋陵”二字自然来自他所见到的《杜律心解》一书，即其作者修默居士的籍贯。而王世贞说其作者为“余里中老人”，王世贞为太仓人，然其作序著书自署均为“吴郡王世贞”，晋陵古称毗陵，实为吴郡下属之县，则其人籍贯正相合。事实上，刘瑄其实就是太仓人，万历《绍兴府志》卷二十八在“主簿”之职“诸暨”下便有“刘瑄，太仓人”[13]的记载，此刘瑄任职诸暨，自为王世贞所说的刘诸暨无疑。
从骆问礼的信中可以推测出，黄雨高来信提及《杜律心解》一书，或向骆称扬此书，或打听此书消息甚至托骆查访。而之所以托骆亦有原因，因为骆氏为诸暨人，他的书也署为“诸暨骆问礼”，则黄氏知《杜律心解》之书为官诸暨之刘瑄所著，故托已归隐家乡的诸暨人骆问礼查访，不亦宜乎。这里之所以说此信定为骆已归隐，原因仍在此信中，信前半云：“昔人谓父不得而授诸子，殊非虚语。然弟非好为此无益，闲中视塾课，不慊人意，既不免技痒，又不欲显言塾师之失，把笔伸纸，彼览之将自悟，而徒博其呶呶，犹然且宝燕石而什袭。”而据《万一楼集》前附陈性学所撰墓表知其“嘉靖乙卯以礼经魁浙闱，逾十年，乙丑上春官对大延筮仕行人”，也就是说，嘉靖乙丑（四十四年，1565）始登仕途；又云：“丙戌，计吏拾遗及之，赖庙堂公论，久而益明，奉特旨留用，公憣然曰，棒庭垂白，景冉冉迫桑榆矣，奈何恋五斗废温凊乎？遂坚辞引退。”最后说：“公廻翔仕路二十余年，疏归侍养、韬光林壑者又二十余年。”则知其在万历十四年（1586）即已辞官归乡，乡居二十二年之久。墓表中形容其乡居之生活时有“万一楼圮而复新，公燕居容与其中，敲枰对客，掞文课孙，挥麈赋诗，逍遥日月”[14]的句子，将此与前信对比，可知前信亦当为乡居时所作。
事实上，以上材料也可以在时间上证明。王世贞文不知写于何时，然其前有《孙清简公集序》云“二公后先殁垂五十年”，王世贞祖父王倬死于正德十六年（1521），而从“后先”的词序可知孙需死于王倬之后，则大体可知此序写作之时当为隆庆末年，那么《刘诸暨杜律心解序》亦当在此后不久，或在万历初。可以想见，刘瑄多年积累，写成此稿，请王世贞为序，王世贞辞世后，刘又看到了谢杰于万历二十四年出版的《杜律詹言》，遂将其纪略与序移于己书，并于万历三十二年出版。黄雨高后来知有是书，又给乡居的骆问礼写信询问此书。又过三十余年，薛益出版其《杜律集注》，出版前看到林云凤出示之《杜律心解》，遂采其所录白云漫史（叟）纪略、序及《杜律心解》的题词和凡例入书。
三 薛益生平小考
前述文献资料提及薛益时均只知薛益字虞卿，长洲人，官泸州训导，余皆未详。其实，此人的生平亦可以钩稽出大体脉络。
首先，此人又名薛明益，这在许多文献中均有记载。
陆绍曾《古今名扇录》录一“五人合书金扇”，除王穉登、张凤翼外，第四首诗下题“薛明益为胜泉书，虞卿”[15]，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三七二直接便云“薛明益，字虞卿，衡山后一人也”[16]。《石渠宝笈》卷三录有《明人书扇二册》，其中下册多有“薛明益”书加盖“虞卿”印的。[17]而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卷三二有薛虞卿行书《鹤林玉露》立轴，末署“万历壬辰新春廿又六日燕坐玉汝斋书吴郡薛明益”，同时还有薛虞卿行书轴，诗云：“公事回来夜雪埋，儿童灯火小茆斋。人家不必问贫富，惟有读书声便佳。为 碧甫丈书。薛益。”[18]
其次，根据这些记载也可以还原其人生平的大致情形。
仔细翻检文献，会发现薛益其实并不是王重民先生所言“县学训导或塾师”那么简单，他在当时颇有声名，擅书画，交往亦广且曾辞官归隐，为时人赞赏。
第一，薛益甚擅书法。明人王心一《兰雪堂集》卷五有《题薛虞卿书法后》一文，中云：“我明书法，文衡翁集诸家之大成，擅一时之宗工，独推服祝京兆，既赏其草圣而复本于行楷，亦见京兆有此一段功力耳。其实颠史狂僧，殆有天授，吾于京兆亦云然也。衡翁而后名家递起，惟薛虞卿先生擅名最久，得力最深，盖其嗜书有癖。即今年逾古稀，日坐一楼，作蝇头小楷。先是已有《监池心诀》与《当家四体》诸刻，兹复出所藏京兆草书，手棊上石，用公同好。予不知书，然每见近来作者，颇多魔气。先生以此开示后学，岂非书家之宝筏，抑亦二王之功臣乎。”[19]其将薛益推为文徵明后之名家，似言过其实，然此亦为当时很多人的见解。如时人汪砢玉《珊瑚网》卷十八即收录薛书数封后云：“先子尝称虞卿楷书，衡山后一人也。壬子秋，得晤薛君子鸡鸣山房，时获其墨妙，欣幸为何如。”[20]同时，从《石渠宝笈》等书中也可以看到大量由其题款的字画作品，比如《石渠宝笈》卷三九有《明周之冕花竹鹌鹑》一轴，“素绢本，着色。画款云：汝南周之冕写。上方有范允临、陈继儒、朱之蕃、董其昌，左方有文震孟、薛明益、严澄、杜大绶诸题句”。叶昌炽《语石》卷一云明代书法家：“董香光书碑遍南北，若汇而录之，可与赵文敏埒。薛虞卿、文征仲、周公瑕之流，骨董家市骏千金，未必真迹，则何如石刻之为可信乎？”[21]亦可见其已将薛视为明代书法的代表性人物。
第二，他晚年当辞官归隐以著书。时人张自伟《自广斋集》卷四有《薛虞卿唱和诗序》一文，中云：“若乃阛阓市廛之间有屋一区，有楼数楹，入其门阒然，行其庭俏然，而中有隐君蹲焉，异矣！且所谓隐君者，翰墨倾寰宇，酬答遍人伦，无翼而无不蜚，不胫而无不走，更异矣！……隐君者，虞卿先生，姓薛氏，工书学起家，有官爵名位矣，一旦弃去归隐，人以是高之。子吉从余暨儿曹游，具隽才，能养志，所以悉楼居倡和本末为引其端以此。”[22]刘嵩《槎翁诗集》卷七有《寄薛益》七绝一首云：“细雨荒荒白下城，茅堂深隐称高情。清晨读罢淮阴传，坐看门前江水生。”其“茅堂深隐称高情”也透露出此中信息。[23]《穰梨馆过眼录》卷二九录有卞文瑜浅绛山水图，即赠薛益者，因其末有薛益长诗一首，并有小跋云：“崇祯八年二月廿七日，辱先生见贻此幅。次日走笔长歌奉报，并戏解虞卿之嘲。余兴附书存稿。大明学人薛益书曰朕虞。”而此前作者题云：“闭户著书多岁月，种松皆作老龙鳞。昔有虞卿，乐于著书，名垂千古。今先生谢客却尘，日阖扉坐，真不啻古虞卿矣。聊图小景，以博一粲云。乙亥仲春卞文瑜识。”[24]此时为崇祯八年（1635），卞云“今先生谢客却尘，日阖扉坐”，亦证实了此点。
因其工书，故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中亦录此人云：“薛明益，字虞卿，吴人。工书，传为文徵明的外甥，但据墨迹，此人已生在明末，比文氏要晚得多，或为外孙，亦未可知，待考。生卒年岁不详。”[25]
其实，根据文献资料也可以知道他的生年。陆绍曾《古今名扇录》中“养心殿贮明人便面集锦”第十七幅为“墨画兰花。无款，有刘振之氏、原起二印”。上有薛益题诗云：“谁写三湘九畹真，墨花璀璨四时新。知君生至南陔性，一见清芬便袭人。丙子十月七十四老夫薛益题。”[26]按：此丙子只能是崇祯九年（1636），则其人当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此外，陶樑《红豆树馆书画记》卷八有明陈古白墨兰，亦有薛益题诗，而且一题四首，不过第一首仍然用了前为刘振之题扇之原诗，其末云：“右题陈脱古字白画兰四绝句，久埋稿中。崇祯庚辰二月抄客示此纸，不胜山阳之感，因为再书识之。七八老人河东薛益。”[27]则可与前论印证。
当然，上述陶樑这则资料最后署为“河东薛益”与此前所知其为长洲人不符，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彭蕴灿《历代画史汇传》卷六十云：“薛虞卿，未详名，河东人，为文徵明之甥，遂居长洲，得外家指授，书画诗文俱精妙。”[28]此条资料出自《槐云道人传》，槐云道人为薛雪，故此言当可信（参下文）。那么，也就是说，薛益原本为河东人，但后来依其外家，便成为长洲人了。更有趣的是，其外家竟然便是前文所引王心一、汪砢玉、叶昌炽等人将其与之并论的文徵明，无怪乎他们纷纷有“衡山后一人”之类的提法，或许这一提法不完全是取决于书法造诣，或者也有一些亲眷关系的因素。
不过，这里说薛益是文徵明之甥或须辨别，因为文徵明生于成化六年（1470），卒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而薛益出生于嘉靖四十二年，年岁差别太大，所以不大可能是文徵明姊妹之子。徐邦达先生推测“或为外孙”，则当取《毛传》“外孙曰甥”之义[29]。但黄佐《将仕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云文氏：“女二人，长适王曰都，次适刘鲲……（孙）女四人：长适袁梦鲤，次适朱循，次适顾咸宁，次适尹象贤。”[30]并无适薛姓者，则可知《历代画史汇传》之记载当有微误。
其实，薛益是文徵明的“外从曾孙”。苏州博物馆于2013年11月12日开始举办名为“衡山仰止”的文徵明特展，展品中即有文氏弟子周天球所画“文待诏小像”，像后有薛益小楷书王世贞所撰《文先生传》，后又有薛氏小跋，跋末署云“崇祯七年岁在甲戌仲冬二日长至之辰，外从曾孙薛益顿首拜手敬识，时年七十有二”[31]，旁有“薛益”“虞卿”二印，则二人关系无可置疑了。
关于薛益的生平资料，林云凤序中倒透露出更多信息。
林氏在序中很无趣地夸薛：
盖先生履历同于杜者五，胜于杜者六，故能设身以处其地，推心以代其口……杜下第困长安，献《三大礼赋》，而先生以名诸生入成均，贡于京师，其同于杜者一；杜谒肃宗特授左拾遗，而先生奉恩旨除授泸州儒训，不由荐授，其同于杜者二；杜号诗史，而先生所辑郡乘、博学宏词，当道引重，及吟咏篇什，古今诸体，炉锤焕然一新，无一字无来处，同于杜者三……杜挈家依严武，几遭其杀，而先生里居之宅则长洲江令公所赠，兼有诗期玉堂弃官杜门，则开府张公隆式庐之典署其门曰盛世醇儒，其胜于杜者二；杜流落剑南，负薪拾橡，稚子恒饥，而先生足不下楼，心织笔耕，重以钟王旭素衣钵，兼传大名，最早青蓝晋国，胜于杜者三……杜年未六十厄于耒阳，而先生登耄耋，色腴神王，能于灯下作蝇头小楷，其胜于杜者五。
这段文字很无聊，本不值一引，却提供了薛益生平的不少资料。如其“以名诸生入成均”“奉恩旨除授泸州儒训”“里居之宅则长洲江令公所赠”等，均可补其生平行事。
四 两种薛益注本及薛益、薛雪关系考
周采泉先生《杜集书录》所录除前述之外，还著录了《杜律集注》二卷，注云“坊刻题《杜诗七律解注》”，叙录云：
明薛益撰。
益，字虚舟，无锡人。嘉靖时人。仕履待考。
【著录】
薛雪《一瓢诗话》云：“其先祖亦注杜诗，坊间流传杜诗七律解注是也。”未知是否即系此书。
未见。仇注未引。
【板本】
明天启间刻。[32]
非常奇特的是，同样在明代晚期，有两个同名的人，都对杜甫的七律进行了注解并先后出版，这确实过于巧合。所以，我很怀疑此书与前书实为同一书。要考证这个问题，首先要考察薛益与薛雪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下薛雪的记载：
一友与余论诗，引朱竹垞、王阮亭两先生云：杜诗中“老去诗篇浑漫兴”是“漫与”，钱虞山改为“漫兴”。余曰：先曾祖注杜诗一首，今坊间流传杜诗七律薛注者是也。系天启初刻本。其中亦是“漫兴”，可见虞山笺本以前已皆如是。若果所改，必非无据。朱、王两公，南北名家，骚坛宗匠，亦非无见者。改“漫与”而对“深愁”，恐无其说，姑互存之。[33]
首先，周书或非据原文而转引者，故所引原文并不准确，一是薛雪所说是“先曾祖”而非“先祖”；二是云其书为“杜诗七律薛注”而非“杜诗七律解注”，这一误引很可能造成新的混乱，因为笔者最初看到这个记载也是下了大力气查找所谓的“杜诗七律解注”，却百觅不得。
不过，清代著名的诗论家薛雪这里所说的“杜诗七律薛注”却正是我们前文详细讨论的薛益之书，而其曾祖父也就是薛益即薛虞卿。理由如下。
首先，薛益与薛雪一定有亲缘关系。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卷五载：“初九日，再同见示宋搨怀仁《圣教序》……又《兰亭叙》三种：一定武金龟本；一颍上本，有程易畴跋；一北雍本，有薛虞卿跋，又有薛松、仙客、生白诸印。生白名雪，吾吴国初时名医，与叶天士齐名者也，技实精于叶。”[34]
叶昌炽看到的《兰亭叙》北雍本后有薛益（虞卿）的跋文，后有薛松的印章，此人为薛益之子，这在本文所论《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的首页题署“男薛松、薛桂同较”中便可知晓。后边的“仙客”可能便是薛松或薛桂的字——从字面联系看二者皆有可能。最关键的是第三个印章“生白”，这正是薛雪的字。这些印章盖在一处自非偶然，当是薛家世袭珍藏并一一钤印，则薛雪自为薛益后人。
其次，前举彭蕴灿《历代画史汇传》卷六十在薛益的记录之下隔了一人便记载了薛雪，原文如下：
国朝薛雪，字生白，号一瓢，虞卿子，家有扫叶山庄，称扫叶山人，又号槐云道人，磨剑道人。工六法，写兰精妙，诗出叶已畦，书法东坡居土。有司征荐不出，遇异人授金丹火炼之术，多学
医，名冠当时。著《扫叶山庄集》。归愚文钞 墨林韵语 耕砚田斋笔记
彭蕴灿认为薛雪是“虞卿子”，在年代上是错乱的，因为薛益出生于1563年，薛雪则出生于1681年，相隔一百余年，自然不可能是父子。不过，这一错误并不影响我们对二人关系的推断，彭蕴灿上文所据资料亦可证明此点，即沈德潜《归愚文钞》中《周伯上画十八学士图记（薛虞卿书传）》一文云：“前明神宗朝，广文先生薛虞卿益命周伯上廷策写唐文皇十八学士图……虞卿，文待诏外孙，工八法，此册尤生平注意者，顿挫波磔，几欲上掩待诏。盖薛氏世宝也。曾孙雪与予善，故出而观之。雪亦能书。”[35]此处向上追记云薛益是文氏外孙不切，向下记录薛雪为薛益曾孙则当无可疑。
最后，这部《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也可以贡献一个锦上添花的旁证。此书卷一收录了《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一诗，其中第三句正作“老去诗篇浑漫兴”，其后注云：“浑漫兴，言无复着意于惊人也。”串讲又云：“自谓性癖喜工诗句，每造语必欲惊人，不然虽死不止。然此壮年之事，今则老矣，所作皆漫兴成之，春来花鸟不用深愁我之咏汝。”则与薛雪之说若合符契。
如此，便可确定，薛雪所说其曾祖之注便为薛益《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并非另有一书。周先生所云“字虚舟，无锡人”的薛益则未知从何而来。
（本文原刊于张伯伟、蒋寅主编《中国诗学》第2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1] 李铭皖等修《（同治）苏州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第3279页。
[2]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瞿凤起、潘景郑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669页。
[3] 李铭皖等修《（同治）苏州府志》，第1599页。
[4]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501页。
[5] 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337页。
[6] 郑庆笃、焦裕银、张忠钢、冯建国诸先生编著《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第113页。
[7] 郑庆笃：《书到用时方恨少》，参见曹积三、闫桂笙主编《当代百家话读书》，三联书店，1997，第545页。
[8]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80页。
[9] 《中国古籍总目》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85页。
[10] 周采泉：《杜集书录》，第333页。
[11] 骆问礼：《万一楼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4册），北京出版社，1997，第381页。
[12]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0册），商务印书馆，1985，第155～156页。
[13] 萧良幹等：《绍兴府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第1927页。
[14] 骆问礼：《万一楼集》，第73～74页。
[15] 陆绍曾：《古今名扇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1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578页。
[16] 倪涛：《六艺之一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37册），第872页。
[17] 《石渠宝笈》，《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4册），第92页。
[18] 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087册），第338页。
[19] 王心一：《兰雪堂集》，《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05册），第578页。
[20] 汪砢玉：《珊瑚网》，《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8册），第283页。
[21] 叶昌炽：《语石》，《续修四库全书》（第905册），第178页。
[22] 张自伟：《自广斋集》，《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62册），第219页。
[23] 刘嵩：《槎翁诗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7册），第509页。
[24] 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087册），第312页。
[25] 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之三，《徐邦达集》（第4册），紫禁城出版社，2006，第1246页。
[26] 陆绍曾：《古今名扇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111册），第665页。
[27] 陶樑：《红豆树馆书画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082册），第407页。
[28] 彭蕴灿：《历代画史汇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084册），第180页。
[29] 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356页。
[30] 文徵明著，周道振辑《文徵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1634页。
[31] 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亦引此资料（百家出版社，1998，第653～654页），唯其引文多有脱误之处。
[32] 周采泉：《杜集书录》，第634页。
[33] 薛雪著，杜维沫校注《一瓢诗话》（与《原诗》《说诗晬语》合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100页。
[34]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续修四库全书》（第576册），第456页。
[35] 沈德潜著，潘务正、李言编辑点校《沈德潜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第1254～1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