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书肆之乐

日常中的周作人，除读书、会友、写作之外，其乐趣是在访书之中的。初至北京时，他的逛书肆，多在鲁迅带领之下。出入的地方大多是琉璃厂、青云阁富晋书社、广学会、景林堂、墨林斋等。到了二十年代，他的书的来源，一是邮局的邮寄，大多来自日本丸善书店，二是北京饭店、东亚公司、东交民巷等地。以1924年的一些日记为例，可以看出他访书的行踪。

4月29日日记云：

上午往北大，下午往燕大，在北京饭店买书二册。

5月17日日记云：

上午至北京饭店买书二本又ELLIS书一本。

5月21日日记云：

上午往燕大讲演，平大假。往东亚付款买书一本。又在（东）交民巷买一本。

5月29日日记云：

上午往女高师，下午往燕大取本月薪，至北京饭店买书二部。

5月30日日记云：

上午往北大，下午往燕大，至北京饭店买《伊索寓言》一本。

6月7日日记云：

上午往邮局取包，内丸善寄书一本。午至来今雨轩赴聚餐会。

6月9日日记云：

上午同信子往东单买物，在东亚公司买书一本。

6月15日日记云：

上午往大和俱乐部赴会，午在禄米仓饭。下午二时赴松筠庵研究所恳亲会。在商务买书一本。

6月20日日记云：

上午拟日文系课程，下午往访凤举，商议课程事。五时至燕大，赴学生茶话会。在东亚公司买书二本。

二十年代的周作人，所购之书多为国外版的。有日本的，英国的。书的内容，或心理学，或文艺学，亦有民俗、绘画之类。可谓五光十色，品类庞杂。周氏那时，和其兄一样，主张多读外国书，借此修正旧的思想。但是那时的北京，洋书颇不易得，且价钱又贵，访书之余，也有憾事。1923年1月30日，《晨报副镌》曾发表过他的一篇题为《北京的外国书价》一文，介绍了洋书的行情：

就北京的这几家书店说来，东交民巷的万国图书公司比较的稍为公道，譬如美金二元的《哥德传》卖价四元，美金一元七五的黑人小说《巴托华拉》（Batohala）卖价三元七角，还不能算贵，虽然在那里卖的《现代丛书》和“叨患尼支（Taushnitz）板”的书比别处要更贵一点。我曾经在台吉厂用两元七角买过一本三先令半的契诃夫小说集，可以说是最高纪录，别的同价的书籍大抵算作两元一角以至五角罢了。各书店既然这样的算了，却又似乎觉得有点惭愧，往往将书面包皮上的价目用橡皮擦去，或者用剪刀挖去，这种办法固然近于欺骗，不很正当，但总比强硬主张的稍好，因为那种态度更令人不快了。[49]

购买洋人的书，竟这样气闷，这是读书人所不愿看到的。可读到那些精致、深切的书籍，快慰便会滋长出来吧？到了三十年代，周作人购书的热情照样不减。但古书渐渐买得多了。那时去的，不外是厂甸等地，时常有不小的惊喜。他的读书札记中，经常会出现一种自得的感觉。访书之乐，大约只有读书人可以感到的。1934年3月，作者在《厂甸》一文中说道：

琉璃厂是我们很熟的一条街。那里有好些书店，纸店，卖印章墨合子的店，而且中间东首有信远斋，专卖蜜饯糖食，那有名的酸梅汤十多年来还未喝过，但是杏脯蜜枣有时却买点来吃，到底不错。不过这路也实在远，至少有十里罢……厂甸的路还是有那么远，但是在半个月中我去了四次，这与玄同半农诸公比较不免是小巫之尤，不过在我总是一年里的最高记录了。二月十四日是旧元旦，下午去看一次，十八十九廿五这三天又去，所走过的只是所谓书摊的东路西路，再加上土地祠，大约每走一转要花费三小时以上。所得的结果并不很好，原因是近年较大的书店都矜重起来，不来摆摊，摊上书少而价高，像我这样“爬螺蛳船”的渔人无可下网。然而也获得几册小书，觉得聊堪自慰。[50]

他在书肆里的感觉，和传统的读书人颇为相似。审美情调还是东方式的。而在思想上，他大约是个西方式的个人主义与东方的儒家某些精神的结合。我们看他访书、读书时的心态，与明清文人大抵接近，自娱自乐的地方颇多。不过周氏对书籍，有时也颇为挑剔。比如虽称赞过中国乃印书最早的国度，却也讥讽了国人工艺的粗糙、用纸甚差。旧书虽多，但垃圾成山，明珠殊少，也是书林污点。周作人与鲁迅，都谈到过“恶书”的影响，言中多有愤愤之态。晚清之后，学人分化成多种流派，一些人埋入书海，不能跳出，遂成了书本的奴隶。周氏兄弟的读书写书，大抵能出出进进，得乎其妙，吐故纳新，有了和别人不同的特点。中国读书人的新旧之分、古今之别，当自周氏兄弟这一代人开始的。他们的书肆之乐，至今还被读书人久久感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