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雅斯贝尔斯到宾斯旺格

作为一个精神病理学家，雅斯贝尔斯没有建立一个学派。实际上，在写完他的经典著作后，他很快由精神病理学转向了心理学，而且他认为心理学是通向哲学的一站。在这个阶段，他成为了新的存在哲学的发言人，而这甚至影响到了《普通精神病理学》的后续版本。

这之后进入现象学精神病理学领域的人，没有一个不受到雅斯贝尔斯的影响。他的影响主要是对海德堡大学精神病专科医院的成员，在那里，他是一个领导性的成员。132在这个精神病专科医院中，我将考察的第一成员是格劳斯；雅斯贝尔斯说格劳斯具有“对所有科学可能性的最开放头脑”。

A. 格劳斯（1889—1961）

格劳斯（Willy Mayer-Gross）对盎格鲁美国世界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他是《医学精神病学》133手册的共同作者（另外还有遗传学者罗斯［Michael Roth］和机构精神科医师斯莱特［Eliot Slater］）；这本书的第3版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主要著作。这本书表面上只有非常少的现象学印迹。然而，这本书的导言在承认“现象学描述在今天大多数心理学流派中没有引起首要兴趣”的时候，主张“现象学描述在理解（即使不是对人的理解，也是对人易患疾病的理解）中有最重要的价值，并且现象学描述是作为治疗基础的必要诊断要素”。在1960年的第2版中，在主张“多维度进路”之前，“实存分析”被列为六种进路中的最后一种，而现象学不同于实存学派。“现象学是一种以雅斯贝尔斯工作为基础的实际进路，并且不同于实存主义，它不追求哲学的捷径。”（《医学精神病学》，第30页）格劳斯摒弃了以海德格尔的“悲观主义”为基础的实存主义，但没有摒弃“如宾斯旺格、冯·葛布萨特尔和斯特劳斯这样严肃的和人文的精神病学家”。然而，格劳斯对于宾斯旺格的现象学人类学和此在分析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

从这些克制的但仍然明显的对现象学进路的辩护来看，值得注意的是，格劳斯本人，尤其是在他于1933年迁往英国之前的海德堡阶段，对现象学精神病理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即便后来他对这个领域中的其他部分更感兴趣。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事实：在海德堡阶段，他也与哲学现象学保持着联系。

因此，格劳斯的第二个发表成果（刊载于斯派希特主编的《病理心理学杂志》上）是《异常快乐感的现象学》。134这篇文章描述了两种快乐，并且使用了盖格尔（Moritz Geiger）提出的正常感觉现象学。因此，在对快乐的狂喜和非狂喜的区分中，格劳斯指出，狂喜和非狂喜都在盖格尔所说的“内向聚焦”（Innenkonzentration）中被体验到，而狂喜呈现的是它如其所是的本身，非狂喜具有辐射我们整个意识领域的倾向。

格劳斯的第一本书《糊涂的自我描述：梦一般的体验形式》135涉及的是以自传陈述为基础的梦一般的糊涂状态。这些自传陈述来自施奈德（Kurt Schneider）；这些陈述是对梦一般糊涂状态的第一个现象学探索，并且甚至确定了新的症状情结（如不完整性、坐立不安性、不确定性）。在这里，格劳斯试图超越雅斯贝尔斯那里有关基本单元的单纯静态现象学，而走向对组织单元的理解。在发展这种观念时，格劳斯反复引用了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他在描述梦一般的体验时，区分了活动和内容，并指出，梦一般的体验，既没有充实（fulfillment），也没有结束（closure）。

后来，格劳斯按照他的精神分裂工作所进行的现象学描述，是不太直率和技术化的。但即使是在这里，现象学成分也是明显的，即便他不太提及他对于现象学的兴趣。136

B.格鲁勒（1880—1958）

在这里不能忽视的是在雅斯贝尔斯身边的另一个海德堡学派成员——格鲁勒（Hans W. Gruhle）。格鲁勒的基本方向是心理学。他的出发点是李普斯和斯图普夫，但他逐渐转到了韦特海默、考夫卡、科勒（Wolfgang Köhler）和戈尔德斯坦（Kurt Goldstein）的格式塔进路。作为海德堡团队中更有怀疑性成员之一，他首先对雅斯贝尔斯的现象学进路提出了强烈的质疑。然而，在他的以规范心理学为主题的主要著作《理解心理学》（1948）中，第一部分的标题是“现象学”。在这本书中，以及其他著作中，他甚至讨论了现象学对于精神病理学的应用，并且他认为，他所指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的本质直观没有关系。137

C.施奈德（1887—1963）

现象学精神病学家施奈德（Kurt Schneider）一开始与海德堡大学精神病专科医院没有紧密联系，直到他在1946年接任了精神病专科医院主任一职。他的主要训练是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和科隆大学完成的，而且在来到海德堡大学之前，他曾在科隆大学和慕尼黑大学任教。施奈德在现象学精神病理学上的工作主要以舍勒的进路为基础（在舍勒1921—1928年间的科隆时期，他与舍勒有紧密联系，尽管他不是盲目地追随舍勒，尤其是在他哲学的最后阶段）。然而，施奈德对情绪生活异常的早期研究，基本上完全建立在舍勒的伦理学以及同情和爱的现象学之上。施奈德的涉及内生抑郁的论文《情绪生命分层与抑郁状态结构》，138尤其以舍勒的伦理学以及同情及爱的现象学为基础。在这里，施奈德应用了舍勒所区分的四种分层：感觉、生命、心理、灵性（spiritual），然而他略去了最后一种；他还区分了“无动机”的内生抑郁与纯粹反应的抑郁。他把“无动机”的内生抑郁定位于生命层，而把纯粹反应的抑郁定位于心理层。通过这种方式，他还区分了两种可以交互的悲伤（生命悲伤与心理悲伤）。克隆菲尔德认为这是对现象学的第一次临床应用。139

在接下来更大的研究《病理心理学对爱与同情的现象学心理学的贡献》140中，施奈德在舍勒早期工作的背景中探索了感情紊乱，但是他也以普凡德尔和雅斯贝尔斯的一些区分为论据。对于这里有特别意义的是，他最早考虑了作为对真正体验之描述研究的现象学心理学与胡塞尔的普遍纯粹超越现象学之间的关系，并且施奈德清醒地意识到了胡塞尔现象学应用于异常现象时的特殊问题。但是，施奈德的主要贡献是具体地调查了舍勒所区分现象学的异常变异。施奈德确定了四种这样的变异：（1）爱与同情的弱化达到了崩溃点；（2）当爱与同情不再被体验为自己的感情时，它们所发生的异化（Entfremdung）；（3）由于沉浸在自己的感情中而无法吸收他人的感情；（4）以自身感情提升为基础的，对他人感情的激烈化。（对最后两个区分的解释似乎不同于在描述特征中的解释。）另一个简短的研究《颠倒的性与情爱的现象学心理学》141指出了理解性异常的“意向”和方向的独立性，并且尝试指出了男性态度与女性态度之间的现象学差异。

1962年，施奈德在与我会谈时告诉我，他对舍勒的“不科学”现象学越来越不抱幻想了。施奈德有影响的著作《临床精神病学》（1966）142显然已经不再明确强调现象学。但是，现象学仍以隐含的方式存在于这本著作，尤其是论感情与驱动力的精神病理学的附录——它不仅提到了舍勒的现象学心理学，还提到了斯图普夫、普凡德尔，甚至尼古拉·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然而，施奈德不在意宾斯旺格的现象学人类学。但是，海德格尔及其思想对精神病理学的可能的重要意义，给施奈德留极深的印象和很大的启发。因此，在一个有关抑郁与此在关系的简短研究143中（敬献给海德格尔的60岁生日），施奈德认为海德格尔使有关抑郁与此在关系的研究得以可能，并且指出循环性精神病的焦虑不只是精神病的症状，而且是人的基本焦虑（对于他的灵魂、他的身体和他的妻子）。然而，施奈德不同意对精神分裂症状的类似应用。

D.冯·瓦茨塞克（1886—1957）

此处也记录了海德堡圈子中一个边缘性但有影响的人物：冯·瓦茨塞克（Viktor von Weizsäcker）。作为一个内科学专业的学生，他的主要理论兴趣在于感觉的生理学，而且他一般性地摒弃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形式中的现象学。但是，舍勒，尤其是舍勒关于生物哲学的后期思想，对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冯·瓦茨塞克的基本概念格式塔循环（Gestaltkreis）中的若干方面与现象学思想有很多的一致，并且至少与现象学思想有共鸣。格式塔循环（fromative cycle）观念本身源于这个观察：动物的知觉与运动之间存在着交互（尤其是在触觉中），而触觉不仅指引着其他知觉，反之其他知觉也指引进一步的触觉。对冯·瓦茨塞克来说，在更加一般性的层面上，这包含了由主体到客体生物学的（再）引介。在这里，冯·瓦茨塞克生物学胡塞尔现象学的接近，远胜于他由于奇怪的误解而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