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土壤：中国古代生态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是城市生命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随意侵占和破坏。这个道理，2000多年前我们的古人就认识到了。《管子》中说：‘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36]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生态智慧，这些生态智慧作为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文化渊源，对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熏染作用，是其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产生的重要思想渊源。与西方哲学思维之本质的“主客二分”不同，它强调本体与现象、科学与价值、人与自然之间的差别，而中国传统哲学更加注重主客体间的融通，强调以一种灵动的、生命的、有机的方式来对待自然，中国先哲们的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得以生长。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思想、“自然无为”的生态保护思想、“以时禁发”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等等，对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产生具有较为直接的文化影响。

一 “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思想

思索如何处理人与天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古代的先哲们探究宇宙与人生问题的集中体现，“究天人之际”是其哲学的基本问题。从中国哲学史上看，天人关系可以理解为代表人格意志的天神与人的关系、代表道德义理的天理与人的关系以及苍苍然的自然界与人的关系，其中表征着自然界与人之关系的天人关系蕴藏着深刻的生态和谐思想，是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精髓。

第一，“共生”“同体”的生态本体思想。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强调人与自然在本体论层面上的同一性，强调天、地、人的“共生”或“同体”，人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为天地立心”，人与天是内在同一的。正如汤一介所言，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把天与人看作两个东西，不把天人关系看作外在关系，认为天完全由人来彰显，无人则天无意义，所以人要为天地立心。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核心在于强调天人关系是内在的关系而非外在的关系，天道就是人道，二者不可分离，这充分证明“天人合一”表征着人与自然所具有的内在关联性，二者是“共生”“同体”的关系，这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文明理念找到了最为本源的根据，具有重要的生态本体论意义。例如张载所说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道明所言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王阳明所谓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风雨露霜，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木石，与人原是一体”，都是在论说人与自然的一体化存在，彰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性。

第二，“兼爱万物”的生态伦理思想。“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在确立了其生态本体论层面的哲学意义之后，其所蕴含的关爱自然的生态意蕴也变得清晰可见了，“天人合一”思想由此具有了生态伦理层面的意义。人与自然“共生”“同体”的内在关联性，使人要自觉地承担爱护自然、关怀自然的道德义务，关爱自然就是关爱自己。首先，中国古代生态智慧中的“兼爱万物”的思想基础是自然界的自我创造能力，中国古人把“生”理解为天地之大德，《周易》中说“生生之谓易”，“生生”体现了自然生态系统所具有的创造性，体现了自然界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人们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阴阳变转，万物恒生，由此为关爱自然找到了重要的伦理依据。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人要求将对待人的伦理标准同样适用于人对待自然界，即儒家所言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爱人”，以“仁”待人，在爱人的基础上，主张把爱向外延展，逐渐扩展到对宇宙万物的爱，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万物，敬爱生命，兼爱万物，即“先亲其亲戚，然后仁民，仁民然后爱物，用恩之次也”，以“不忍之心”泛爱万物，“恩，足以及禽兽”，“仁民而爱物”体现出中国古代先哲对自然界万物的深切关爱和道德情怀。中国古代生态智慧充分肯定了自然界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展现了一种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化的宇宙观，以一种“平等”的观念与“天下一家”的情怀体悟世间万物，以“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的态度来关怀自然万物。在中国古人眼里，自然不是自己以外的他者，而是与自己“同体”的另一个自己，由此引发中国古人对大自然“饮水思源”般的敬畏与感恩之情。

二 “以时禁发”的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思想

中国古代生态智慧极其丰富包括注重时节、崇尚中和、强调“以时禁发”、取物有时、用物有度、反对浪费、推崇节约的思想，即中国古代的先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因此提出了节约使用的思想，透露出了一种朴素的合理利用资源思想。

孔子有言，“礼，与其奢也，宁俭”，意思是说与其奢侈浪费，不如简朴节约，孔子还把“惠而不费”作为君子“五美”之首，孔子对勤俭节约的赞赏代表了中国古人朴素、勤劳、节俭的美德，时至今日勤俭节约仍被中国人视为传统美德加以宣扬。这种朴素的节约美德还被先人们用于对待自然资源上面，由此形成了“以时禁发”、节用适度的思想。“以时禁发”指取物有时，用物有度，其传达出了一种不偏不倚、适度而行的处世态度，对待自然资源亦是如此。《周易》有云，“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材，不害民”，亦即说，天地有了节律，四季才能显现，以制度对事物加以规制调节，资源财富便不被浪费，人民的利益就不被损坏。因此，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为了实现永续发展，他们有意识地节制用度，“以时禁发”，即“非时则禁，及时则发”[37]。据此，中国古代生态智慧提出了保护自然资源、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继而永续利用自然资源的生态思想，这与“休渔”“休猎”“封山育林”等现代生态环境保护理念非常相似。

三 “生命同体”的生态观念

佛教中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观念，这是指自然万物都与自己同为一体，要将自然的痛苦看作自己的痛苦，而生起平等的慈悲心。自然万物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要把慈悲之心普度到自然万物，把自然环境看成是生命的组成部分，爱护一切生命，爱护自然万物，热爱生命、热爱生态环境，这是对自然规律的大彻大悟，是自然生态观念的最高境界和最高智慧。“生命同体”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最终归宿和价值指向。同时佛教还主张“天地同根、万物一体”，认为自然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提倡人与自然相互平等，人们要尊重生命，由此崇尚“素食”“戒杀”和“放生”的自然生命观。这充分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观念。佛教还认为，人与自然万物是有机统一、共生共存的，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众生平等，一切生命既是其自身，又包含自然因素，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身，善待自然就是善待自身，保护自然就是保护自身，因此，佛教提倡“勿杀生”的理念，表达了对自然万物生命和人类自身生命的敬畏与尊重。

从总体分析，中国古代生态智慧以其特有的朴素哲学思考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重要的生态文明理念，也为党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是党的生态文明思想的文化血脉，对其产生与发展起着重要的文化熏染作用。中国共产党人一向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思想资源的汲取，注重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寻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困境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38]，“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39]。中国共产党在应对我国资源环境危机时，自觉地吸收了古代先哲们的生态思想养料，以极具中国特色的话语形式、富含东方智慧的思维方式提出了其深刻的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文明理念的文化根基就是中国古代生态智慧中强调的“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深刻地传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一体化生存的生态文明理念，对党的生态文明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就是受到了中国古代生态智慧“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无为而无不为”的生态伦理思想的文化熏染。尊重自然所具有的内在价值，顺应自然界所具有的内在规律，为保护自然寻求伦理层面的内在根据，是中国共产党在接受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东方生态智慧魅力的思想成果。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资源节约思想、可持续发展理念，显然受到了中国古代生态智慧“以时禁发”、俭用节欲、“取物有时，用物有度”思想的文化浸染。节约自然资源、反对无节制的消费以及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共产党在充分吸收“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则物蓄多”思想基础上，依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重要的生态环境治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