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商人

马可·波罗可能是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外国人之一。1254年，他出生于威尼斯的一个商人家庭，其父亲和叔叔都是著名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幼承家训，17岁时，就和父亲叔叔一起一路东行，历时四年多，到达了蒙古，并在中国游历了整整17年，回国后，由他口述，别人执笔，完成了《马可·波罗游记》。

这本书一经面世，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书中，马可·波罗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书中的精彩内容，使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无限神往。这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

在马可·波罗的眼中，中国人极富有经商的天分。他写到了后来煊赫一时的晋商：“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写到苏州商人：“民性善良怯懦。他们只从事工商业，在这方面，的确显得相当能干。如果他们的果敢和他们的机智一样优越，那么，就凭他们众多的人口，不仅可以征服全省，而且还可以放眼图谋更远的地方”。写到杭州商人：“众多商人云集在这里，他们十分富裕，经营着大宗贸易，没有人能估量出他们的财富。只知道贸易主（他们是企业的头目）和他们的妻子们都不直接从事任何事情；但是，他们过着如此奢侈豪华的生活，以至人们会想象他们是国王”，其他此类记载也散落颇多、不胜枚举。写到福州商人：“囤积了大量的生姜和良姜，城里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砂糖市场和一个大的珠宝交易市场，这些珠宝是用船从印度群岛捎来的”。

当然，爱吹牛的马可·波罗在书中的描写难免有夸大失实之处，但基本上还是可信的，这也为我们了解元代经济状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大体而言，元代商人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由蒙古贵族、西域商人、官僚、上层僧侣和豪商组成，具有一定的特权，因此在行商经营时，能够受到官府多方面的庇护和优惠待遇，甚至可以豁免或逃匿商税、免除徭役，取得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的特权。可以说，这些人实际上是官商合一、亦官亦商，气势显赫，在市场上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

第二类是具有独立身份的各种大中小商人。他们在行商过程中，有不同程度地依附甚至勾结官府的一方面，但是其中的大商人，仍然是进行正当的商业活动。依附和勾结官府，也是为了取得经营上的便利。其中的中小商人，一方面要遭受官府的重重盘剥，另一方面又处于被大商人排挤欺压的不利地位。但是，一旦中小商人们顶不住压力，“不敢往来（经商）”时，物价往往便会“因而涌贵”。可见，占商人数量绝大多数的中小商贩，才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商人，也是维系市场正常运行的中坚。

《马可·波罗游记》中出现的商人形象，大致以第二类为主，亦有涉及官商结合的特权阶层。这说明他对元代社会的了解，还是比较全面而深入的。

元代的海外贸易极为发达，经历了1000多年的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至此时达到了顶峰。海上贸易带来的不同国家与民族的经济联结和文化联结，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一样如此广泛和紧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富饶和科技进步，使它成为世界最强盛的国家。

元朝继承与发扬了两宋开放沿海与沿江的政策，并且较之有大幅度的提升，政府进一步扩大了口岸开放，并在口岸城市设立专门管理商业船运及贸易的行政机构。因此元朝口岸极其繁华，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均远远超过两宋时期。当时的刺桐港（今福建泉州）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港口之一，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胜塔。当时的刺桐港港口里船舶相连无边无际，巨宗货物堆积如山。

在马可·波罗的笔下，当时的刺桐繁华无比：“从印度来的所有船只，满载着香料、宝石和珍珠停泊在刺桐，简直难以想象。蛮子（指中国南部）的所有商人们云集在此，它是全中国最大的进口中心。可以说，如果有一艘载着胡椒的船从印度群岛驶往亚历山大港，或者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一个其他港口的话，那么，就有一百多艘驶往刺桐。”

这样的情形在他的同行者，阿拉伯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塔的笔下同样得到了证实：“那个国家的全部贸易都操在中国船只手中。这些船可分三等：较大者三至十二帆。帆以竹片制成，形如织席。每只船上有人员千人，即水手600人，军士400人；另附供应船3艘。此种船只仅刺桐（泉州）及辛克兰（广州）能制造，都制成三边，以三腕尺长的大钉钉牢。每只船有4个甲板和许多供旅客使用的附有更衣室及各种设备的公私船舱。”

把持海外贸易的实际运营者——元代商人们，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马可·波罗惊讶于他们的豪富和高超的商业手段。在他的书中，充满了这样丰饶富足的场面：“从印度回来的船只满载着香料——胡椒、生姜和肉桂；或载着稻米的帆船沿长江顺流而下，或沿大运河逆流而上；杭州或泉州的商店内，贵重货物琳琅满目，有生丝、锦缎和绣花织锦，以及有特殊图案的缎子。”

除海外贸易外，马可·波罗的笔触，还涉及了元朝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在书中详细记述了元朝发行纸币的政策，以及这个政策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影响。他称赞蒙古大汗通过发行纸币“获得了超过全世界一切宝藏的财货”，商人们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纸币的流通使用。马可·波罗用幽默的口吻写道：“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中国，每个人都乐意接受这些纸币，因为无论他们走到大汗领地内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像使用金子似地毫不困难地用它们来做买卖。”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纸钞的兴盛，象征了当时元朝社会的繁荣程度。

马可·波罗勾绘出了一幅中国南北两地经济活动的图画：在中国北方已经开采煤矿。“从山上矿层中开采的一种黑石头，像木头一样地燃烧，它们很好烧，以至整个契丹不烧其他燃料。”水路的运用同样使他吃惊，他尤其提到了中国经济的主动脉长江在商业上的重要性，“这条河上往来的船只和运载的货物比基督教世界中的任何一条河和任何一个海都要多”。他还说“每年沿该河而上的船就有20万条，更不用说顺水而下的船只了”。他还提到了帝国运河的经济作用，这条运河是忽必烈时彻底凿通的，经这条运河，大米可以从长江下游运到大都。

元代商人面目如何，元朝商业发展到何种程度，看看这个外国人不遗余力的赞美，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