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出版业在晚明达到了最繁盛的顶峰，而晚明出版业最繁荣的地区是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当时江南涌现了南京、杭州、苏州、常熟、湖州等著名出版中心，每个中心都有一些家族在支撑着极其红火的出版业。而就世家望族参与著述、编刊活动情况来看，同处湖州一地的闵、凌、茅、臧四大望族堪称典范。这些望族在晚明都有大批士人参与编刊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闵齐伋、凌濛初、臧懋循、茅坤、茅维等。他们的出版活动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仅就文学作品来看，就几乎囊括除长篇白话小说之外的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精华，其中包括《诗经》《楚辞》《文选》《花间集》《玉台新咏》《古诗归》《唐诗归》《唐诗选》《李诗选》《杜诗选》《唐宋八大家文抄》《元曲选》等著名总集、选本，《曹子建集》《陶靖节集》《唐骆先生集》《孟浩然诗集》《王摩诘诗集》《韦应物集》《韩文》《柳文》《李长吉歌诗》《孟东野诗集》《欧阳文忠公文抄》《苏老泉文集》《东坡先生全集》等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家别集，以及《世说新语》《虞初志》《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1]《西厢记》《幽闺记》《琵琶记》《牡丹亭》《紫钗记》《邯郸梦》《南柯记》《明珠记》《绣襦记》《红梨记》等小说戏曲史上的经典之作，而且像《唐宋八大家文抄》《元曲选》《两拍》等光耀中国文学史的作品，如果没有这些望族的著述与编刊，就不可能诞生。更为难得的是，该四大望族所刊之书，尤其是套色评本，不仅在当时非常畅销，而且至今影响深远。像凌刊《西厢记》，是公认的《西厢记》刻本典范，当代几部著名《西厢记》印本均以之为底本。
正是基于闵、凌、茅、臧四大望族编刊活动与传播的上述盛况，本课题选择它们作为研究对象。目前学界有四个层面的研究涉及本课题。一是世家望族研究。不仅有史学界侧重于历史政治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六朝，其中明清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而且有文学界侧重于文学创作的研究，多集中在六朝与明清，其中明清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2003年版）、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赵红娟《明清湖州董氏文学世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二是晚明江南刻书研究，主要侧重于历史文献、出版印刷，主要论著有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叶树声《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近年来亦出现了书坊刻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如程国赋《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等。三是古代文学传播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曹萌《中国古代戏剧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四是闵、凌、茅、臧四大望族刻书研究，主要集中在凌、闵、茅套色本上，且集中在版本、印刷、插图方面，如蒋文仙《明代套色印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以下简称“蒋文”）、王荣国等《明代闵、凌刻套印本图录》（广陵书社2006年版）、董捷《明末湖州版画创作考》（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美术学院，2008年，以下简称“董文”）等[2]。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闵、凌、茅、臧四大望族编刊活动的整体情况，还没有作过系统深入的研究，还没有一部相关研究专著问世。
本课题重在对晚明湖州四大望族的编刊活动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这是鉴于目前相关领域研究现状和本课题的实际需要而作出的决定，其意义主要有三。一是对世家望族研究的意义。此前的望族研究多侧重于史学，即使是文学界的研究，也是重在文学创作及其成就，而本课题的研究则侧重在编刊活动与传播情况。二是对晚明出版文化研究的意义。此前研究更多的是侧重于印刷、版本，而本课题则力图从区域经济、区域文化、望族集团出版、文化传播等角度来研究，把望族的编刊活动作为晚明社会经济文化的一个生动缩影。三是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本课题重点研究的闵、凌、茅、臧四大望族的文学出版活动，几乎囊括了除长篇白话小说之外的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精华，对这些文学作品的编撰、刊刻、传播、接受等过程进行研究，可填补传统文学史研究的一些空白。
就具体内容而言，本课题主要通过对闵、凌、茅、臧四大望族经济实力、科举仕宦、文化素养、人脉资源、编刊活动、编刊家个案、刊本传播等方面的考察，来揭示晚明世家望族编刊活动的特征及其意义。其基本思路是：首先利用目前学界历史、经济、出版、传播和家族研究的成果，以及方志、家谱、文集、笔记等古籍文献，对闵、凌、茅、臧四大望族的经济基础、科举仕宦、社会交游、著述与藏书传统等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其次是利用现存四大望族所编撰、刊刻的古籍及其序跋、凡例、明清诗文笔记、目前文献学研究成果等，对四大望族的著述编撰活动、出版刊刻情况、编选家与出版家个案、著名文学选本与刊本流布情况等进行全面深入考察；最后通过对四大望族以上情况的考察，总结晚明望族编刊活动的特征及其文化意义。其研究难度有三：一是四大望族著述编刊的书籍总量庞大，许多记载有出入，研究中如何尽可能看到现存刊本，以力求准确；二是出版传播方面的资料收集很困难，特别是传播过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方面的资料；三是如何通过对四大望族著述编刊活动的考察，来揭示晚明生员、退职官吏等阶层的文化创造力及其质量品位，并进一步评价四大望族著述编刊活动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意义。
在研究中，笔者较注意吸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便将不同学科的研究思维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尽量做到优势互补，努力避免主观化与简单化。一是编刊活动与家族学研究相结合。四大望族的书籍编撰与出版活动是一种家族集团作战，而且由于同处湖州一地，相互之间既有联姻交游、出版互助，又有竞争仇妒。编刊活动与家族学的结合可以将家族、地域、文学、文化等贯通起来，在各学科的多边互镜中重现作品编刊活动的社会历史语境。二是出版学与传播学研究相结合。作品的刊刻出版离不开传播，这两者的结合，可以将文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学等贯通起来，有利于深入揭示晚明江南望族文学出版和传播规律。
晚明出版业与中国古代出版史其他阶段相比，晚明江南出版活动与当时全国其他地方相比，晚明湖州四大望族出版活动与当时全国其他望族相比，都更具典范性。在家族集团作战、著名编刊家的涌现、出版者身份的士商合一、区域与家族经济文化的繁荣、编选评点水平与图像审美、版刻内容多样与形式精美、书籍的畅销度与后世传播等方面，晚明江南湖州四大望族编刊活动的典范性体现得尤为鲜明。作为晚明江南社会文化的一个生动缩影，四大望族的编刊活动及其商业特征不仅展示了明末江南成熟文化产业的特质，而且揭示了晚明民间营利性出版业的真相，以及晚明生员阶层、退职官吏文化创造的巨大能量。四大望族的编刊活动对相关文体、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对中国各类文化经典的保存与传播，更是意义重大。仅就文学史意义而言，凌濛初编撰《两拍》与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繁荣，臧懋循编撰、刊刻《元曲选》与元杂剧的保存传播及晚明戏剧的繁荣，茅坤编选、评点《唐宋八大家文抄》以及茅一桂、茅著对是书的先后刊刻与唐宋八大家经典地位的确立及唐宋派的形成，闵齐伋以三色套印，钟惺、谭元春编选、评点的《古诗归》《唐诗归》对竟陵派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等等，毫无疑问，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就闵齐伋的例子来说，他“把钟、谭的评点分别以两种颜色印刷，从而极大地突出了编选、评点者的贡献，让读者觉得买的不仅是前代诗人的作品，还包括这两位作家对这些作品的独特见解”[3]，所以海外学界说，“正是因为钟、谭有这两部选集以及闵齐伋的这种独特的套色印制，使得竟陵派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公安派”[4]。总之，晚明江南时空区域与闵、凌、茅、臧四大望族文学编刊活动的典范性，决定了本课题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作为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本课题原先的题目是“晚明江南望族的文学编刊与传播研究——以闵、凌、茅、臧四大望族为中心”，现结项出版的成果名称为“晚明望族编刊活动研究——以湖州闵、凌、茅、臧四大望族为中心”[5]，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一是笔者通过材料的搜集后发现，四大望族文学以外的编刊活动资料也非常丰富，若仅限于文学编刊活动研究，难以较好地揭示四大望族编刊的特点与规律，所以现在把研究对象扩展到了四大望族整个编刊活动研究，把经史子集四部全都纳入；二是由于四大望族所刊书籍传播方面的文献材料很少，以及笔者自己学识所限，课题成果中有关传播方面的论述其实不多，所以索性去掉项目名称中的“传播”两字，使得题目与内容更相符；三是四大望族编刊活动内容本身就已经很丰富，书稿几乎没有涉及四大望族之外的其他晚明江南望族，而这四大望族又同处湖州一地，所以正标题不冠“江南”，而副标题冠以“湖州”。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鉴于目前学界有关晚明政治、经济、出版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所以本课题成果中有关晚明背景不作过多引述，而重在深入挖掘四大望族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力求呈现些许“干货”给学界。另外，在研究过程中，笔者编了20万字的《晚明湖州四大望族编刊本序跋凡例汇辑》，这些资料多为本人翻阅各大图书馆藏书所得，但因字数问题，不能一起出版。
本书没有请人作序，但2015年课题结项时有幸得到陆林先生审阅。承蒙其关爱，发我洋洋四千余字的审阅意见，以便我更好地修改与打磨书稿。从题目到措辞，到行文规范，到考证的细致性，到标点和文字，他都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且所指出的问题都注明了页码和行数。当时我正在哈佛大学访学，感动之中，即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料，认真做了修改。当然，在提意见之前，陆老师也说了一番勉励的话，引之如下，以作结尾：
明清江南家族图书编刊活动研究，是一个涉及家族文化、文学传播、书籍出版的重要课题，是跨越文学、史学、文献学、文化学、社会学、出版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本书稿通过对晚明湖州闵、凌、茅、臧四大望族编选、评点、序跋、刊刻活动的系统研究，从经济状况、科举仕宦、文化素养、婚姻关系、编刊特征等方面，来揭示晚明江南望族图书编撰、刊刻和传播的特点、规律和文化意义，选题颇有学术价值。该成果有三大特点：
一是文化视野。作者对相关论题的研究，不是单一的视角，而是多维的，既扣住区域经济文化的特征，又注意梳理各大望族生成、发展的独特历史，综合运用家族学、地域学、心理学、统计学，去探讨家族书籍编刊和传播的各自特点和相关规律。同时，作者始终将阶段性的研究，置于历史发展的大视野中，去把握晚明湖州四大望族编刊活动“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放眼现存所有古籍，去评价晚明湖州望族的“文化创造能量”。
二是文献功力。无论是家族生成、社会交游研究，还是编刊规律、版刻特点研究，其研究方法的核心就是文献学。对于前者，作者广泛利用家谱、乡镇志、文集、笔记等珍稀史料，在家族成员关系和师友宦游关系等方面，大大超出前人同题研究；对于后者，作者以实地调查、目验手翻为主，阅读、比勘了大批闵、凌、茅、臧编刊的现存古籍，纠正了先贤的许多误解，解决了一批疑难问题。
三是文学重心。作者研究四大望族的编刊活动，虽然系统介绍了经史子集各个方面，重点还在评述有关古代文学书籍的编刊。如凌濛初《两拍》、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臧懋循《元曲选》等，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典籍，本书对其编撰、刊行和传播的研究，不仅在个案研究的深度上超越前人，同时也揭示了望族文化活动对保存中国文化经典的重要作用。
[1] 《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以下简称“《两拍》”。
[2] 蒋文仙是从文献角度研究明代套印本，董捷主要是研究湖州套色印本的插图，而本课题考察的对象是闵、凌、茅、臧四大家族编刊的全部书籍，包括众多墨刻本。董文后来出版，即《版画及其创造者——明末湖州刻书与版画创作》，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
[3] 参见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10—112页。
[4] 参见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10—112页。
[5] 关于本书题目，非常感谢已故南京师范大学陆林教授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