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态文明理念形成的历史进程

纵观历史发展的长河，人类文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由于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不同，这三个阶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原始文明与农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大体上是融洽的，虽然采集、狩猎的原始生产方式与耕种的农业生产活动都要依赖于土壤、水源、光热等自然条件，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过度开垦等生态问题并不严重，而且基本上是局部性的。当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人类不合理运用科学技术，导致生态环境日渐恶化，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所有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地球生态系统的演变路径与方向，对人类社会的生态安全构成了极其严峻的威胁与挑战。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使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以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繁荣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这种反思推动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追求成为当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成为全球性的时代潮流，这预示着人类社会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文明时代，即生态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思想家环境保护理念是生态文明理念形成与发展的思想渊源。正是在思想家、社会公众与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下，生态文明理念经历了从思想萌芽到社会共识，从世界范围内的实践探索再到中国的大力参与这样一个思想观念不断深入、理论指导实践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 生态文明理念形成的思想萌芽阶段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50年代早期思想家的生态意识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思想基础，是人类生态文明理念的思想萌芽。生态文明的思想萌芽诞生于人们对近代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反思之中。近代自然科学及其基础上的工业革命为人类带来了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了工业文明阶段，但是，它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滋长着“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与此同时，不合理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使问题更加严重，疯狂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无视机器大工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环境问题就在这里开始形成。19世纪中叶，西方工业社会的矛盾日益显露，生态破坏对人类的影响时有发生，西方思想家们开始反思产生环境问题的根源，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态批判，开创了生态文明思想的先河。

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没有使用“生态文明”的概念，也没有专门的著作来构建自己关于生态文明的思想体系，但是从马克思早期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熟时期的《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两本著作，再到恩格斯晚年的《自然辩证法》以及相关的书信来看，他们始终都在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为后人奠定了宝贵的生态文明思想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严厉的批判。在1868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说道：“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象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1]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列举了世界各地自然环境的破坏现象：“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2]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这些论述都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认识到人类盲目地追求经济效益，不顾生态环境、自身承受能力，不仅将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还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发展。因此，人类必须运用合理的方式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除了马克思恩格斯之外，这一时期生态意识的萌发主要集中在美国。19世纪后期出现了两位被誉为美国环境运动思想先驱的代表性人物，一位是美国的文学家和自然主义者亨利·梭罗（Henry David Thcreau），他在其著作中表达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思想倾向，例如在《瓦尔登湖》一书中，他强调自然万物的整体性与统一性的关系，认为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自然是具有内在生命和内在价值的，其存在并不依赖于人类的利益或兴趣。最为可贵的是，梭罗与大自然建立直接的联系，通过多年的亲身体验细心观察，生动地向世人描绘自然的灵动气息，他感受到自然的伟大与人类的卑微，并以此为根据，号召人们不仅要对自然保持敬畏之心，尊重自然，爱护自然，还要拒斥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过节俭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另一位是环境主义者约翰·缪尔（John Muir），他反对美国政府在自然环境政策中盛行的功利主义思想。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coseveit）具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倾向，他将自然视为被人类征服的对象，而他的科学顾问、时任美国国家林业局局长的吉福特·平肖（Pinchot Gifford）更是功利主义的倡导者，他主张人类的首要职责就是利用科学技术控制管理地球上的一切，认为只要有先进的技术与科学的管理，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生态问题。缪尔强烈反对他们的功利主义思想，明确否定了“万物为人”的传统信条，强调以自然本身为价值尺度的“自然美学”，提出自然才是人类的精神源泉，人们不仅应当改变冰冷的功利态度，而且要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体悟自然的无穷魅力。

进入20世纪以后，法国著名思想家史怀哲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价值主张，美国环保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提出了“大地伦理学”，他们都强调将人类的伦理关照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在《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一书中，史怀哲指出，传统的伦理思想只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这是很大的不足，他认为伦理学的基础应当是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因而应当包括所有生物。在此基础上，史怀哲阐述了“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指出包括自然生物在内的一切生命都具有自由意志，都有愿望并有权利要求保存并发展自己的生命，而人类应当敬畏生命，并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客观地说，史怀哲的思想主要是强调对自然的关爱，这在行为规则的实际制定方面并不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所以也并没有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伦理学体系，但“敬畏生命”确实成为一个时代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标识，这给后人留下了极大的精神财富。在美国，利奥波德被认为是生态文明思想理论的奠基者，他在1949年发表的《沙乡年鉴》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大地伦理”的含义，其对生态中心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利奥波德认为，我们不能想象在没有对大地的热爱、尊重、敬佩以及高度评价它的价值的情况下，能够有一种对大地的伦理关怀，所以“大地伦理”的提出不只是一种情感观念的转变，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升华，它扩大了人类伦理关怀的范围与境界。在“大地伦理学”的视域中，人与自然形成了统一的道德共同体，人、生物与自然环境都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具有广泛的联系，其中人与生物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并不占有任何特别优势的地位，生命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环节，无机的土地、岩石、流水等自然物在生态系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它们应像人一样得到尊重。因此，大地伦理提倡把维护生态共同体的和谐作为最高的善，生态系统的均衡稳定才是其最终的目标。

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到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学”的伦理关怀，哲学家们以其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视角出发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率先发出了生态保护的呼声，为后来生态文明理论的发展与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二 生态文明理念形成的社会共识阶段

20世纪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二战”后的建设阶段，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迅速恢复，但生态危机却不断加深，全球变暖、气候异常、土地荒漠化、森林面积锐减、能源资源枯竭等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日渐凸显，更为严重的是，由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社会公害事件频发，这已经直接影响到了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保护生态环境的呼声在世界各地广泛响起，各种环境保护运动此起彼伏，人们开始对工业文明进行多角度的深入分析和批判，有意识地探寻人与自然之间相处的新模式。可以说，生态文明价值理念在这一时期成为社会共识，为后来人们在政治、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践行环保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奠定了基础。

1962年，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名著《寂静的春天》在美国出版，这本书的问世唤醒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标志着生态文明理念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卡逊对DDT等农药对土壤的污染作了翔实的描述。他指出农药虽然可以消灭害虫，但如果大量滥用会对各种益虫、益鸟产生了严重的伤害，打乱了生物界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平衡关系，最终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揭示了工业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必须建立起协调合作的关系。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这个宣言的通过标志着环境问题首次成为国际社会的核心议题，应对生态危机开始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任务，全球治理也成为人类应对生态问题的基本共识。同年，罗马俱乐部提交了他们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其对长期流行于西方的高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系统阐述了他们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形成了“生态危机论”，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该报告指出，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生产、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等要素呈指数增长，全球的经济增长将会因为粮食短缺和生态破坏而在21世纪的某个时段内达到极限，世界将会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崩溃。这份报告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引起了世界各国对全球生态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增强了人们的环境意识，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

1987年，第八次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在大会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念，巩固了国际社会对生态文明理念的基本共识，对后来生态文明理念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简单地说，“可持续发展”指的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它与工业文明时代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是一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出发，关照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发展模式，它的提出标志着人们在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上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它是人类在反思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寻求和创建新型文明，体现了一种新的文明观念，构成了生态文明时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人们对环境与发展关系的认知和反思，旨在处理好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实现永续发展，其与生态文明理念具有内在一致性。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影响下，生态文明的社会共识在世界不同民族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中逐渐扩大，人们积极探索经济社会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推动了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的社会转型。

这一时期的生态文明理念研究进展的突出表现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崛起，代表人物主要有法国哲学家安德烈·高兹（Ardré Gorz），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易斯与本·阿格尔（Agger Ben），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a）、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oster），德国学者瑞尼尔·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等等。具体来说，安德烈·高兹基本沿袭了马克思的分析思路，他指出现代社会中的生态问题仍是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问题，并将对这种利润动机的分析上升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批判的高度，他认为资本生产的唯一目的是资本自身的无限增值，而这种非理性的增值冲动只会将社会带入深重的生态危机之中。莱易斯与本·阿格尔集中关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异化问题，具体分析了资本运行中商品生产的扩张和消费需求的扩张二者之间相互刺激的关系，他们指出人的需求被异化成了商品消费的需求，消费主义的盛行在营造虚假的物质繁荣与精神满足的同时也深化了人自身的异化程度，人们对商品的狂热崇拜只会不断加重其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因此在高生产、高消费的现代社会中，异化消费已经成为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生态危机已然成为推倒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威胁。奥康纳在吸收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资本主义双重矛盾的问题，即认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之外，资本主义还存在着生产力、生产关系与其外在的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其中第一重矛盾是从需求的角度冲击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则从成本的角度冲击资本主义，二者相互影响，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面对着经济与生态的双重危机。就后者而言，资本主义生产对利润的追求是无限的，而自然界为人类生存活动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却是有限的，二者的矛盾表明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其根本原因还是“资本主义从经济的维度对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的自我摧残性的利用和使用”[4]。与奥康纳不同，福斯特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本来就包含着一套完整的生态学思想，他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一书中将唯物主义自然观、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马克思关于自然和社会“新陈代谢”的思想同生态学联系在一起，赋予这些基本思想以生态学方面的含义，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的批判理论化、系统化，由此开创了其对马克思本人生态学思想的完整构建。

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思想也开始萌发，并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倡导下很快成为社会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已经注意到环境保护在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一系列环境环保方面的重要举措。1956年，毛泽东发出了“绿化祖国”的号召，并将其落实为“实行大地园林化”的具体行动。为了学习和借鉴别国经验，1972年，我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并在1973年举行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生态环境会议，由此揭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序幕。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一方面继承了毛泽东加强绿化、保护环境的思想，而且更加重视对生态环境的建设，强调植树种草、美化环境对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新时期我国经济建设中人口增长与资源短缺的新矛盾，明确指出建设经济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生态环境思想不仅贯彻到了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而且为后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展开提供了思想指导。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日益成为全球共识之后，世界各国开始从社会舆论、政治活动、组织机构等多个方面展开行动，切实推动环境保护的发展。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环境保护运动在西方国家兴起，通过投诉、游行、集会、示威等等方式表达对生态环境的关切，“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未来绿色运动”等各种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直到绿党政治的出现最终将社会民众的环保呼声带入国家政治的运行轨道。这些散布在世界各国的环境保护行动汇聚在一起，推动了生态文明从思想理论走向社会现实，并且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拉开了全球范围内生态文明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帷幕。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来自世界178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通过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一系列文件，把发展与环境密切联系在一起，由此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最高级别的全球共识。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使可持续发展走出了仅仅在理论上探索的阶段，响亮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并将之付诸全球行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不仅是当代人有感于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恶化加剧，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做出的一种生存选择，更是标志着人类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一场深刻变革，这是真正拉开了生态文明时代的序幕。一种尊重大地母亲、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意识逐渐形成。这充分表明，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作为一种共识逐渐确立。

三 生态文明理念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实践阶段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通过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一系列文件，提供了人类在21世纪如何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行动纲领和蓝图，世界各国以此为蓝本，纷纷制订本国的行动计划，积极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落到实处。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标志着生态文明理念的基本形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开启了生态文明由思想理念发展到实践行动的绿色之门，人类社会开始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这是生态文明理念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总的来说，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推动了全球治理生态问题的逐渐展开，真正拉开了生态文明由理念到实践的时代大幕。

在生态问题的全球治理中，联合国发挥着总揽全局的重要作用。联合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全球最具普遍性、代表性与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它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开展多边外交的交流场所，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搭建了交流平台，是引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在生态问题方面，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及其所达成的《里约宣言》与《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就显示了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其中可持续发展理念为世界各国生态环境保护行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与价值导向，在诸如森林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维护生物多样性、海洋生态保护、跨国有害废物治理等具体的环保领域中，联合国及其下设的组织通过召开协商会议、制定国际公约、成立专门组织、培训专业人员、提供专项资金等多种方式，大力推动生态问题的解决。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自199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式实施以来，联合国每年都会组织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即通常所说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及时督促各国落实联合国决议，监督各国的实际行动，同时也会根据气候变化的实际情况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调整行动方案，达成诸如《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重要成果，指导着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方向。联合国下属的环境规划署、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国际气象组织等诸多组织机构会根据自身的关注重心来积极配合，专门负责各自领域的实际工作，展开与相关国家、地区的接洽，落实联合国的相关安排。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引下，相关国际组织以及跨国非政府组织纷纷展开行动，如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与亚洲开发银行，增加了对环境保护事业的资金支持；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绿色和平组织”“自然之友”等非政府环保组织，根据自身的宗旨原则与运行机制，分别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止土地荒漠化、推动可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以及消除有毒污染物等具体工作。除此之外，国际社会的环保共识还通过国际环境公约的形式体现出来，而且这一时期的环境公约更加细致，直接涉及具体环境领域中的问题，因而更具有规范性与可落实性，例如1994年签署于日内瓦的《1994年国际热带木材协定》；同年6月，在巴黎通过的《防止荒漠化的公约》；1995年12月生效的《中白令海峡鳕资源养护与管理公约》；2001年通过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作为国际社会的主体，各个国家也纷纷行动起来。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之后的几年间，各国政府结合本国情况，纷纷制定了各自的21世纪议程安排，并作为本国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的指导纲领。在具体工作中，各国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各种手段大力支持生态产业，发展循环经济，培育可再生能源行业，引导绿色消费，积极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融合。如日本基于其资源匮乏的情况而特别重视发展循环经济；美国开发更加环保的页岩气以降低对国际石油供应的依赖程度；爱尔兰准确定位自身在世界信息技术时代的产业分工，加大投入发展软件等高科技产业以摆脱重工业造成的污染困境。对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生产行为，各国也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与行政措施，如丹麦在1993年之后逐步形成了以能源为核心，包括工业废水、垃圾、二氧化碳排放等16种税收惩罚项目；美国的税收体系则更加完善，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都可以开征环保税，其条目涵盖了原材料供应、工业生产、日常消费等各个领域。

我国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活动，积极推动中国自身的环境保护。自1973年以来，我国一直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国。1992年我国成立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广泛听取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生态保护建议。积极加入1993年成立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为成员国，因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多边合作机制也为我国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1995年9月，江泽民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想。1996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进一步强调要贯彻落实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努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积极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参与世界性环保组织。此外，我国还签订了众多的国际环境保护条约，这些条约反过来也推动着我国的立法工作。我国在1996年加入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有力推动了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制定和颁布，对国家海事局《中国海上船舶溢油应急计划》等法律法规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努力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200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在北京成立，国家环保总局及有关部门已经与环境规划署展开了深入交流与密切合作。这为我国在环境评价、法规制度、教育培训、环境管理以及自然灾害防治等方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极大便利。这些努力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进入21世纪，生态文明的哲学理论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其中有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一个新的分支。总体来说，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和过程哲学家为了应对现代性危机特别是生态危机从有机整体概念出发依据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而提出的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新发展”[5]，其倡导者包括美国学者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 Jr.）、菲利普·克莱顿（Philip Uay ton）以及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主任王治河等人。具体来说，首先，有机马克思主义试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价值取向，柯布明确承认自己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仍旧具有时代价值，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6]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面对历史现实，还强调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小约翰·柯布、菲利普·克莱顿等人尝试将阿弗烈·诺夫·怀海德（Arfred rbrth Whitehead）的过程哲学、儒释道等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的过程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发展来寻找解决生态问题的新思想。再次，将过程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结果，虽然同样关注生态问题，但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间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生态问题本身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寻求答案，并且认定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与生态文明建设是融洽的；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则拥有更广阔的理论视野，它将生态问题理解为人类社会现代性危机的重要表现，也就是说，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解决生态危机背后更为根本的现代性危机，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哲学的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一种历史决定论，所以需要引入过程哲学来克服现代性矛盾，也只有在引入过程哲学之后，生态问题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解答。[7]最后，有机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般的学术探讨，还特别关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活动，提出了“为了共同福祉”“有机的生态思维”“关注阶级不平等问题”“长远的整体视野”等指导原则，并尝试在农业、制造业、银行业、宏观经济指标、经济管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等多个领域加以应用，为具体政策的制定提供帮助。[8]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其很多具体论断还有待学者们研究讨论，毫无疑问，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在21世纪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发展的新的尝试，其对理论原则的具体应用的关注也彰显着生态文明在21世纪侧重建设实践的发展动向。

总的来说，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世界各国应对生态问题、治理环境污染已经全面展开，相关国际组织与各国政府在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机构设置、经济发展、科技交流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学术理论界也更加关注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应用，这些努力共同推动着生态文明从理念走向了全球范围内的实践，开启了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历史过渡。

四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阶段

自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以来，世界各国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引下，积极展开生态文明理念的实践活动。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加入自己的行动纲领之中，自觉地勾画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社会方案，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了国家意志的高度，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以此来推动中国社会开始了真正的、全方位的生态文明社会转型，进而推动世界生态文明建设从全球化的行动阶段走向了生态文明社会转型的实现阶段，既开启了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历史演进的新阶段，也使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走到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前沿，为人类社会拥抱生态文明新时代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2012年10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9]。由此可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是顺应时代潮流和民心民意的重大决策，是党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执政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总览全局的能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展”作为“十三五”期间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思考社会发展时的生态关照。绿色发展不是简单地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而是要在社会建设的全过程中始终追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以绿色发展理念作为新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引领思想，表明生态文明理念已经深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构想的内在逻辑之中，成为推动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前提与基本条件，引领我国社会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历史转变。

总之，自党的十七大确立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到党的十八大将我国的发展战略从“四位一体”确定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发展，再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绿色发展理念，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再到全国环境保护大会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来，生态文明已经从学术探讨上升到了国家理念和政府的施政纲领，成为我国社会发展蓝图中的重要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将取得丰硕的成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助力，为世界各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为人类社会的生态文明转型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