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互联网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分析

——基于系统GMM与门限效应的检验

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被看作是世界经济的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显著标志（Yushkova，2014）。作为通用基础技术，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快速发展，正在全面渗透融入经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报告显示，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人均GDP增长0.5%—0.62%。为了顺应这一全球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趋势，世界各国高度重视互联网相关创新成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促进作用，纷纷推出相关的互联网发展战略。当前，全球经济放缓的压力持续升温，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日益复杂和严峻的外部环境，对于处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嬗变的中国经济来说，互联网被赋予了创新发展驱动先导力量和增强经济韧性有效工具的重要角色。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既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超前谋划和战略预判，也是振兴实体经济的重要途径和可靠手段。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高达35.8万亿元，占GDP比重的36.2%，对GDP增长贡献率达67.7%，产业数字化增加值占整个数字经济的比重也高达80.2%，大约提供了2亿个就业岗位。

互联网发展是影响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变量之一，然而，目前中国互联网的优势仍然主要体现在消费端，而在生产端的应用优势尚未形成，导致互联网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本书认为影响互联网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城镇。城镇是现代产业和生产要素的聚集地，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城镇化为互联网发展提供了硬件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支撑，互联网为城镇化提供新的投资拉动和发展活力，二者是相互促进、相互配合的关系（Forman等，2005）。根据城市领导理论（Urban Leadership Theory），由于城镇可以提供较为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且在城镇水平较高地区应用和推广互联网付出的成本较低，Forman等（2012）研究发现，互联网的增长效应在人口众多且密集的城市地区更为显著。因此，我们认为城镇化是影响互联网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作用效果的关键因素。从城镇化水平来看，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等地，互联网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也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的云南、贵州、广西等地，互联网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均较为落后。伴随中国“互联网+”战略的深入推进，互联网应用从消费端转向生产端并渗入到产业骨髓是大势所趋。同时，在“新基建”浪潮的推动下，互联网与城镇化将呈现出加速融合的趋势。那么，互联网发展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互联网与城镇化的融合发展能否更好地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城镇化水平的差异是否会导致互联网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向高度化和合理化存在门限效应？本章将对此展开重点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