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明清鼎革后望族经济衰弱

晚明商品经济繁荣而程朱理学控制减弱，由此带来了礼法观念与社会风俗的巨大变化。闵远庆《万历辛丑谱序》即谈到万历前后风气之变，曰：“今之不昔若也远。昔班在卑幼，习见诸祖父之御子姓也，拜则长揖而不答，揖则隅立以明尊，语及之则指行，……固云疏节，犹觇淳风。今不其然，钧礼矣，比肩矣，左右列主宾矣，动以号称，若他姓然矣。尊者日降而自抑，将卑者渐亢而自大目为故常，恬弗为意。稍或稜稜，辄反唇偶语，曰：‘胡迂也，胡倨也。’浸淫而喧哗于樽俎，恣睢于陆博，甚且立户分门，党同伐异，毁誉定于爱憎，淄渑混于舌端，名为宗枝，实同吴越。”[82]闵世魁《万历丁未谱引》也谈到当时社会风气的恶劣：“声华是兢，势利是炫，独为君子则忌之，蒙诟声则幸之。贫贱者凌之，患难者乘之，蔑而尊亲，弃而死丧。”[83]又《练溪文献·风俗》引嘉靖间唐枢论湖州风俗曰：“宏正以前颇存古意，尊长过之，必站立，贵贱不相干。嘉靖初，犹未尽漓。迩来人渐浇讹，恶少相诱讦讼，又有团局劫赌，子弟之幼稚者，往往入其计中……风俗之弊，莫可挽矣。”尊卑无序，立户分门，赌博诈骗，豪奢势利，礼崩乐坏的种种情形，在晚明时代都出现了。

伴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传统的轻商抑商观念逐渐发生动摇。晚明新思潮的代表人物李贽曾大声责问：“商贾亦何可鄙之有？”[84]万历间《斗阳公（闵世魁）族谱凡例》曰：“士农工商，唯其材质所近，可力为也。”[85]湖州朱国祯所言“农商为国根本，民之命脉”[86]、湖州唐枢所言“近惟以资财气力相雄长，而诗书故家，又复以和光同尘为尚”[87]，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传统价值观在巨变。经商致富，在诗书故家看来，也不可耻，而晚明望族的商业编刊活动，除了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还必须有这种新的商业价值观开路。可以说，正是在晚明商业经济繁荣与社会价值观巨变的背景与前提下，晚明望族的商业编刊活动才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然而如果望族编刊的经济基础不存在，即使商业价值观念不成障碍，其编刊事业也必然走向衰弱。入清后，闵、凌、茅、臧四大望族的商业编刊活动不仅繁荣不再，而且几乎可以说是销声匿迹。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鼎革之际，盗贼横起，房屋被焚，家族经济萧条。其中郑九是《晟舍镇志》中反复被提及、破坏力极大的一个匪盗。该志卷一《舆图》曰：“明季倭寇虽未至，而巨盗郑九率党羽焚掠，十室九空。”又，卷六《杂记》：“我里自明季郑九焚掠，房屋渐少。”卷一《河渠》：“闵吏部宅为巨寇郑九所焚。”卷一《衢巷》：“新开河东，前朝宅第连云，明季为巨寇郑九所毁，只存数宅。”卷一《桥梁》：“明季织里农人郑九为寇，聚众至晟焚掠”；“观音桥，明季桥北成市，接至笋店桥，后为郑九所毁。凌介禧诗：‘桥北昔闻市肆饶，可怜一炬土全焦。街衢泯灭无遗迹，隔水只存笋店桥。’”除了郑九，赤脚张三亦曾劫掠晟舍。该志卷六《杂记》曰：“明季赤脚张三，宋溇人，湖滨大盗也。张黄盖，竖五色旗，往来湖边，各溇无不被其荼毒，未几至晟里。”

在巨盗们的烧杀劫掠下，凌、闵二氏的刻板与书籍亦化为灰烬。如凌氏书林楼所藏刻板即毁于郑九之手。凌介禧诗曰：“观音桥北旧书林，郑九当年一炬侵。板莫重雕楼莫筑，半成禾亩半成荫。”[88]又，《凌氏著述叙录》曰：“闻明晟之村北多书肆，凌氏藏板皆在焉。鼎革时，为织里郑匪一炬，由是寥寥。今虽无力广购前本，重付诸梓，而篇目尚存，悉著于录。”[89]闵洪学之子闵亥生亦曾言：“乱后彼中（指滇南）刻板与予家藏本尽付劫灰。”[90]闵我备《闵遇五传》谈到《六书通》一书时曰：“今刻板毁于兵燹，其书亦仅有存者。”[91]

当然，凌、闵两望族经济上的衰弱还与鼎革之际家族中仕宦者相继死亡、政治势力削弱有关。凌族中显宦凌义渠闻知崇祯帝吊死煤山后，自缢殉国。其弟凌犀渠永明监国时为潮州知府，被叛将车任重所杀；石渠、熊渠亦“殉身王事”[92]。著名编刊家凌濛初于明亡这一年在徐州房村抵抗“流寇”，吐血而亡[93]。凌氏后人凌介禧诗曰：“五记登科命转穷，竹林何处器双忠。徐州判与潮州守，两殉封疆寇难中。”[94]所谓“双忠”即指凌濛初与凌犀渠，一殉于徐州通判任上，一殉于潮州知府任上。闵族中亦有闵洪得在四川抵抗张献忠而身亡，闵宾孟为中军都督府同知，国破殉难。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据《闵谱》，鼎革之际，闵氏族人为僧、未娶的情况很多，这也说明闵氏家族实力的衰落。

长兴臧氏在臧懋循孙辈经历明清易代，“维时两县鼎革，沧桑变无从，田园废尽，东山一墅且化为灰烬。期间流离播迁之事，不可胜数”[95]。《臧谱》卷五《太学生勇青臧公墓志铭》也谈到[96]：“鼎革兵燹之余，家业大半为山孽毁废。”茅氏在入清后亦繁华不再。施之桓《秋后渡花林》诗曰：“西江历乱藋芦风，借渡花林挠路穷。光禄池台寒树里，秘书粉腻夕阳中。砧催落叶孤村远，帆入深林一雁同。只有白华楼数卷，依稀犹认鲁王宫。”白华楼早已无存，董说清初所撰《楝花矶随笔》曰：“南浔报国寺后亦茅鹿门先生白华楼旧材。”[97]茅国缙万历时所购沈氏西楼在崇祯间即成废墟，清初时有书生过此楼，题诗云：“此第荣传三百年，身登金阙七人贤。当年第一城东号，今日萧然变海田。”[98]茅氏在双林的产业入清后亦零落无几，“今半植桑麻，惟茅家巷尚存花厅数椽而已”[99]。

就四大望族来看，茅氏家族的生命周期最为短暂。从嘉靖十七年（1538）茅坤中进士发家到万历间的极盛，再到1644年明清鼎革时衰落，最后到1661年因明史案发而败亡殆尽，前后仅一百二十余年。关于茅氏的盛衰过程与情形，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张履祥有很好的总结：

邑有茅氏，自鹿门以科名起家。兄弟三人，伯服贾善筹画，季力田精稼穑，鹿门其仲也，各以多财雄乡邑。广田畴，丰栋宇，多僮仆，其家风也。然治生有法，桑田畜养所出，恒有余饶。后人守之，世益其富，科名亦不绝四五世。间惟长支子姓渐少，家业浸薄；中支世业虽损，博学能文之士不乏也；少支方伯继起，子姓益繁于前，有光矣。族人仿效起家颇众，虽无显爵名贤，而阡陌衣冠，为百里著姓矣。二十年来败亡略尽，昔时堂户罔不邱墟，广陌无非萑苇。入其故里，惟族之贫者一二存焉。[100]

关于茅氏败亡原因，张氏亦有探讨。一是兼并土地，无厚泽于人，“窃谓占田之广，祖宗必以兼并得之，桑梓穷人不得耕其先畴者众矣，恶得无罪？”万历二十二年（1594），茅氏姻亲南浔董份家族因土地兼并而爆发民变，事件后来波及整个东南望族，作为巨富的茅氏当然也是被冲击者之一。二是遭遇罪刑，并涉庄廷鑨明史案，“又谓鹿门之后世有罪刑，近复史事被戮，本乎白华楼著述，好恶取舍徇于私，以是为余殃也”。所谓“有罪刑”概指茅坤长子翁积因违法瘐死，季子维因涉党祸而被人诬陷下狱，孙元仪因海运案而被追摄[101]；所谓“史事被戮”即指茅坤孙元铭、曾孙次莱因名列庄氏《明史辑略》参订姓氏而获罪，导致家产被抄，家人或被杀，或远遁。张鉴曾引茅湘客《絮吴羹》曰：“元铭，字鼎叔，著名复社，以贡宰朝邑，为史祸株累，死者数人，子弟多远引。有兄之子名兆汾，字巨澜，号遁邱，实鹿门先生曾孙也。曾仕至参将，因弃为僧，名今渐，居匡庐，晚始改服归里。”[102]清《研堂见闻杂记》曰：“《明史》之狱，决于康熙二年之五月二十六日。得重辟者七十人，凌迟者十八人，茅氏一门得其七，当是鹿门后人。”

茅氏的败亡，除了晚明的民变和牵连罪刑、清初的文字狱，还有鼎革之际的匪盗劫掠和繁重赋税。茅氏所在练市附近有含山，《归安县志》卷四十九曰：“含山如盔形，其下常出强盗。若潘榜、徐龙、周道士，相继不绝。明末盗亦多，有富大、富二等，与泖湖诸贼相通，来至五里，乘大船，发号炮，鸣锣击鼓，声势最为可骇。”至于赋税的繁重，张履祥在谈到茅坤外甥顾氏时曾言：“为富大略慕效茅氏，豪横过之，辟土虽不及，占田已侈，科名世世相颉颃也。迹其败亡，与茅相先后，势则较重，岁负赋钱，男女桎梏相属也，幸者播逃，不可踪迹。”[103]

“至其盛也，丰阜乐逸”，“比其衰也，瓦砾之场，蒹葭之薮”[104]，明清鼎革后望族经济衰落，其编刊活动失去财力支撑，繁荣不再，且从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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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闻：《练溪文献·风俗》，同治十一年本。

[2] 孙志熊：《菱湖镇志》卷十三引成化《重建真武祠记》，光绪十九年本。

[3] 孙志熊：《菱湖镇志》卷十三引万历《重修永宁禅院记》。

[4] 蔡蓉升、蔡蒙：《双林镇志》卷十八，民国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5] 蔡蓉升、蔡蒙：《双林镇志》卷三十一引嘉靖四十年沈桐《庆善庵新建观音楼序》。

[6] 蔡蓉升、蔡蒙：《双林镇志》卷三十一引万历陈所志《双林赋》。

[7] 乾隆《乌青镇志》卷二引嘉靖茅坤《分署纪事本末序》。

[8] 万历《湖州府志》卷三。

[9] 乾隆《乌程县志》卷十一。

[10] 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二《与李汲泉中丞议海寇事宜书》，见张大芝、张梦新点校《茅坤集》（因频引此书，以下简称《茅坤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页。

[11] 钱尔复订正：《沈氏农书》，《丛书集成新编》第47册，第490页。

[12] 唐顺之：《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十五《茅处士妻李孺人合葬墓志铭》。按：《练溪文献·艺文志》题作《南溪茅处士妻李氏合葬墓志铭》。

[13] 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二十三《亡弟双泉墓志铭》，见《茅坤集》，第682页。

[14] 屠隆：《明河南按察司副使奉敕备兵大名道鹿门茅公行状》，见《茅坤集》，第1350页。

[15] 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二十三《伯兄少溪公墓志铭》以及《耄年录》卷七《年谱》，《茅坤集》，第678、1244页。

[16] 学术界一般以为茅迁有三子，艮为其幼。然据茅坤《伯兄少溪公墓志铭》，茅迁临终时以财产“授少子大有，次者艮，次者乾，次则坤”，则迁有四子，其幼名大有。

[17] 茅氏种桑数十万株，那就非使用一定数量的雇工不可，特别是剪桑工、捉虫工等专门技术之工人。参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地主经济新发展的初步研究》，《厦门大学学报》（文史版）1954年第5期。

[18] 当时“四十亩之家，百人而不得一也。其躬亲买置者，千人而不得一也”，见张履祥著，陈祖武点校《杨园先生全集》卷八《与徐敬可》，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27页。

[19] 《茅坤集》，第681—682页。

[20] 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二十七《祭亡弟参军文》，《茅坤集》，第763页。

[21] 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二十四《敕赠亡室姚孺人墓志铭》，《茅坤集》，第701页。

[22] 屠隆：《明河南按察司副使奉敕备兵大名道鹿门茅公行状》，《茅坤集》，第1356页。

[23] 《茅鹿门先生文集》卷六《与甥顾儆韦侍御书》，《茅坤集》，第307—309页。

[24] 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王达增订：《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

[25] 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王达增订：《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7页。

[26] 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二十二《舅氏怡稼李公并邵母合葬墓志铭》，《茅坤集》，第668页。

[27] 朱闻：《练溪文献·艺文志》，同治十一年本。

[28] 双林在湖州城东五十四里，属归安县，崇祯时有人口一万六千余。东南至练市二十里，西北至晟舍十八里。花林在双林北。

[29] 祝世禄：《南宁判少溪茅公暨配郭安人墓志铭》言茅乾妻郭氏卒后，“蚕妾过而哭者千人”（《练溪文献·艺文志》）。笔者以为这些很可能是与茅氏在蚕桑丝织业方面有业务往来的农妇。

[30] 同治《练溪文献·乡村》“书街”条。

[31] 光绪《归安县志》卷三十六《文苑》。

[32] 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二十四《敕赠亡室姚孺人墓志铭》，《茅坤集》，第701页。

[33] 《茅坤集》，第1369—1670页。

[34] 顺治间抄本《凌氏宗谱》卷七，以下简称“《顺治凌谱》”。

[35] 民国《双林镇志》卷四《街市》。

[36] 明知府沈熊之子沈环筑，在练市文星桥东。

[37] 周庆云：《南浔志》卷五十一《志余》引李乐《见闻杂记》。

[38] 朱彝尊：《明诗综》卷四十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2页。

[39] 就笔者现在掌握的研究资料来看，茅坤未有名镳的儿子。

[40] 陈尚古：《簪云楼杂说》，《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250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07页。

[41] 同治《晟舍镇志》卷一《舆图》。

[42] 《晟舍镇志》卷一《界域》。

[43] 《晟舍镇志》卷一《衢巷》。

[44] 见道光十三年（1833）刊《闵氏家乘》，以下简称“《闵谱》”。

[45] 《晟舍镇志》卷七《崇顺庵兰若记》。

[46] 《晟舍镇志》卷七《崇顺庵兰若记》。

[47] 《晟舍镇志》卷七《崇顺庵兰若记》。

[48] 同治《晟舍镇志》卷二《古迹》；乾隆《乌程县志》卷三《古迹》。

[49] 《闵谱》之乾隆五十九年钱大昕《闵氏家乘序》。

[50] 《闵谱》之高淮《嘉靖辛丑谱序》。

[51] 《闵谱》之高淮《嘉靖辛丑谱序》。

[52] 《晟舍镇志》卷二《古迹》。

[53] 《晟舍镇志》卷二《古迹》。

[54] 郑龙采：《别驾初成公墓志铭》，见光绪甲辰重修《凌氏宗谱》（以下简称“《光绪凌谱》”）卷四《碑志》；或见《凌濛初考论》，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53页。

[55] 嘉庆乙丑刊《凌氏宗谱》（以下简称“《嘉庆凌谱》”）卷三《艺文录》。

[56] 《晟舍镇志》卷二《古迹》。

[57] 此园后归闵梦得，易名适园。闵梦得“致仕后，作归来堂，缭以周垣，佐以名花，为游息觞咏之所。登其石，则西北诸山环拱于石，俯瞰盘渚漾，波澜微动，荇藻交横，亦殊清旷幽雅”。见《晟舍镇志》卷二《古迹》。

[58] 《晟舍镇志》卷七文嘉《盟鸥馆记》。

[59] 《南音三籁·散曲下》梁伯龙《九疑山·寄情》后凌濛初按语，《凌濛初全集》第四册，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页。

[60] 凌迪知编：《国朝名公翰藻》卷五十二，《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14册，第595页。

[61] 凌迪知编：《国朝名公翰藻》卷五十二，《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14册，第609页。

[62] 见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第7册所收凌濛初尺牍，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63] 见陈文新译注《日记四种》，湖北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8页。

[64] 《嘉庆凌谱》卷五。

[65] 《嘉庆凌谱》卷五。

[66] 当时同里董氏，田产数是数万。沈德符《敝帚斋余谈》：“时南浔董氏有田数万在吴江。”董嗣成《董礼部尺牍》卷上《与李二府》：“家下户田在吴江者，向有二万余亩。”范守己《曲洧新闻》卷二：“（董份）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有质舍百余，各以大商主之，岁得子钱数百万。”

[67] 明时双林街市繁华，不少望族在此经营店铺。如东迁沈楘在新街“构市廛，为收绢所”。楘，字文五，崇祯丙午举人，马腰南尚书沈演嗣子。见《双林镇志》卷四《街市》“新街”条。

[68] 《嘉庆凌谱》卷五。

[69] 光绪《长兴县志》卷一《镇市》。

[70] 臧懋循：《负苞堂文选》卷四，赵红娟点校《臧懋循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后文频引，仅注书名），第146页。

[71] 许次纾：《茶疏》，民国影印明宝颜堂秘笈本。

[72] 以上见民国二十三年（1934）刊《臧氏族谱》（以下简称《臧谱》）卷五刘宣《明故耕乐处士孺人周氏合葬墓志铭》。

[73] 《臧谱》卷五张瑄《明故润庵处士臧公墓志铭》。

[74] 《臧谱》卷五顾应祥《明故龙南县知县北山臧君墓志铭》。

[75] 《臧谱》卷二《贡士臧恭乡贤录》。

[76] 《臧谱》卷一臧继芳《先妻吴安人行实》。

[77] 《臧谱》卷一臧照如《季父位宇公传》。

[78] 《臧谱》卷一臧炅如《明故上林丞位宇府君行状》。

[79] 《臧谱》卷一臧继芳《先妻吴安人行实》。

[80] 《臧谱》卷五沈圣岐《广西按察司佥事静涵臧公暨元配沈孺人合葬墓志铭》。

[81] 《臧谱》卷一臧照如《臧氏族谱序》。

[82] 《闵谱》第一册《序跋》。

[83] 《闵谱》第一册《序跋》。

[84] 李贽：《焚书》卷二《又与焦弱侯》，刘幼生整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85] 《闵谱》第一册《序跋》。

[86] 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九。

[87] 朱闻：《练溪文献·风俗》引。

[88] 见《晟舍镇志》卷二《园第》。

[89] 《嘉庆凌谱》之《著述录》。

[90] 《闵谱》之《著述录》闵洪学《滇南志》条引。

[91] 同治《晟舍镇志·艺文》。

[92] 《光绪凌谱》卷八。

[93] 《嘉庆凌谱》卷二《忠节录》曰：“闯贼之乱，凌氏死节之臣初成、忠介、龙翰三公，事业见于朝廷，忠义闻于天下，已堪俎豆不朽。他若石渠、熊渠二公，即忠介弟也，殉身王事，忠节亦不让前人。”初成即凌濛初，忠介即凌义渠，龙翰乃安徽歙县凌氏。

[94] 同治《晟舍镇志》卷五《凌犀渠传》。

[95] 《臧谱》卷五《明吏部文选司郎中醒涵臧公暨元配敕封吴氏合葬墓志铭》。醒涵乃臧懋中之子臧照如，所引之言乃臧照如卒后情形。

[96] 勇青乃臧照如子，名基辰，生于万历丙辰（1616），卒于康熙己未（1679）。

[97] 董说：《楝花矶随笔》，上海图书馆藏红印本。

[98] 见《练溪文献·园第》。

[99] 《双林镇志》卷四《街市》“赛双林”条。

[100] 《归安县志》卷四十九《杂识》引张履祥《杨园先生集》。

[101] 所谓海运案被追摄，是指崇祯间茅元仪为权奸所中，借口昔日所募楼船沉海之事，被“从戍所逮回，代人偿海运”，见茅元仪《三戍丛谈》卷三。等到“奔走竣其事”，“家田庐已尽，独留‘又岘’”，见茅元仪《石民又岘集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0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页。

[102] 周庆云：《南浔志》卷五十七《志余》引张鉴《蝇须馆诗话》。

[103]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三十八《近鉴》，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37页。

[104]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三十八《近鉴》，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