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严武备

在儒学教育中，理想的天下应该是和平的。然而在现实中，战争却不可避免，是故武备攸关国家存亡。身为一个务实的改革者，并且很可能意在回应土木之变及其后明廷所面对的军事情势，丘濬极为重视和平年代的战备问题。显然丘濬遵循孔子“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说法，^[29]他在《衍义补》中进一步将其阐释为“兵者守国之备，苟非素教之，一旦驱之以临敌，是弃之而已”^[30]。在另一条目中，丘濬再次强调“国之大事在戎，而国之安危、下之生死所系，当承平之时而习战阵之法，异时有事，驱之以临敌阵，冒锋镝，将可以全胜，卒可以全生，而国亦由之以全安焉”^[31]。持续一贯的军事训练和其他军事准备保证了国家有足够的实力去应对任何危机和险情，这也是仁君最基本的责任之一，事实上高度关注战备问题是护佑百姓福祉的一种承诺。

军事准备的重要性不仅反映在民兵的训练，更应被囊括在国家整体战略之中。军备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需要长年的促进引导。丘濬试着警示君主不要在战备问题上有所松懈，这一点在“严武备”卷目下有充分表达。他反复强调军备有关朝廷存亡：“安不忘危，天下不可一日无兵备，宁备而无用，不可欲用而无人，此国家之大戒也”^[32]；“安不忘危，治不忘乱”^[33]。

为了支撑这些切实的建议，丘濬征引了在他看来有效可行的《左传》与其他军事典籍中记载的军事策略。^[34]《左传》虽然是儒学经典之一，但在传统中国也长期和其他军事著作一起被视为培养将才与战略的教材。理学宗师朱熹就曾评论：“人若读得《左传》熟，直是会趋利避害。”^[35]在这个意义上，丘濬非常务实，他并没有对所谓策略与计谋表示厌恶，而是承认其在达到军事目的过程中的必要性。同时他严肃认真地强调武备的重要性，显示他无疑赞同《左传》中反复引用的“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这类战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