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伟大的史学巨著
中国古代历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秦汉时期，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横空出世。它独创的体例，“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生动优美的语言叙事，为后世史家所推崇和效仿。这部巨著就是司马迁的《史记》。
来龙去脉
成书：发愤著书终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至前90年），字子长，今陕西韩城人，西汉武帝时期人物。那时的西汉经过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国家开始富庶起来。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变清静无为为大有所为，开创了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盛世局面。帝国版图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拓展至长城内外以及粤江地区等广袤地域。文化事业上，一方面秦末大起义和汉初的“无为而治”给社会留下了相对宽容的文化氛围，西汉文人辈出，灿若星河；另一方面，顺应时代需求，文化思想开始从多元走向相对统一，儒家思想逐步取代黄老思想，开始出现“独尊儒术”的新局面。这些都对司马迁的成长与著书产生了深远影响。
❏ 生于史官世家
司马迁家学渊源甚厚，祖上世代为周王室的史官，后来一度中断，到了父亲司马谈时重新被武帝任命为太史令，共三十年，掌管天文、历法和皇家藏书。司马谈学识渊博，崇尚黄老之学，他有感于孔子后四百余年来的历史没有被很好地总结编撰，汉兴以来大批杰出人物的事迹无人记述，决心效仿孔子作《春秋》，写出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他从史书的构思到史料的搜集都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并动笔写了部分篇章，不幸未能完成就因病去世了。临终之际，司马谈流泪嘱咐儿子完成自己未竟之业。司马迁说自己垂泪受命，挑起了五百年来重修史书的重任。
回顾司马迁的人生，他最终能完成《史记》的创作，跟得天独厚的家学与师承，以及自身的勤奋努力密不可分。司马迁说自己“年十岁则诵古文”，十二岁开始跟随孔子十二代孙孔安国学古文《尚书》，十四岁拜儒学大师董仲舒为师读《春秋》。父亲和老师的启蒙教诲，滋养了他的史才、史学与史德。
二十岁时，司马迁在父亲的支持下壮游天下，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淮河两岸以及中原地区。二十八岁他步入仕途，做了侍从皇帝的小官“郎中”，那时正逢武帝大举开疆拓土，司马迁曾奉命出使巴、蜀、邛、昆明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曾侍从武帝泰山封禅，巡守雍、夏阳、河东、汾阴、陇西等广大西北地区。这些游历锤炼了司马迁的史识，他到处探访古迹，采集逸闻，考察风土人情，熟悉山川地理，积累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考证了许多历史文献和传闻，增加了很多感性历史知识，为撰写《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三次游历想象画（复旦大学附属中学2018届学生蒋韵纯绘）
在父亲死后第三年，三十八岁的司马迁继任父亲的官职，担任太史令，这使他有机会饱览汉朝宫廷所藏的图书典籍、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父亲遗稿，一边访问当代重要人物，从熟悉楚汉历史的前辈及其子孙后代那里获得了许多从未记录的资料。他以实地调查所得、经历者的叙述，与文献相印证，纠正、补充文献资料。就这样，整整搜集、整理了五年，到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着手写作《史记》，这时他四十二岁。
❏ 忍辱成就大业
此时的司马迁，生活和仕途都一帆风顺。他抱着极大的热情对待自己的工作，希望竭尽所能“效命于国家”“亲媚于主上”，即得到武帝的赏识和信任。没想到平静的著述生活，被从天而降的灾难打破。天汉二年（前99年），汉与匈奴的战争已有数十年，武帝再次派兵出击匈奴。结果将领李陵率五千汉军孤军遇袭，寡不敌众后被匈奴俘虏。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武帝，被定了“诬罔”即欺骗皇上的大罪，要被处以腰斩。
按照当时的律条，犯人可以交纳五十万赎金或接受残害身体的腐刑来请求免死。司马迁官小家贫，五十万赎金相当于做十年太史令所得全部收入的一半，他实际拿不出这么多钱自赎，而且“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没有人敢出面奔走营救，也没有谁为他讲一句话。在生死荣辱的痛苦抉择中，司马迁选择接受腐刑活下来。
后来五十三岁的司马迁在给友人的书信《报任安书》中，发出了“身毁不用矣”的悲叹，说这是奇耻大辱，自己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煎熬，每次想到都“汗未尝不发背沾衣”，解释自己忍辱苟活的原因，是希望能完成《史记》。他说想到以往历代先贤在逆境中奋起，最终成就一番功业的事例，决心坚强地活下去，“发愤著书”。不幸的遭遇，使他对人生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就是说，人总不免一死，但死的价值有大有小，首先要考虑值不值得死。为实现名节大义，需要牺牲时，要勇敢地面对死亡，死就具有重于泰山的意义；为完成某种责任或使命，需要顽强地活下去时，随便轻生，死的意义就轻于鸿毛。这一巨大的挫折和困境，也使他特别知晓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对历史和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更趋冷静。写史的志向，也从“颂扬汉家一统的威德”转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承认历史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在考察每一历史阶段的始末中，探究时势与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古今历史变化的规律，形成自己的见解。
司马迁倾尽一生心血，隐忍著书，终成五十二万字之巨著。此后，司马迁就从历史的记载中消失了。这部著作，直到汉宣帝时才由他的外孙杨恽公之于世。《史记》问世后，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史书的正宗，历代阅读和研究它的人不可胜数，堪称万古流芳。《史记》还被翻译成韩、日、俄、英、德、法等多种语言而广为流传。司马迁也被尊为中国史学第一人，名垂青史。
创见：“不虚美，不隐恶”的良史典范
那么，司马迁是怎样写《史记》的？他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和态度又是怎样的？
❏ 穷尽史料辨真伪
司马迁写《史记》作史有据，取材广泛。他尽可能全面占有历史资料，不仅引用了《尚书》、《国语》、《左传》、《世本》、《战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之书以及汉代政府的文书档案等大量文献资料，还将自己几十年来游历、采访的所得熔铸在书中，从而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古史资料。这是《史记》的一大优点。
但仅仅收集资料仍是不够的，还需要找到处理这些资料的方法。司马迁采用了“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说”的史料“考信”标准和方法。秦汉以前的古代历史，因年代久远，又历经秦始皇焚书一事，史料不多，各地所传又各有不同。他以孔子传下来的儒家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融汇百家学说，慎重地进行比对鉴别，并尽可能地深入实地，认真勘察考证。在很多篇章中，司马迁都会说明引用了哪些史籍和考证依据。对那些史料记载不详或无法辨清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于那些相互矛盾的观点和材料，他如实地记录下来，将疑问保存下来，留待后人解决。
例如，写《五帝本纪》，司马迁认为年代久远，古书记载有的不全、有的不通顺，他实地考察传说中黄帝、尧、舜等活动的地方，对照口头传说与各地风俗后发现也有差异，无法得出确切结论。于是他综合古史资料，选择文字最为典雅的资料进行整理并记录下来。对于山川地理的介绍，他觉得《尚书》较为可信，《山海经》所言怪物不予采录。老子生平扑朔迷离，纠缠着许多传说和神话，司马迁把各种说法并列，让读者自己去判断。他还根据史料的繁简情况，实事求是地采取详近略远的撰史方法。年代久远的夏以前的传说时代，总括在一起写一篇《五帝本纪》 ；夏、商、周每个朝代写一篇。汉代因为时代最近史料也多，于是一个皇帝写一篇。所以《史记》一百三十篇，汉史篇幅过半。
❏ 秉笔直书通古今
撰写史书，除了史料的搜集、甄别、“考信”外，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够忠实于史实、不偏不倚地记录。司马迁写秦汉以来百年的历史，特别是汉朝当代的历史，能够如此忠于史实，是以后历朝正史以及有关史传著述中罕见的。“秉笔直书”显示了司马迁的勇气和智慧，也体现了他对历史的态度。
项羽，虽然没有当皇帝，但因为在秦汉之际四、五年间，“政由羽出”，处于实际统治地位，所以司马迁从实际出发把他归在帝王之列。但把项羽塑造成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的同时，司马迁也揭露和批评他粗豪自满、残暴不仁。陈涉，即陈胜，虽然出身平民，但“天下亡秦之端，始于陈涉发难”，司马迁肯定他在推翻秦王朝的过程中“首义”的功劳，认为他是当时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形同诸侯，故列入世家。孔子身为平民被破格归入诸侯世家，一方面反映了司马迁对他的景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汉朝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即汉武帝时儒家学说备受推崇，确立了“独尊”的地位。但对孔子在《春秋》中所表现出的不顾事实、妄赞当代人物史事的做法，司马迁也照样提出了批评。
司马迁扩大了写史的范围，把眼光投射到历史上的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从社会的上层到社会的下层，从中国的本部到中国的四周。他以《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六篇，记录当时我国周边的少数民族和与汉朝有往来的国家及地区的历史情况。他既为帝王勋贵、将相官吏等一系列的上层人物作传，也为士大夫、游侠、刺客、医生、商人、占卜者、滑稽等广泛的社会各阶层人物作传。他用这种方式实现自己的著书理想，继承孔子的著述事业，以具体的历史事实反映是非善恶。
《史记》反映出司马迁的历史认识及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旨趣和品格。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这样评价他：“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才，佩服他善于序说事物的道理，叙事明辨而不浮华，质朴而不粗俗，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直书史事，不歪曲，不夸张，不作虚假的赞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所以称作实录。这段评价被广为引用，而《史记》也一直被推崇为“信史”的典范。
司马迁创作《史记》想象画（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2020届学生张以诺绘）
管中窥豹
架构：纪传体史书的开山之作
《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它是读懂司马迁和《史记》的钥匙。建议读《史记》前先读此篇。文章前半段司马迁叙述了自己的家学身世和著书立说的宗旨意图，讲述了受腐刑后忍辱著书的情况。后半段他介绍《史记》的体例，完整罗列了全书一百三十篇篇目、每一篇的大致内容和写作思想、全书史料来源及“考信”标准。正因为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留下了关于自己和《史记》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就成为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重要资料。
❏ 总体结构
《史记》记载了自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是一部通史性质的巨著，也是中国纪传体史书的开山之作。
西汉以前，古史资料并未形成体系，著史的形式主要有依年代的顺序记载事情的“编年体”，如《春秋》；或者以不同的国家记载事情的“国别体”，如《国语》《战国策》等。司马迁把古今历史作了一次通盘整理，创造性地把“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不同的体例综合起来，开创了一种新的编撰方法：“纪传体”。“纪传体”，实质是以人物为中心来记述历史，以历朝历代人物活动来反映一定历史时期复杂的社会面貌。
“本纪”，记叙历代帝王的言行和政绩，反映朝代更迭与兴衰原委，是全书的总纲，表现整个历史发展的线索。“世家”记载了从西周到西汉初年各主要诸侯国的兴衰历史。因秦以后多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所以以后的纪传体史书没有这种体裁。“列传”记述各代社会各类各阶层、不同地位、不同职业典型人物的事迹活动。“表”以表格的形式，记述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件，解决了本纪、世家和列传众多人事年差不明，也补充了三者无法涵盖的内容。十个表合起来看，则可体现周以来历史的巨变—由分封制走向郡县制，由地方分权到中央集权。“书”主要记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礼乐等影响国家发展的领域的历史变迁，类似后世的专题史。《汉书》改“书”为“志”，为后代史家沿用。
整体上看，这五种体例相辅相成，综合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体系，使《史记》成为一部内容宏富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另一方面，纪传体也是当时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在文化思想上的反映。帝王为本纪，诸侯为世家，其他官僚士大夫、社会各类人物为列传，巧妙地反映了社会等级结构以及中原与周边的关系，肯定了大一统的进步意义。因此这种史学体裁为历代王朝统治者所赞赏，中国古代所有的正史，即通常说的“二十四史”都采用纪传体，“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
《史记》体例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太史公曰”。司马迁在篇末往往用“太史公曰”的形式发表一段史论，创造了史学家在严肃而客观叙述历史事实后，直接抒发自己看法的写作格式，为后世所效仿。此外，“太史公曰”的内容还包括说明史料来源和运用的原则、作者的写作意图等，对于认识司马迁和读懂《史记》都有很大帮助。《史记》最早叫《太史公书》，到东汉末年，原来作为史书通称的“史记”成为了这部书的专称。名字的变化或许也反映这部书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影响力。
❏ “互见”写法
要读懂《史记》，还需要知道司马迁开创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安排材料、反映历史、塑造人物的方法：“互见”法。对某些人物的事迹在本传中没写，在其他人的传中补写，是有无“互见”。对某些史实和人物的事迹，在一篇传中详写，在其他传中略写，这是详略“互见”。通过这样的方法，使《史记》避免不必要的重复，还能照顾到历史的真实性。举个例子，刘邦作为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这样介绍“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意思是项羽暴虐，汉王有功有德，以蜀汉为根据，转而平定三秦，诛灭项籍，奠定了帝业。天下已太平，于是才改制度、易风俗，为长久的大计。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对刘邦进行了充分肯定，他雄才大略、知人善用、豁达大度，以一介平民起事，结束了秦末大乱，建立起大汉帝国。但是，刘邦性格中也有猜忌刻薄、狡诈多端、冷酷自私的一面。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真实记录这样特殊的历史人物？司马迁用“互见”法，恰到好处地进行了处理。
把《高祖本纪》《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三篇对照来读就能发现其中的奥妙。当然，刘邦事例不仅见于这三篇，这里只是举例说明。《高祖本纪》中描述秦末大起义时，刘邦入关后与民“约法三章”，展现了刘邦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秦人大喜”等细节的描写，暗示刘邦成功得天下的原因，反映了司马迁把人心向背作为楚汉成败的关键。《项羽本纪》中有许多描述刘邦的细节，楚汉相争初期，处于劣势的刘邦为了逃命三次将与自己同乘一辆车的亲生儿女推下车。两军对阵，项羽以蒸煮刘邦父亲相威胁，刘邦竟提出“分一杯羹”。《萧相国世家》描写了刘邦与萧何微妙的君臣关系，萧何在门客建议下用送自家子弟从军，捐出全部家产资助汉军，甚至强占田地自毁声誉的方式来表白自己的忠诚，司马迁用“汉王大悦”“高帝乃大喜”“上乃大悦”来刻画刘邦的反应，讽刺他猜忌功臣的一面。
导读：认识不同时空下的汉武帝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选自《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与后世史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敢于直言当朝事，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关于汉武帝一朝的鲜活的第一手资料。那么，那个时代的象征人物汉武帝，司马迁是怎么写，怎么评价的呢？现在基本认为《今上本纪》已经遗失，今天的《孝武本纪》是后人截取《史记·封禅书》并在开头补写六十字的汉武帝出身情况而成，这是历史的遗憾。但是，司马迁花了很多篇幅来记载汉武帝时代的人、事和制度，而这些人、事和制度背后都有汉武帝，也都隐含着司马迁对汉武帝的看法。所以如果把《史记》中相关的三十多篇完整读一遍，一个多面的、立体的汉武帝也就显现出来了。
我们选读其中的几篇，不求勾勒汉武帝的全貌，意在引导大家了解如何读《史记》，讲一讲读史书的方法。首先，进入书中，知道作者讲了什么。司马迁自己最希望引导读者关注的是什么呢？还是从《太史公自序》入手，其中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线索，即司马迁准备从三方面写汉武帝：“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那么这句话是陈述史实，还是有褒贬的呢？我们一一来看。
“外攘夷狄”是讲民族关系。古代称东方部族为夷，北方部族为狄，所以“夷狄”常用来泛称除华夏族以外的各族。司马迁主要在《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八篇中记述了这方面的情况。武帝在位期间北击匈奴、攻灭南越、并东越、攻朝鲜、平西南夷、通西域、征大宛，司马迁以大一统的思想肯定了汉武帝巩固并进一步开拓了汉王朝的版图疆域的功绩，同时也对他不停地进行征战，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老百姓付出沉重的代价，作了含蓄的批评。在笔墨最多的《匈奴列传》中，司马迁作出“建功不深”的评价。
“内修法度”是讲法令制度。司马迁把线索主要留在了《循吏列传》《酷吏列传》里。他在《循吏列传》为春秋战国的五位官吏立传，表达了他主张为政宽厚仁德、反对威严苛酷的吏治思想。再看《酷吏列传》中统统是汉代的人物，十三人中十人都是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一一记述他们的姓名和事迹。什么是酷吏？文帝时的酷吏郅都执法断狱手段严酷，但为人正直，明辨是非。到武帝一朝，酷吏“好杀伐”“好株连”, “上以为能”。武帝最满意的酷吏张汤，与赵禹共同修订了各种法令，编撰了“知罪不举发”“官吏犯罪上下连坐”的律法，让人们相互监视检举，还“创造”出骇人听闻的罪状“腹诽”罪，当时的大农令因此被杀。司马迁说张汤最善于揣摩汉武帝的意旨去执法，到了酷吏杜周更是公开声称皇上认为对的就是法，司马迁说他阿谀主上，不分善恶。
这样治国的结果怎样呢？同一篇里，司马迁记录了武帝统治后期，社会动乱增多，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盗贼。天子发兵围剿，又编订一个新法令：“沉命法”，即如果盗贼兴起而地方官没有发觉或发觉了没有全部抓获，就将从郡太守到最低等级的官员统统杀光。这么一来，地方上畏惧而不敢上报盗贼情况，社会更趋动荡，盗贼更多。司马迁记录了武帝时代的社会现实，也表达了自己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忧虑。
封禅是古代统治者举行的一种祭祀天地的特别隆重的典礼，始于战国。古人相信人世间的事都是由上天安排的，所以皇帝是“天子”，是代表上天来统治人民的。如果“天子”的统治能使国泰民安就可以重新颁订历法，变易服色，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告祭天帝。所以，“封禅，改正朔，易服色”是武帝的行动，也表明武帝期望自己的统治得到上天的认同，天降祥瑞。司马迁根据自己的见闻，在《封禅书》中如实描写了武帝封禅、巡游、求仙的事。武帝一心想求神仙获得长生不老，所以他一次次地上当受骗，一次次地拿出大量的黄金给方士，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方士，以求换取不死之药，结果白白送了一个女儿。他每次上完当，都下决心：下次不能再上当。可是每次有新的方士出现，他都忍不住继续给他们很多黄金，让他们帮助求神仙。为什么呢？司马迁用“冀遇其真”来描述，就是武帝抱着侥幸的心理，虽然那些都不灵验，但万一碰到真神仙呢？为了能与神仙沟通，武帝到各地巡游，大兴土木，到处造宫殿、造高台。
用“互见”来思考，司马迁既然写了军事、政治和文化的情况，那么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又是怎样的呢？翻阅《平准书》就会发现，司马迁详细记述了汉武帝一朝的巨大花费，拓边、出征、运粮、修路等调用了多少人力、物资，出击匈奴获胜赏赐了多少黄金，又战死了多少汉军士兵马匹。因此国库空虚，国家出现财政危机，于是卖官爵。又因此造成一系列弊端，于是重用酷吏，行苛政。为解决自身财政危机，武帝又如何利用权力，推行改变钱法、官卖（由官卖盐铁发展到平准法的确立）、强制征商等政策。
这是司马迁笔下的汉武帝。同样是汉武帝，在东汉史学家班固笔下又有不同。班固为我们留下了第一篇完整的关于汉武帝的记录《汉书·武帝纪第六》。在篇末他特别肯定武帝的文治，说他“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是《太史公自序》中没有提到的，司马迁如此推崇孔子，怎么会不关注武帝在这方面的举措呢？再翻《史记》就会发现，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流露了自己复杂的情绪。开篇第一句他就说读到武帝多方开辟鼓励士子入学馆求学的道路，他情不自禁地“废书而叹”。为什么？在司马迁看来，汉武帝并不是能够按照儒家标准要求自己的君主。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而武帝多苛法酷政，孔子不言“怪力乱神”而武帝一心求仙。武帝启用的儒家学者，在司马迁眼中也非真儒。他专门对比了西汉大儒董仲舒和被汉武帝启用的公孙弘的人生命运。董仲舒一生政治上不得志，还曾被害入狱。公孙弘直到四十岁以后才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初被朝廷征召时，年高德劭的老臣辕固对他说：“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意思是“公孙先生，你一定要以正直的学问论事，千万不要歪曲你所学的去投世俗之好”。结果公孙弘做官后真的曲学阿世，因为善于迎合，他官至三公，后来还封平津侯。在《儒林列传》中司马迁还特别关注儒家学者做了什么官并一一记录，反映出他的一种忧虑，“独尊儒术”是否是当朝天子推行思想统一的政治工具，当儒学遭遇功名利禄的诱惑时，儒家子弟还能不能保持本色，坚守自己的信仰。
再看班固在《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中写了一件值得玩味的事情。即位不足两年的汉宣帝下诏，要求大臣们为他的曾祖父汉武帝的庙制定专门的乐章，大力歌颂武帝的丰功伟绩。当时皇太后的老师大儒家夏侯胜极力反对，说了这么一段话：“武帝虽然有打败四夷开拓疆土的功绩，但是也造成了大批士兵和民众死亡，弄得民穷财尽。他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以致国家财力耗尽，国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半数人口死亡。到处发生蝗灾，赤地数千里，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到现在国家还没有恢复元气。他对老百姓没有什么恩泽，不应该给他制定庙乐。”夏侯胜讲得究竟是否符合事实？究竟是班固在记录历史，还是在借夏侯胜之口说出自己的看法？只要知道夏侯胜最后的命运就比较明了了。宣帝先是把他关在监狱中，并在各地为武帝建庙宇赞颂纪念。两年后宣帝赦免了夏侯胜，不仅官复原职，还升为太子太傅，担当辅导太子的重任，直到九十岁死在任上。
为什么两位史学家的记录，差异这么大？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的时代，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记录者。他看到汉家帝国繁荣兴盛的同时，也看到武帝统治后期帝国暴露出的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正是司马迁写史的目的。也因为生活在那个时代，他知道有“腹诽”获罪的事情，知道武帝到处安置特务“线人”，自己又有获罪受腐刑的沉痛经历，所以司马迁写得含蓄内敛。他叙事多而评论少，留下珍贵的历史信息，留待后人评说。这样既保留了史学家的本色，也是保护自己的方法。
班固出生在东汉，距离汉武帝去世已经有一百二十年，期间经历西汉灭亡，东汉光武帝重建汉室江山的过程，所以是后朝人看前朝事。他知道汉武帝晚年下轮台罪己之诏，封田千秋为富民侯，改弦更张。他也知道宣帝与武帝的特殊关系，宣帝的祖父母、父母都死于武帝之手，宣帝自己差点被杀于襁褓之中。所以宣帝作出尊崇武帝的姿态，但实际一直在纠正武帝的错误政策，任用良吏，恢复经济，减轻百姓负担，西汉转危为安，出现了昭宣中兴。这是司马迁没有看见的，观点和认识自然不同。
另外，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尊崇儒家的政策刚刚开始推行，百家学术仍有广大市场。班固生活的时代，东汉政府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班固本人曾因“私改作国史”罪而被捕入狱。他后来被汉明帝启用编撰史书，与司马迁私人修史已经不同，作为官修史书，意味着班固写的《汉书》需要经过国家或者说皇帝的批准认可。班固奉诏著书，必然影响到《汉书》的政治倾向。当时的东汉正在重建国家的统治思想，汉章帝领导并亲自主持了一次全国性的儒家经学讨论会，班固也参加了会议。强调“独尊儒术”是为了贯彻皇家的意图，肯定儒学是最适合指导国家行为、社会发展的学说。而且此时的儒家成为官学已经有百年，班固本人也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儒家学者。因此他很可能是发自内心肯定汉武帝是儒学发展的推动者，给儒学带来了发展和繁荣的机遇。
所以，跳出书本看，历史和历史记载不能等同。尽管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任何人记载下来的历史都不能避免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情感。史书仅仅是作者对历史的一种认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处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中，由于掌握的史料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司马迁笔下的汉武帝是司马迁认识和理解的汉武帝，班固笔下的汉武帝是班固认识和理解的汉武帝。
这就提醒我们以后不管读哪段历史，读哪个史学家所撰的历史，都要注意这位史学家为什么这样描述，他生活在什么时代，他的立场和角度是怎样的？再去看看其他的史家有没有写过这段历史，他们的记录是否一致，有哪些不同？这样的话，视野会更加宽广，对历史的认识也会更全面。例如《史记》《汉书》以哪个为准？两本史书详略不一，在对有些史实的记载上有出入。正因为这样，才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相互参考核实。我们今天认识汉武帝，虽然史料大多基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但是由于处于不一样的时代，认识也就又有不同。比如，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更长时段的历史时空下考察，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阶段来看待汉王朝和汉武帝。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也会从政治与学术的不同维度区别看待。
左思右想
小结：懂得《史记》之长与短
从今天历史研究的眼光看，《史记》自然还是有缺点和不足。纪传体这种方法容易把一件史实割裂为许多碎片，错陈于各人的纪传之中，或者人物散在各篇，看不到事与事、人与人的联系，如果不完整阅读很难认识全貌，了解作者的意图。
另一方面，司马迁本人具有很高的文学造诣，他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展现了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画卷。从正面影响看，《史记》既是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杰出的文学作品。鲁迅先生对之高度评价，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就负面影响看，在过于追求文学化的情况下，故事化叙事往往就会偏离历史的事实，增加了对历史的真实把握的难度。例如鸿门宴是司马迁基于历史写下的场景，但是他不可能在现场，所以就有他对历史的重构、虚构和想象。所以，读者需要知道，《史记》是司马迁理解和诠释的人和事。
其实，人的记忆都难免发生偏差，更何况是记述已经消失的事件、人物，所以历史本身具有两重性，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更是人对过去的事有选择的记录，绝对真实地还原历史是不可能的。对历史学家来说，就是尽可能广泛搜集史料，真实地重建历史，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具有主观性，历史学家必然受时代条件、自身认识的限制。
今天，中国历史的研究与传统史学相比，增加“古今”“中外”等分析框架，将秦汉文明放在世界文明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深入探讨。研究的方法，也在文献之外，增加了考古发掘与田野调查，以力求多元互证，对历史资料进行更客观全面的审视，以更大程度地追寻历史的真相。历史领域内的研究已在向多学科、跨学科综合分析研究发展。
但是，就如同需要放在特定的时空去考察、认识历史一样，对《史记》的认识也应该放在两千多年前那个特定时空去认识。衡量一部历史著作的好坏，主要还是看它是否经得起所有已知历史事实的验证与核查。《史记》本质上是一部求真求实的真正的历史著作，河南安阳殷墟和甲骨文的发现，已证实了司马迁笔下商王朝和商王世系的部分真实性。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等考古文物的出土，也印证了《史记》的记载与当时一般民众所处的社会形势符合。《史记》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部空前的光辉灿烂的著作，它开创了纪传体的体例，成为历代修“正史”的典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追求，显示了司马迁作为杰出史学家的品格。由《史记》开启的二十四史仍然是中国古代各式各样史书中第一重要的历史著作。正如近代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所言：“现在历史学已经进入了科学的阶段，纪传体的历史方法已经成为过去。但中国的历史资料大半部都保存在纪传体的历史著作中，为了找历史资料，我们应该知道纪传体的历史方法。并且即使在今天，纪传体的历史仍不失为一种保存史料最好的方法之一。”
韩城司马迁祠墓远眺图（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2020届学生邱诗源绘）
提升：在思索中学会读历史
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帮助你走近《史记》，唤起你去阅读原著的兴趣，或许读过之后，你又有新的领悟与见解。还希望你能知道《史记》背后有司马迁这个历史学家，懂得古人读书做学问的这番功夫与史学家的品格修养。更希望你能知道一些阅读历史著作的方法，提升自己的思维和学习能力。
1． 请从时代与个人两个角度，谈一谈司马迁为什么能够写成《史记》 ？你认为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有哪些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2． 你认为《史记》的历史学价值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今天学习西汉以及西汉以前的历史，除了阅读《史记》外，你知道还有哪些途径吗？如果《史记》记载的内容，与你找到的材料产生矛盾，你能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不同吗？你打算怎样做以了解历史的真相？
3． 近代学者梁启超最爱读的《史记》十大名篇有：《项羽本纪》《信陵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请选读一至两篇，谈谈你认为它成为代表性名篇的原因？你心目中的《史记》名篇是哪些？并请简要说明理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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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湾十四院校六十教授编译：《白话史记》，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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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葛剑雄： 《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录·大汉王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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