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曹顺庆
早在1995年，我提出了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在中国古代文论、文艺理论以及中外文论研究界引起巨大反响，众多专家学者都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以及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之命运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这种“失语症”是一种严重的、隐而难见并将遗患深远的文化病态，是中西文化剧烈冲撞的结果，是“五四”以来文化大变革的后果之一。
认识到中国文论“失语症”是一种严重的文化病态，我又提出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大命题，着手寻求具体的重建路径与方法，并通过文论话语的批评实践来证实其方法的可操作性。最早，我提出主要是借助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实现文论话语的重建。近年来，我一再反思这一路径的科学性，逐渐认识到这其实是一个具有误导性的口号，因为转换的前提就是否定中国文化与文论，而转换用以参照的理论还是西方文论，中国文论明明有自己的体系，却在与西方文论的对照研究中被认为没有体系。转换的结果，是“科学的”西方理论堂而皇之地成为宰制中国古代文论的元话语，转换反倒加强了西方理论话语的霸权地位。“转换论”暴露了我们民族文化自信的严重不足。只有重塑文化自信，才能重塑中国文论话语。基于这样的反思，我认为，中国文论建设的路径，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文论中国化；二是西方文论中国化；三是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文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要承认中国文论的异质性和独立性，以中国文论的基本话语为主，讲意境、滋味、气韵、风骨、虚实相生、言外之意等，而不是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这样的西方话语。当然这不是说不要西方，关键是以什么为主的问题。中国文论要重建起来，必须在观念上承认中国文论的本然主体地位，域外文论只作辅助参照。在承认中国文论异质性和独立性的前提下，进行跨文明对话，最终达到化合中西。这种化合，必然还是以中国文论思想为根基，把西方的文论思想化合进来，使西方文论中国化。王国维、钱锺书、朱光潜、宗白华、季羡林、叶维廉等其实都是这样的典范。
我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问题也得到了学术界的积极回应。不少学者积极参与，思考中国传统的根本话语规则，清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探索西方文论中国化的策略。李思屈的《中国诗学话语》（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我与人合著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巴蜀书社，2001年）、李怡《西方文论在中国如何“化”》（《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顾祖钊《论中西文论融合的四种基本模式》（《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等都是这方面的成果。
方志红是我的博士生，2005年她考入四川大学跟随我攻读文艺学专业古代文论方向博士研究生，受我“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主张的影响，又恰逢赵毅衡教授回国，被我引进到川大，为她们开设叙事学研究课程，她便萌生了清理中国古代叙事理论话语，建设中国叙事学的想法。我也很支持她，鼓励她克服学界仍不免用西方叙事学话语进行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研究的不足，把古代诗论、文论、小说戏曲评点都翻一遍，真正发掘中国自己的叙事理论话语。她沉静勤勉，潜心治学，到2008年博士毕业时，拿出了近30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研究》，在外审评审中得到陈伯海、陈良运、刘绍瑾、申丹、李清良等教授的很好的评价。认为论文“对一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明晰的厘定，并清晰地梳理了其演变轨迹”“在当前学界试图建立‘中国叙事学’，却未能对中国固有的叙事理论进行清理与分析的情况下，显现出较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以融通中西古今的宏观视野，将中国传统叙事理论同西方叙事理论放在可资比较的位置上，让它们围绕共同话题开展有效的对话与交流，对建设当代叙事理论话语极有价值”。毕业后，她回到她的母校信阳师范学院工作，继续进行古代叙事理论研究。2014年，她以博士论文为基础，认真进行了修订增补，申请并获批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古代叙事文法理论研究”，本书稿就是这一项目的最终成果。
在我看来，这部书稿在中国叙事理论话语重建方面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突破意义。书稿对中国古代叙事文法理论体系的建构，采用的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部法理论”“章法理论”“笔法理论”，既符合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的实际，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在这一理论体系下归并的“结构第一”“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伏脉”“起承转结章法”“两对章法”“春秋笔法”“虚实相生”“闲笔”等范畴或理论话语也都具有合理性。书稿对上述理论话语或范畴既有历史发展的梳理，也有现代的阐释和重建，还有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如对“起承转结章法”“春秋笔法”“虚实相生”“闲笔”等话语或范畴的梳理与理论建构，中西叙事结构理论中的三对概念比较，中西叙事开头、中部、结尾理论的比较等。这些研究对于深化中西叙事理论的比较研究，建构中国叙事学都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中国文论建设不是创造一个包打天下的文论，也不是一劳永逸便可完成。文论总是在不断地言说之中，不断地建构之中。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学术道路上，学人不断求索，表现出热情参与的能动性；见仁见智，发挥了理论创新的自主性。我相信，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能够不断地取得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新成就，不断地推进中国当代文论走向世界。
2019年3月25日于川大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