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的研究与构建：指向、起点和路径
概念是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基石。在社会科学中，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总是要围绕一整套核心概念才能建立起来。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社会科学的历史一直是而且仍将是一个通过构造概念……和重构概念……从而在分析上排列整理现实的持久过程。”1要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领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少不了要构建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国人世界观的核心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结合中国的外交实践，对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则不失为一条建构中国概念的可行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样一种尝试的成果。
我们选择那些具有中国特色、历史悠久并且在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鲜有的经典概念加以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建构，包括建构性的研究和研究性的建构，以期为理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提供一种独特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从而为创建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和构建中国学派做铺垫。同时，通过清晰界定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与西方相关概念进行对话，和当代中国的思维方式进行概念联通，我们就能够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中国更好地开展对外交往、发展对外关系、诠释与中国崛起相关的各种前沿课题提供新的视角。
一、指向：为什么要研究和构建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
研究和构建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发，为我们理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缺失，从而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奠定基础。
系统研究和构建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之所以必要，一是因为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以西方为主，缺乏非西方要素，尤其是中国要素；二是已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很多新的国际关系现实，如冷战结束和中国崛起；三是当今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外交话语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单纯的文化解释略嫌不足；四是要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一定要有中国概念，概念是理论的基石，用西方既有理论解释中国外交并不能构成中国理论，而要有原创的中国理论就必须要有原创的中国概念。
（一）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缺乏非西方要素
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一百多年来，各种理论和流派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以西方为主、非西方为辅。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推导源于西方式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和学术习惯；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分析、描述、解释、预测的对象主要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国家行为。这些理论使用的核心概念和指向的外交实践都缺乏非西方要素，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家的要素。正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所指出的，目前多数国际关系理论都被无意识地锁定在相对狭窄的欧洲和西方近代历史的范围之内，穿上了“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ghtjacket）。这“意味着无政府结构和均势行为的假设成为国际秩序分析的先决条件，意味着部落、帝国等其他政治形式被边缘化，意味着不同于欧洲和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视角基本被排除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之外，意味着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关系前瞻理论受到阻碍”2。
对于中国和东亚国家在融入全球国际体系之前的交往行为和国际政策，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和美国哈佛大学曾在20世纪中叶进行过许多极富影响力的研究3，但此后西方学界对此类议题的关注逐渐式微。2000年以来，国际关系学界对中国的研究又开始活跃起来，包括《中国国际政治科学》（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东亚研究期刊》（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在内的很多国际关系学科的英文期刊陆续刊登相关文章。但囿于汉语和历史研究的水平所限，大多数国外研究依然习惯套用“霸权”“均势”等概念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的对外行为，无法精准呈现中国要素的核心意涵。国内研究则或多或少受西方研究范式的影响，难以完全跳出西方学术话语的窠臼。
作为国际舞台中极为重要的国家，中国拥有非常丰富的对外交往和国际关系实践，也有着连接传统与现代的广博的外交思想体系。中国学者可以做出更多努力，为世界提供更多原创贡献，弥补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在覆盖面和包容度方面的不足。
（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法充分解释新的国际关系现实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冷战结束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一段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不仅较好地解释了经济相互依赖等现象，也在一定意义上指导了一些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但是，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却是许多理论家始料未及的，他们未能及时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这种突如其来的“胜利”还导致美国“单极时刻”的到来，许多美国学者也因此被傲慢蒙住了双眼。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仿照黑格尔（Hegel）的“历史终结说”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他认为冷战最终以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全面胜利而告终，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抗最终以一方战胜另一方的形式使矛盾得到消解，历史也就此走向终结。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指出冲突将会从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文明为中心，历史会在新的矛盾中延续。当时，美国人更多地相信“历史终结论”而不是“文明冲突论”。4讽刺的是，冷战后国际秩序和世界政治的发展表明，多极化才是大势所趋，人类不仅不会走向历史的终结，还应该避免文明间的冲突。
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其与西方国家的互动等新的国际关系现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和解释显得捉襟见肘。在2005年的一场辩论中，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认为，中国正在和平地崛起，并不倾向于向美国发起军事挑战。但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则坚定地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美国也决不会容忍势均力敌的竞争者5，这种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给“中国威胁论”增添了弹药。但事实上，在冷战结束以来的30年中，中国确实是在和平发展中崛起，并没有和其他国家发生武装冲突，反倒是美国自己始终深陷战争泥潭。
相比之下，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的观察别树一帜。他在2008年便指出，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的崛起是继近代欧美崛起之后的第三次世界权力大转移，更是非西方国家的首次崛起，其直接后果是结束了美欧诸国长期主导国际事务的局面，引发了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的重大转变。6但总体看来，近年来西方学界对此的分析和解释还是太少，不少西方学者没有正视非西方世界崛起的事实，美国政界和军界对华政策的起伏不定也显示出一种观念上的混乱。
（三）中国外交实践和话语需要原创理论支撑
当代中国的世界观是什么？中国把握和判断世界秩序和国际形势的依据是什么？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外交话语背后所蕴含的概念体系和逻辑推理又是什么？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我们需要为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外交话语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理论支撑一方面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另一方面来自中华传统文化的话语。
毛泽东往往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中国文化的视角来概括国际关系的特征。他在谈到《红楼梦》时，不只一次地说过：“我是把它当作历史读的。”于是便有了用《红楼梦》来解释国际形势的生动例子。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在谈到国际形势时，他说：“现在世界正在大变，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你们读过《红楼梦》没有？这句话是林黛玉说的。”7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国际形势时又说道：“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8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毛泽东对《红楼梦》的引用提供了一种话语建构的独特视角。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还有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理论作为支撑。这就使得我们可以通过“点面结合”的方式，来综合诠释一个外界看似“陌生”的中国的世界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大大加快，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外交话语也日新月异。但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大相径庭，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提供的原创性理论支撑还远远不够，因此中国还不能充分运用自身的理论和文化来解释这些实践和话语。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引入了西方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但也因此构造了一套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差异的理论体系，出现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中国外交实践未能紧密结合的情况。
此外，还有大量的传统智慧和经验反映在当今中国外交的实践和话语中。近年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很多国际场合提到了世界意义和全人类意义上的“天下”。“天下一家”“天下大同”“天下为公”，这些概念表达了中国同世界各国彼此理解、求同存异的愿望，一起实现双赢、多赢、共赢的信心，以及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决心。那么，究竟何为“天下”？当代“天下”与古代“天下”有何联系和区别？中国的“天下”何以成为世界的“天下”？回答这些问题时，对“天下”概念的单纯文化解释是不够的，很有必要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层面上透彻地进行研究，并且在国际上用可以交流和理解的话语来表达。
（四）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必须有中国概念
概念是理论的基石。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由一整套核心概念、基本假定、逻辑推理和主要结论构成。作为理论当中的硬核，核心概念既是理论中最基本的单元，也是逻辑推理的基础，还是理论得以传播推广的“名片”。正如“结构”（structure）概念之于新现实主义，“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概念之于新自由主义，“认同”（identity）概念之于建构主义。
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开始了成体系的探索。2013年12月，“核心概念的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旨在探讨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如何创造既符合社会科学方法论要求又带有中国印记的核心概念，以及如何将这些概念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加以区分。“清华路径”在发展过程中也意识到，应提炼一个或几个核心概念，以便在思想与历史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将中国古代的思想和实践与当前的国际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实证研究，再以概念为中心将概念、思想与历史有机地整合成国际关系理论。9总之，要建构中国学派就一定要有中国理论，用西方既有理论解释中国外交并不能构成真正的中国理论，而原创的中国理论就必须要有原创的中国概念。
比如，可以挖掘中华文明中的经典元素来建构新的国际关系概念。秦亚青曾提出，传统儒家文化的差序秩序虽然已经遭到否定，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传统的“仁”“礼”“德”“和”“中庸”等维持社会秩序的道德和规范概念是否可以获得全球意义？10阎学通则借用中国先秦时期的“王”“霸”“强”的概念，结合四个历史时期（西周、春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分析，来构筑关于国际领导权的理论。11
之所以提出要研究和建构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是希望系统梳理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的经典概念（由字或词构成），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打下基础。系统研究和构建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的一个基本指向，不是要将东西方两种理论体系对立起来，而是要让二者对话，使我们能够对国际问题有更全面和多维的视角进行观察。因此，研究和构建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的关键是，挖掘西方没有的中国概念，并用这些概念解释中国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思维和行为，乃至为其他国家提供新的启示，既避免用西方理论去验证中国的外交实践，又可以用中国概念弥补现有知识体系的不足。
二、起点：何以能够研究和构建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
我们之所以能够对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建构，不仅在于中华经典概念的既有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为我们将这些概念从国际关系视角进行理论研究和建构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还在于中国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和参与国际治理的成功实践，使中西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进行对话成为可能。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交流，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与局限已经有了比较准确的把握，因此可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为理论建设提供中国智慧。
（一）历史和哲学研究基础
研究和建构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并不是要造一座没有地基的“空中楼阁”或是虚幻的“海市蜃楼”。正所谓“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要从国际关系视角进行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的理论研究与建构，就要到既有的历史和哲学研究中去寻找相关的素材。只有从历史和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现有成果起步，将其与国际关系学科的观点和方法相结合，我们才能构建出符合社会科学规范、富有中国特色的知识话语。
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是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所以我们应当深化对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而这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研究（包括历史地理研究）的交叉领域。扎实的历史研究非常重要，但难处和挑战也正在于此。专门的历史训练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很难做好历史研究。相对于其他时期来说，国际关系学者比较偏好分析元、明、清时期的对外关系，其中一个原因便是这一时期的研究资料较为丰富，前人成果较多。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这是在中华文明的漫长历史中挑选出一段更为熟悉、更有把握的时期。但对于西方学者来说，理解难度显然更大，由此造成一种“理论先行”和“本末倒置”的局面。一些美国学者会让自己的学生用中国的案例来对自己的模型进行验证，比如米尔斯海默的学生王元刚（Wang Yuan-kang）曾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架构，研究明朝的对外关系。12当代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与费正清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许多学者没有掌握汉字，更不用说正确阅读和理解中国古代文献。我们提倡的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研究需要建立在严谨、可靠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上。13
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的研究与构建还离不开哲学研究，特别是要深入理解中国哲学（尤其是古典哲学），不能用西方哲学的诠释来“喧宾夺主”。中国哲学体系蔚为大观，内容十分丰富。儒学地位虽然突出，但也只是其中一家之言。先秦时期，中国古典哲学便存在各个学说之间的相互融合。例如“无为”和“道”的概念即是如此。14不少西方学者对此颇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概念对于理解国际关系实践中小国的国际行为非常有帮助。之所以当前的中国学界更喜欢研究大国的国际行为，既是因为深受“单极”“两极”“多极”等国际结构理论的影响，也是因为在潜意识中认同“弱国无外交”的假设。但事实上，小国的国际行为和背后的逻辑也同样值得研究。当然，我们也不能故步自封，应从世界哲学的维度来加以考察，这会对新概念的构建有很大帮助，可以在广泛的比较之中找到共通点。
（二）中国的实力提升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中国的综合实力曾长期领先世界。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当时，晚清朝野上下被迫开始“睁眼看世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类的观点迅速蔓延。到了甲午战争前后，人们更是普遍警醒和意识到，从未遇到过的危机到来了，但当时的中国根本无法应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数十年的摸索和努力，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发展最好的时期。从国内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主要农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斐然，在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方面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突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一大旅游消费国。
从国际参与的角度来看，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中国充分运用和努力维护联合国等现有国际机制，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制的改革，还倡导和创设了更加符合时代潮流的全球治理新理念、新机制，例如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中国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以及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治理的成功实践，使西方各国越发关注中国、越发渴望了解中国。西方各界渴望了解中国文化并通过中国文化理解中国的内政外交。很多人想要知道中国如何和平崛起？中国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会如何与西方国家打交道？中国文化与中国内政外交的联系是怎样的？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也在试图跳出原有的思维定势，开始关注中国的研究和想法。这些让中国和西方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对话成为可能。
但是，中国在国际关系实践中重要性的提升并不等于也不会直接导致中国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重要性的提升。西方学界不会仅仅因为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就对中国学界“刮目相看”。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华学术研究在数量和关注度方面整体上升，其中尤其关注中国崛起所面临的障碍，对华态度波动较大，负面态度近年来明显上升。15这也与美国的学术话语霸权、中国的学术话语处于弱势地位（甚至是“失语”）密切相关。只有中国概念、中国理论和中国思想真正崛起，才能实现中西方的平等对话。
（三）西方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系统研究和构建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基于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贡献与局限的准确把握，我们可以在引进、介绍、分析、批判西方理论的过程中，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而为建构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中华经典概念做出努力。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 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发表讲话，列举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其中包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为政以德、政者正也，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他进一步指出，这些理念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难题的重要启示。对于这些思想精华，一方面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赋予其新的涵义；另一方面，中国和各国学者要相互交流、相互切磋，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16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是中国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工作。该意见指出，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17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有善于学习和勇于创新的传统。《诗经·大雅》有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8严复也曾在致熊纯如的信中提到：“四子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19这种“绎新籀古，弘扬传统”的思想其实指的就是依靠创新走向复兴。例如，通过对天下体系和新天下主义的理论探索20，中华经典概念“天下”正逐步成为世界性和现代性概念。借鉴西式治学思维，还可以对“天下”概念的复杂意义和研究议程细化分解。
首先，现代学科的分化造成了不同学科对“天下”概念的观察和诠释存在差异，政治学、哲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都有各自的方法和范式。其次，在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天下”的含义不尽相同，这主要可以分为先秦时期、从秦到清朝前期的古代时期和晚清民国的近代时期。据此，进一步可以得出“天下”这一概念包括的四大维度：民族、国家、世界和全人类。它们彼此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最后，还需要注意的是，应然天下和实然天下有所不同，思想天下和实践天下有所不同，思想家眼中的天下和统治者眼中的天下有所不同，韩国、日本、美国、英国等外国和中国对天下的认识和理解也有所不同。如果能将以上几个方面适当地“控制变量”，也就可以更好地剖析和推广“天下”概念。
（四）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现有成果和研究方向
近年来，已经有不少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借鉴历史和哲学等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将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思路和范式相结合，对一些中华经典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主要成果包括：潘忠岐将“势”的概念运用到对中国战略选择的分析中，提出新中国融入国际秩序的特征是从“随势”到“谋势”。21王逸舟将“创造性介入”的论述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指出“仁”的社会与“智”的外交应当更好融合。22陈康令重新总结了传统东亚秩序得以维持稳定和平的历史经验，探讨“礼”在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23叶自成将道家思想中的“柔弱胜刚强”加以延伸，提出“柔”概念，指出“柔实力”能为国际治理提供补充。24
此外，还有一些成体系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如关系理论25、共生理论26、道义现实主义理论27等。它们已经搭建起完整的理论框架，在国内外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从而为我们提炼和挖掘相关的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既增加了信心，又提供了指南。
三、路径：以何方式研究和构建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
系统研究和构建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应如何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进行界定和阐释？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如何反映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哪些概念比较接近，且如何有别于西方概念？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对于理解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国家行为和国家间互动有何独特意义？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在当代中国外交实践中有何具体体现和实际价值？
（一）对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说文解字”
研究和构建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首先要对这些概念进行“说文解字”，通过哲学和历史考察，明确每个概念的原初内涵，并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进行明确的概念界定。列入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范畴的是有着悠久历史并且影响中国人思想的概念。理论化的第一步是要把概念的定义说清楚。首先，是借助最基本的权威字典、辞书（当代的如《汉语大字典》《辞海》，古代的如东汉《说文解字》、北宋《类编》、清《康熙字典》）的方式，梳理和归纳一些经典概念的字面意思。然后，通过历史、哲学考察，以及对重要思想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分析和解释，明确每个概念内涵的发展演变过程，并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加以界定。以“势”为例。在国际政治中，“势”就是国际行为体因权力、地位、格局和发展趋向等因素而生发出原本没有或相对于他者更强的变革能力的特性。需要注意的是，明确给出定义的主要原因就是防止乱用，应避免掺杂过多现代人的理解而混淆概念原意。西方理论当中就有这样的问题，比如“修昔底德陷阱”其实跟修昔底德并没有太直接的联系。28
（二）探索概念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古今联系”
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与中国人一般思维方式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这说明深刻的哲学概念在数千年的文明传承中，已经转化为中国人为人处世的精神指引。通过考察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内在关联，并对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进行比较，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些概念的理论价值。例如，“势”不仅是中华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一个独特概念，而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对中国人的战略思维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之打上了重“势”的深刻印记，与西方人的贵“力”思维有别。
（三）与西方相近概念进行“中西比较”
在研究和构建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的过程中，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有潜力的中国国际关系概念与现有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国际关系概念之间的关系。例如，中国的“纵横”概念实际上包含“合纵”与“连横”两个相对的概念，可以和西方的“联盟”概念以及“制衡”（balancing）与“追随”（bandwagoing）这一对概念相比较。但国内学者的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这两类概念进行平等的比较，而是直接用“制衡”和“追随”来代替“合纵”和“连横”。29尽管“合纵”和“连横”尚未成为成熟的国际关系概念，但这两个词本身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且不适合于直接植入既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当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用中国概念完全取代西方概念，甚至造成一种对立。可取的路径是，建立中西方相似概念之间的充分对话和比较，使我们对国际关系问题能够有更全面、多维的观察和理解。例如，“势”与“力”接近，但“势”不等于“力”，“势”与“力”之间存在彼此相悖或错位的情形，包括“有势无力”或“势强力弱”和“有力无势”或“力强势弱”。通过这种比较可以更明确地发现“势”作为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所具有的独特的理论价值。
（四）构建国家间互动的新型分析框架
在“说文解字”“古今联系”和“中西比较”的基础上，应将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嵌入对国际关系实践的分析和解释当中，尤其是针对那些西方理论无法很好解释的国际关系现实，阐述这些概念对于理解国家行为和国家间互动的意义，以说明它们为什么在当代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叫作“中为西用”，就是把中国的概念主动运用和融合到现有的全球性知识体系中，使其在有效解释国际秩序和国家间关系的过程中，逐步为中外学者所广泛接受和使用，以实现理论的核心概念从特殊到一般、从专有名词到普通名词的深层次建构。30再以“势”为例，“以势增力”和“以力取势”是国家行为的两种基本方式。“势”与“力”是否相称、能否相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取向。国家之间的“势”对比跟“力”对比一道决定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及其稳定性。
（五）挖掘对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意义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交理念和指导原则始终坚持站在国际道义的制高点上，强调全球范围的宏观构想，真正出于为全人类、全世界的考虑。因为中西方思维方式和发展历史的差异，西方国家就做不到这一点，也不可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理论。中国是以天下为己任，从未殖民过其他国家。中国传统文明中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等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共产主义理想有许多契合之处，但在西方国家却往往被批评为乌托邦。当然，除了构建宏观的国际关系理论之外，系统研究和建构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考察这些概念在中国外交中的具体体现和实际价值，将有助于向世界说明当代中国外交实践的逻辑、思维和模式，也将推动中国外交理论的发展。
考察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对于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意义，有助于说明这样的概念研究与建构为什么可以助力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形成。在发展对外关系的过程中，中国的很多战略选择都体现了某种用“势”之道。其中，“度势”“随势”和“谋势”最为重要，直接事关中国外交战略的成败。“势”的概念应被视为中国人对国际政治理论的独特贡献。中国学者要建立有自己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打造“中国学派”，少不了要求助于来自中华文化传统和反映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学术概念与话语体系。
系统研究和构建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还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有何独特特征？具体包括哪些概念？不包括哪些概念？这些概念之间有何内在联系？应如何进行归类？它们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建构中应如何使用？
亟待研究和构建的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从字面上看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中华，就是概念本身要有中国特色，研究过程要符合中国思维；二是经典，主要是指既具备古典含义、从传统中来，又能衍生出现代意义、到现实中去；三是国际关系，是指最终落脚点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等学科，涵盖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领域。因此，我们在研究和构建的过程中，主要选取的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历史悠久，反映中国人战略思维，在当代仍然具有鲜活生命力，对理解当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具有重要指导价值，且在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鲜有的经典概念。
在上海市高峰学科建设的大力支持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设立“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研究”项目，于2018年和2019年连续举办两届理论研讨会，结合国际关系实践，并在同既有理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和构建。已经重点研究和构建并收入本书的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包括：“一”“和”“中”“势”“礼”“仁”“通”“天下”“正统”“王道”“无为”“义利”“阴阳”“纵横”“太极”“华夷”“和而不同”等。已经做过一定尝试，认为有研究价值，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形成成果，并在本书呈现的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还有：“道”“信”“诚”“安”“容”“正”“气”“易”“生”“缘”“圆”“报”“乐”等。
当然，还有些概念尽管看上去像，但实际上不是，因此我们没有将它们涵盖进来。例如，“关系”和“朝贡”。“关系”概念对于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西方学术界从不同学科角度对“关系”进行的研究也已经很多，但“关系”本身并不是经典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它是“缘”概念的衍生品。“朝贡”也不是元概念，一般是通过“朝贡贸易”和“朝贡体系”来体现的。“朝贡贸易”是中国人自己的概念，用来指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一种独特的贸易形式。“朝贡体系”（tribute system）并非中华概念，而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是西方人用来描述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一种说法。汉语中原本没有“朝贡体系”这个概念，也没有跟tribute system意思一致的对应词。正如马克·曼考尔（Mark Mancall）所提醒的，“研究者必须时刻牢记，‘朝贡体系’这个概念是为便于描述而创设于西方的一个词”31。“朝贡体系”这个概念不仅源自西方，并非“产自”中国或东亚，而且早于费正清在“19世纪之前就已经在西方出现”32。
如何按照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将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归类，是我们碰到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也是我们在本书中无法完成和呈现的。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将这些概念归为国家间互动的图景与规律、国家间互动的原则与规范、国家对外战略的取向与选择，或许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式，但显然跟既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法区隔，也难以呈现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本身所蕴涵的独特意义。以形而上、形而下的二分法来进行整理，又显然太过笼统，并容易与相关的哲学研究混淆。鉴于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概念归类、概念使用等，都跟国际关系的理论建构直接相关，这些问题就只能留给理论研究和建构者去解决。毕竟，本研究的主旨只在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的经典概念，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发，从一个侧面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贡献力量，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铺垫。
总之，中国学者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打造中国学派，必然要求助于来自中华文化传统、反映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学术概念与话语体系。当然，研究和构建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绝对不是要让昨日重现或退回过去，单纯复古甚至托古改制已经不合时宜。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提出既具有时代性、又符合中国文化精神的理念和价值观。33一些经典概念本身已经经历了非常复杂的蜕变过程。五四运动时候批判“礼”的聚焦点就是“礼教吃人”，清代通过“三跪九叩”将君臣关系扭曲成主奴关系等也都是封闭僵化、不能与时俱进、违背礼义精神的糟粕。在18世纪东西方国际秩序的碰撞过程中，中国的外交礼仪也与西方国家发生了剧烈冲突。这些深刻的历史教训都在时刻提醒我们，只有守正创新才能继往开来。
需要强调的是，从古、今、中、外四个维度综合来看，研究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需要坚持的主要原则是：第一，要充分理解历史长河中经典概念的古典含义，但我们并不是把经典概念原封不动地复活或者照搬到现实中，而是要对概念本身进行发展和提炼；第二，不能因为要赋予古典概念以现代含义就以现代视角先入为主，应重视古今思想的充分对话，避免过度解读或者误读；第三，要厘清经典概念和国际关系的关联性，尤其是要用这些概念来有说服力地去分析和解释国家间互动、国际体系的维系和变迁以及中国对外关系；第四，在把概念以中文形式建构出来的同时，还要思考如何将这些概念翻译成外语（尤其是英语），促进中西方知识界的进一步对话。对于“文化不可译”34现象要加以重视，为作为“本源概念”35的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寻找到合适的翻译模式。
注释
1．Max Weber，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s，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1， pp.105—106.
2．［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主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参见中文版序言部分。
3．参见John K. Fairbank and Ssu-yu Te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6， No.2， 1941， pp.135—246；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4．潘忠岐：《中国人与美国人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寓意》，载《当代亚太》2017年第4期。
5．John J. Mearsheimer， “Clash of the Titans： A Debate with Zbigniew Brzezinski on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Policy， No.146， January-February 2005， pp.46—49.
6．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How America Can Survive the Rise of the Rest，”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3， 2008， pp.18—43； 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
7．转引自《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对中国留苏学生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载《人民政协报》2007年12月20日。
8．毛泽东：《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06页。
9．徐进、孙学峰：《“清华路径”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载《国际展望》2014年第6期。
10．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
11．阎学通：《国际领导与国际规范的演化》，载《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
12．Wang Yuan-kang， “Managing Regional Hegemony in Historical Asia： The Case of Early Ming Chin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 2012， pp.129—153.
13．参见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张宏年：《清代藩属观念的变化与中国疆土的变迁》，载《清史研究》2006年第4期；何新华：《清代贡物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何新华：《清代朝贡文书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4．由此衍生出的有“王道”“霸道”等概念。
15．阮建平、方旭峰：《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学界对华研究的数据分析——以〈外交事务〉、〈国际安全〉和〈政治学季刊〉为例》，载《国际论坛》2017年第4期。
16．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 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17．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年1月25日。
18．韩伦译注：《诗经》，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7页。
19．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87页。
20．陈玉聃、王欣：《天下为公的政治哲学：一种中国式的世界主义理念》，载《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3年第12辑；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许纪霖：《新天下主义与中国的内外秩序》，载许纪霖、刘擎主编：《新天下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25页。
21．潘忠岐：《从“随势”到“谋势”：中国的国际取向与战略选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2．王逸舟：《仁智大国：“创造性介入”概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23．陈康令：《礼和天下：传统东亚秩序的长稳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4．叶自成：《说柔、用柔、柔实力》，载《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25．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
26．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
27．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与中国的崛起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28．陈康令：《“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话语陷阱》，载《红旗文稿》2018年第22期；陈玉聃：《人性、战争与正义——从国际关系思想史角度对修昔底德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9．漆海霞：《战国的终结与制衡的失效——对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反思》，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5期。
30．苏长和：《关系理论的学术议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0期。
31．Mark Mancall， “The Ch'ing Tribute System： An Interpretive Essay”，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p.6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中译本《中国的世界秩序》遗漏了很关键的“Western invention”（西方的发明）。参见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感谢任晓教授指出这一点，参见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
32．参见张锋：《解构朝贡体系》，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
33．李明明：《论天下思想中的政道与治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2期。
34．田庆芳：《语言的不可译性与文化的不可译性比较》，载《上海翻译》2007年第2期。
35．何元建：《论本源概念的翻译模式》，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
(1) 潘忠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康令，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讲师。
原文陈康令、潘忠岐：《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研究：指向、起点和路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8期，这里进行了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