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研究缘起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边疆少数民族区域与社会研究已然成为一门显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以多学科的视野，开展了具体的综合或专题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丰硕成果，其中也包括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的研究。尽管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因多民族聚居从字面上很容易让人想到人类学或民族学研究，但事实上本省际毗连区的研究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研究领域。近四十年来学术界对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族群等各个层面都进行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有了初步的整体把握。时至今日，思考如何在历史学路径上将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的研究推向更深入的这一问题便显得尤为必要了。以往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在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作为中国民族聚居区一部分这个特殊的历史地理意涵的启示下进行的，研究者通常将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置于西南民族地区的整体而宽泛的考察之中，或进行“湘西”“黔南”等碎片化研究。这都缺乏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的内部区域情况及其特殊性的科学而客观完整的审视。事实上，作为民族地方的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与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新疆南部等相对单一的民族聚居地区和具有完整的行政区划有着很大的区别，而被赋予了特殊的研究视域。另外，对于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的历史状况，以现有的研究成果所勾勒出的学术图景仍存在着相当多的模糊地带和待发掘的领域。如果想将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的研究推向更深入，对本区域的城市发展状况与历史演变进行中观或宏观的研究，加以详细的梳理和考察，或许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新领域。
（一）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在西南区域发展中的特殊性
在历史上，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和特殊的历史发展轨迹。她与同处西南地区的四川盆地、滇中地区城市凭借发达的农业、相对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所形成的长江上游和西南边陲的典型性区域城市有着很大的区别。四川盆地沃野千里，河网纵横、物产丰富，自古以来便是长江流域著名的鱼米之乡，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其城市发展历史悠久。例如成都，据金沙遗址考古结论看，成都建城史可以追溯到3200年前，是中国最古老、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自秦汉以降，成都便一直是南方著名的大都邑之一和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也是川西最大的城市。重庆地当四川盆地门户，自古便是川东重镇。晚清时期，重庆被辟为通商口岸，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城市发展迅速由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城市影响力更加深远。抗战时期，重庆成为了南京国民政府战时陪都，城市功能结构发生了颠覆性改变，一跃而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此外，四川盆地境内绵阳、泸州、南充、自贡、德阳、广元、遂宁、内江、乐山、宜宾、广安、达州、巴中、眉山、资阳等城市的发展历史亦很悠久。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各城市间的联系紧密，形成了以成都、重庆为核心的巴蜀城市体系，并为当代川渝城市群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历史基础。滇中地区土壤肥沃深厚，盆地面积较为宽广，河流纵横，气候温和适宜，是云南古代城市孕育发展的最佳场所。区内昆明自先秦两汉始便为云南省的核心城市。后经历代王朝的营建，城市规模日益扩大，人口日渐增多。到元明清时，昆明已是一座“宏伟壮丽的大城市”，[1]是为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昆明城市发展过程中，逐渐与域内大理、玉溪、楚雄、呈贡、江川、澄江等城市形成了以昆明为核心的滇中城市体系。
与四川盆地、滇中地区城市发展相比，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的发展则显得较为落后。虽然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城市的诞生、发展，但因地理环境、政治、军事原因和民族关系问题的影响而时兴时衰，且在多数时期，是以军事城堡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城市发展多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城市数量也比较少，直至元明清时期才逐渐被完全纳入到大一统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格局之中，城市才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明清时期，国家通过实施改土归流，设置国家直接管理的地方各级行政机构，大规模的移民垦殖、开发山区，修建驿道交通等诸多措施，为地理环境闭塞的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外部推动力，区域城市数量才有了实质性的增长，并初步形成了本区域城市的空间分布格局。但是，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位于云贵高原东沿山地，相对于平原地区来说，它的自然生态条件较差，区域经济发展也很落后，无法顺利聚合“人”与“物”等要素以持续支撑并推动城市的发展，致使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规模一般都较小，区域辐射和带动范围有限。同时因地理单元的分割，在交通落后的农业时代，各城市间的交流与联系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没能形成一个以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范域为辐射圈的中心城市。这在区域城市体系发展上是一个致命缺陷，它直接导致了本区域城市体系发展的碎片化，成为了重庆、贵阳、长沙、武汉等中心城市的经济腹地，而无法发展成为一个层级完整的民族区域城市体系。这一城市发展的历史特征与西藏、内蒙古和新疆南部等民族地区完整有序的城市格局也有着显著的区别，[2]却赋予了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所独具的区域性特征。当然，这一特征也是造成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的现实要求
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是我国苗、土家、侗、布依、瑶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区域内有两个国家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3]——武陵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属于我国最不发达的民族地区之一，其城市发展水平也长期处于中国区域城市发展的下游，城市化水平较低。据2000年以来湖南、贵州、重庆、湖北等省市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中的人口城镇化率数据看，本区域武陵山区的人口城镇化率在2000年仅为16.74%，2011年也只有32.26%。[4]而同期全国人口城镇化率平均为36.22%（2000年）和52.57%（2012年）。[5]人口城镇化率低，直接造成了本毗邻区城市产业功能结构的不完善，致使城市带动区域社会发展动能严重不足。虽然进入21世纪以来，武陵山区城镇发展较快，但与周边地区的差距仍然非常明显。其关键性指标——产业城镇化率，在2014年为78.11%，与全国、重庆、湖南、湖北、贵州的差距分别是11.99、13.99、13.29、9.59和9.29个百分点，城镇化的产业带动效应不强，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5%—77%，也与重庆、湖北、湖南、贵州等省市其他区域有着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学术界所称“黎—丘塌陷带”核心区域的苗岭大小麻山、雷公山等滇桂黔石漠化区。[6]同时，因地理环境、经济状况的不同，湘黔毗连的武陵山区、苗岭地区的城镇产业化率和人口化率在内部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距，处于一种低端不平衡的状态。[7]总之，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水平较低，城市人口规模偏小，城市功能弱化，难以形成大规模人口和产业集聚的基础，城市带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拉力不强，致使区域城市综合性的“极化”[8]严重不足，发展水平低下。
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协作区之一的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因社会、经济等各个层面的发展长期滞后于其他地区，这不仅造成了本地区社会的贫困与经济的落后，还加剧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严重地制约了国家的整体发展。为此，国家、地方和社会各界都必须花大气力发展包括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在内的国家贫困区。而作为引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城市，则必然要承担起促进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全面发展的历史重任。因此，如何开展建设本区域城市，带动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历史问题，也是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需要。要解决这一问题，就有必要对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进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考察历史时期城市发展的状况、路径、经验教训、动力机制、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区域特性等问题。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西南地区，乃至于全国城市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而且还能为当前国家正在实施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战略和解决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滞后等现实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有鉴于此，本课题选取“清代以来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作为研究对象，以城市史学的视野阐述清代以来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历史脉络和具体状况，力图从中揭示其发展特点，分析其动力机制，总结经验教训，以为当代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参考和借鉴。这便赋予了本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是本课题研究的缘起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