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对澳公共外交对策
栾文韬 王义桅[1]
摘要：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争当西方国家的“反华先锋”。历史、文化、地理上的因素使澳大利亚拥有既自卑又自负的矛盾心理，这种心理明显地反映在对华关系上，具体表现在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焦虑与对“美国优先”的不安，为此给中国对澳公共外交造成了极大困难。新时代中国对澳公共外交要坚持认识、认可、认同的“三认原则”，讲好中国故事以让澳认识中国；阐释好中国与全球化的逻辑，以使澳认可中国；汲取中西传统文化智慧并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寻找中澳两国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以让澳认同中国。
关键词：澳大利亚 中澳关系 公共外交
由于澳方原因，澳大利亚被中国网民评为2017年对华“最不友好”国家。[2]从2017年6月开始，澳大利亚媒体大肆渲染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政治干预”与“渗透”，从中国留学生到商人、从华人华侨到澳大利亚政客，无不成为攻击的目标。12月，“内外交困”的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推动修订反间谍法时将民众视线引向中国，公开宣称“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2018年，澳安全情报机构（ASIO） 又将中国列为所谓“极端威胁”国家。[3]2018年4月，澳大利亚未出席博鳌亚洲论坛，与往年形成鲜明对比。8月23日，即将担任国库部长的斯科特·莫里森与通信部长米奇·费菲尔德联合发布新闻稿，以“国家安全”为由，疯狂暗示将禁止华为和中兴为澳大利亚提供5G服务。这股反华逆流被西方媒体大肆渲染，澳大利亚被《经济学人》封为“第一个向中国影响力亮出红牌警告”的“西方民主国家”。[4]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评论，“澳大利亚个别媒体已经到了歇斯底里、草木皆兵的程度”。
为什么在中澳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之际，澳方却爆发反华高潮？为什么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纵深推进之际，澳大利亚国内却掀起一股声势不小的反华逆流？ 中澳关系能回归正轨吗？这股反华逆流给中国对澳公共外交的正常开展带来了困难，新时代对澳公共外交急需新的理论支撑。
公共外交的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其狭义定义是一国政府通过信息和语言手段做外国民众的工作。对于中国而言，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强调国内公众和国外公众，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解决的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如何为世界所接受的问题，它承载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世界如何良性互动建构的历史使命。
目前中国对澳公共外交因面临西方话语霸权，陷入了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悖论。[5]首先是他者化悖论，用西方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框架来表达的新闻使得中国形象经常被他者解读，比如“和平崛起”，我们强调“和平”，外媒侧重“崛起”，致使我们想当然好的措辞在效果上被“他者化”甚至“妖魔化”了。其次是异化悖论，中国概念太中国化，不了解中国特殊文化背景的外国人很难理解，很难把中国的政治语言翻译成他国语言。到底是迁就西方的理解还是让西方迁就中国的理解，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异化悖论。最后是实力与形象的悖论，中国的快速发展打破了西方的话语霸权。
基于以上问题，中国公共外交需要做何努力去超越传统的公共外交，跳出悖论，平息在澳反华浪潮，使中澳人民民心相通。本文将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一 澳对华恐惧从何而来？
澳大利亚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地处亚太却一心向西，坐拥最古老的土地却是年轻的移民国家，四面环海却终年缺水少雨，既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全球城市化最高的国家之一，是最大的岛国却位于世界最小的洲。历史、文化、地理上的因素使澳大利亚拥有既自卑又自负的矛盾心理，这种自卑与自负明显地反映在对华关系上。
1.民族出身所引起的自卑与自负
1770年4月20日，英国海军上尉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带领的探险队到达澳大利亚东部海岸，发现此地土地肥沃，草木茂盛，适合人类居住，随即称此地为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库克由此沿东岸向北推进，直到发现澳大利亚东北岸为止。库克正式宣布：凡以上发现者，均为大英帝国所占有之领土。
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英国原来在北美的犯人流放地不能再使用，只得另谋他处，最后决定把那些囚禁在伦敦监狱和泰晤士河畔狱船上的一部分犯人押送至澳大利亚东南部，以解决当时的困难。于是，英国政府决定任命阿瑟·菲利普（Arthur Phillip）为澳大利亚第一任总督，令其带领一部分犯人移民澳大利亚。菲利普总督率领犯人及军官1030人，其中犯人736名，于1787年5月13日离开伦敦，途经好望角于1788年1月26日抵达澳大利亚。他们选定悉尼作为永久居留地，并宣布1月26日为澳大利亚日。此后，从1788年1月至1868年12月，从英国流放至澳大利亚的犯人近16万。到1819年，澳大利亚人口中犯人及其后裔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这部分人构成了现代澳大利亚白人最早的祖先。
历史学家约翰·科布利在1970年出版的《第一舰队犯人的罪行》一书中记载了流放到澳大利亚的第一批犯人的罪状，并列举了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某人偷了“一件价值3先令的绸缎背心和一件价值5先令的凸花斜纹背心”，被判流放至澳大利亚。这些不法之徒，在新的土地上被迫学会劳动和重新做人。澳大利亚殖民政府当局把这些犯人有效地组织起来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刑满释放后成为与其他人一样的“自由人”。
这群被流放至澳大利亚的犯人有一种共同的心态，即被主流社会遗弃，深感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失落，从而产生精神上巨大的自卑情绪。[6]这段历史使多数澳大利亚人产生了一种怀疑态度，不轻易接受简单的乐观主义，而多数自豪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乐观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先辈是犯人”这种历史遗留心理无疑是造成这种人生观的一个原因，毕竟被发配到地球边缘的犯人不可能是乐观主义者。所以当中国崛起不确定性来临时，澳大利亚的第一反应趋向于“威胁”，紧接着感到恐慌，而不是“机遇”。
民族出身导致澳大利亚人内心自卑的同时，也培养了其西方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他们的自卑所潜藏的精神压力迫使他们追求优越感以寻求心理平衡，极端的自卑导致自负，而自负导致偏见。传统西方社会对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和误解，这种误解源于四个方面。第一是无神论，美元上印有“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认为无神论国家没有信仰，“思想是邪恶的”；第二是私有制，资本主义立国之本的价值观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中国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西方认为中国“破坏市场规则”；第三是苏联记忆，由于美国的话语霸权，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多有误解和偏见；第四是种族主义，澳大利亚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态度直接继承了他们的白人祖先，认为自己是“优等民族”，这种白人优越感直接导致了长达70多年的“白澳政策”。
作为一个习惯以西方社会、白人世界、欧洲正统文明传承者自居的国家，澳大利亚面对有色人种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始终怀有种族优越感和制度自豪感。随着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出国留学以及对外交流力度的加大，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强，有越来越多“黄面孔”的人出现在澳大利亚各城市街头，有越来越多中国元素进入澳主流社会圈，此种固有偏见决定了澳大利亚整个社会在直面中国发展带来观感体验和内心深处的冲击震撼时，受自尊心、嫉妒心的刺激和驱使会自然滋生强烈的失落感和抵触、排斥情绪。[7]
2.特殊地理位置所导致的自卑与自负
由拓荒者和殖民者开拓的澳大利亚虽然在文化、语言和思想上与英美同宗同源，地理上却位于亚洲的南方，因此对处于澳大利亚本土与欧洲“母国”之间的“亚洲近邻”长期抱有“焦虑感”。[8]首先，在心理上澳大利亚对亚太地区的国家持排斥态度，这种不信任使其不愿意与中国进行安全合作；其次，澳大利亚四面环海、孤立无援，一旦爆发世界大战，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将切断其在防卫、装备和援助上的来源。[9]而北靠印尼群岛、南海，夹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地理位置又决定了澳大利亚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这增加了澳大利亚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随着二战时日本轰炸达尔文港被放大到了极致。
澳大利亚的建国史表明，澳大利亚有依赖世界最强大国家保护其国家安全的传统，先是依靠英国，后来依靠美国。
1900年澳大利亚联邦宪法由英国议会通过，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亚完成了形式上的独立。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直到二战全面爆发时，澳大利亚还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因为它并没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认为，“到1991年时，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历史还不到50年”。[10]格林伍德教授认为，“外交政策从来就不是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个主要先决问题”。[11]
从国际形势和地理位置来看，澳大利亚也有依赖英国保护的理由。一战前，欧洲各殖民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瓜分殖民地，德国、法国等相继在南太平洋占领岛屿，直接威胁澳大利亚的国土安全，使得澳大利亚深感必须与英国保持密切的国防上的联系。一般认为，在1918年以前，澳大利亚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都要经过英国来处理，1900年到二战之前，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诉求并不明显。二战后，亚太地区国际格局发生剧变，美国势力迅速扩张，日本战败，英国势力遭到重创，美澳开始走向结盟。1951年澳、新、美三国签订条约，美澳同盟关系正式确立。
美澳同盟确立后，澳大利亚在防务和外交方面大大加强了对美国的依附，在制定外交、防务政策时处处考虑美国的立场，时刻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将自己紧紧地捆在了美国的战车上。进入21世纪，高速发展的中国成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最大“绊脚石”。随着中国在亚太影响力的提升，澳大利亚虽然与中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但也感到深深不安。一方面澳大利亚坚信亚太地区的未来取决于中美大国关系的博弈，另一方面又认为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12]可以这么认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澳大利亚对华的戒心和敌意。
这种需要被保护的自卑使得澳大利亚在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面前感到极为不安。特朗普总统上任伊始就“怒摔”澳大利亚总理电话，在驻澳美军开支等问题上对澳屡屡刁难。用学者休·怀特（ Hugh White） 的话说，今天的澳大利亚似乎陡然意识到自己首次置身于一个 “没有盎格鲁-撒克逊主要盟友提供支持和保护的亚洲”。[13] 没有强大盟友提供可靠的安全承诺的“恐惧”，迫使澳大利亚不得不通过更多的政策自主性和更强硬的姿态，来凸显自己在美澳同盟和地区体系中的“存在感”。[14]妖魔化中国是平息特朗普领导的不可预测的美澳同盟所产生的焦虑感的最佳手段。于是乎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通过“反华”来拼命向美国表忠心的澳大利亚，一个通过“反华”怒刷“存在感”的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特殊的地理位置带来自卑与不安全感的同时，也导致其自负心理。作为世界第六大国家，独占一个大陆的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面对斐济、基里巴斯、汤加等岛国，自认为是南太的“超级大国”，习惯把南太平洋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后花园”。中国与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的复交，被澳方认为影响其势力范围，于是就出现了针对中国在南太平洋正常活动的无端指责。例如2018年1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国际发展与太平洋事务部长称“中国给予南太岛国的贷款包含对岛国不利的条款，让岛国人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15]
澳大利亚这种地理上的优越感随着美国的战略转移被进一步放大。2010年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澳大利亚的地理优势使得其在美国的战略布局中位置日益凸显，澳大利亚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跳板和美国监控东南亚地区与美国出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战略制高点。2017年11月，特朗普在其亚洲之行中首次提出“印太”概念，2019年6月正式推出“印太战略”，强调印太是美国国防部的“优先战区”，美国对印太负有维护自由而开放的持久承诺，以确保地区国家不分大小，在可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和公平竞争原则下确保主权安全和经济增长。从“印太”概念提出之时起，澳大利亚一直是“印太”概念的最积极的鼓吹者，因为在其看来“印太”是 “亚太”地缘概念的逻辑延伸，它将使澳大利亚的战略关注重点迁移到从东北亚经南海到印度洋的弧状条带区域。[16]“印太战略”的形成更是能够极大地抬升澳大利亚在本地区的地位，增加其参与国际事务的底气，客观上鼓舞了其在对华问题上的自负和随意轻率的强硬。
二 对澳公共外交的道、势、术[17]
对澳公共外交作为中国对澳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需在道、势、术三个层面上更新传统理念，超越传统公共外交，在新时代下推动中澳关系的正常发展。
1.对澳公共外交之道
“道”即路径。道不同，不相为谋，中国对澳公共外交之道的关键在于找到彼此的道路的交会点，为此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对澳公共外交之道在于说服澳大利亚。中国的快速发展给澳大利亚带来三方面冲击：（1）西方价值观，中国是唯一以非西方所谓民主体制、独立自主地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澳大利亚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会“挑战亚太安全结构”，还会从根本上动摇西方价值体系，对澳大利亚的生存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8]（2）权力转移：美澳同盟是澳大利亚外交的根基，美国的霸权主导地位被视为澳大利亚的生存保障，而中国快速发展和“美国优先”被澳方认为会导致亚太地区的权力转移，由此产生极大的不安全感。（3）现实利益：中国快速发展冲击西方竞争力、生活水准。中国成为澳大利亚在全球化竞争中失败的“替罪羊”，澳大利亚对中国产生焦虑心态和不适应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以来，引起了澳大利亚方面的高度关注，这在2017年11月澳方发布的 《外交政策白皮书》中得到更明确的表达。“白皮书”开篇宣称中国“正在挑战二战以来美国作为印太地区支配性力量的地位”，并将中国定位为“有能力影响澳所有国际利益的地缘政治大国”。[19]为此，中国公共外交要强调文明内涵，在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转型与创新。
其次，中国对澳公共外交之道在于表达自己。由于深陷西方话语体系霸权的陷阱，深化中澳人文交流不能停留在展示中华文明层面，必须着眼于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建设，加强中澳文明对话，以人类社会发展的殊途同归观，求大同、存小异。
再次，中国对澳公共外交之道在于人文外交。人文外交一直是中国对澳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人文外交的战略资源而言，大体有三种来源：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国科学社会文化资源、可供借鉴的西方现代文明资源。把这些资源有机结合在一起，便可形成我国丰富而独特的人文资源。中澳人文交流的意义就在于培育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可持续良性发展的深厚社会基础。
最后，中国对澳公共外交之道在于制度建设。我们要深化中澳人文交流机制建设。人文交流是人与人、心与心的交流，是不同文明相互借鉴的重要桥梁，是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通过教育、文化和人文等活动交流思想和经验，以达到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的一项长期性、基础性的工作。2018年8月4日，中澳之夜音乐会在著名的悉尼歌剧院隆重举办，来自中澳两国优秀的艺术团队以合唱、舞蹈、器乐、中国传统曲艺等丰富的文化艺术表演形式，展现了两国艺术精髓。2019年6月19～27日，“中国旅游文化周——多彩文化·魅力贵州”主题展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通过多种形式的旅游推介和人文交流活动，展现中国文化的魅力。两国人文交流的常态化标志着中澳两国的人文交流机制初步建立，两国民心相通工程正在启动。
2.对澳公共外交之势
国际形势，即所谓的“势”影响具体的外交实践。新时代对澳公共外交更要顺势而为，不可逆势而上。2018年6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际格局由西方主导转为东西方平衡。[20]新兴国家的崛起引发国际力量对比的巨变。博鳌亚洲论坛所界定的新兴11 国，2017 年的经济增量已达到世界经济增量的 53.1%，高于 G7（21.8%）和欧盟（12.8%） 的增量占比，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举足轻重的力量。[21]第二，全球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变革时期。当前，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产业革命尚处于发展阶段，新经济动能完全替代旧经济动能的时机仍未成熟。但从新技术应用中谋求经济新动能的发展道路已经在大多数国家中形成共识。第三，制度优势变化，西方治理机制与规范应对全球问题捉襟见肘，甚至“以退为进”地破坏现有国际机制，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代表的新现代化模式打破了西方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我们应抓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机遇，抓住澳大利亚的合作需求，积极开展合作。
澳大利亚一直以“中等强国”自居，中国要注意到澳大利亚实行“中等强国”外交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加强探索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改革、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等领域，中国与作为“中等强国”的澳大利亚具有一定的利益趋同性和立场相近性，两国存在挖掘合作潜能、创新协调机制的运筹空间。[22]我们应充分把握澳大利亚试图推行“中等强国”外交的雄心抱负，抓住机遇、赢得主动，利用G20、APEC、东亚峰会等新兴国家主导的多边平台与澳大利亚展开合作。
3. 对澳公共外交之术
“术”即方法与手段。中国对澳公共外交之术要做到有目标、有手段、有重点、有机构，[23]根据我国国情和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应做到如下四个方面。
（1）目标：中国对澳公共外交的目标，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美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循序渐进地使中国在澳形象由负面转向中性，继而转向正面，为中国发展创造和平、稳定、友善的外部环境。
（2）手段：对内向公众宣传澳大利亚风土人情，对外通过开展文化广播的国际交流形式，通过当地电台、电视台中国新闻娱乐节目，通过在澳华侨、留学生和对华投资跨国公司、孔子学院开展相关形象宣传活动，如“创意中国”、文化营销国家活动，塑造充满活力、文明、开放的东方大国形象。（3）重点：中国对澳公共外交的重点是树立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虽然今天中国的国家形象，基本上被澳大利亚媒体给“妖魔化”了，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澳大利亚人普遍对中国有好感。罗伊国际问题研究所2016年的民调显示，分别有 85%、79% 和 75% 的民众认为“与中国人接触”、“中国文化”和“中国的经济发展”让他们对中国产生积极看法。这些结果恰恰为中国对澳开展精准传播、塑造国家形象、增进相互认知和理解进而实现中澳民心相通指明了方向。[24]
（4）机构：整合文化和旅游部、外交部、教育部，集中三个部门优势力量成立新的公共外交部门，统一领导驻澳文化机构、外交部门以及教育机构的工作。将国务院新闻办改制为国务院信息局，类似美国机构，专门负责对澳宣传工作，原国内职能划归为中宣部。[25]事实上，澳大利亚方面也在为中澳关系发展进行机构上的调整，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2019年3月29日发布消息称，为进一步强化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莫里森政府将建立一个新的、具有革新意义的“澳中关系国家基金会”，它将联合私营企业、行业机构、非政府组织、文化组织、州和联邦机构以及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共同力量，为澳大利亚的对华往来助力。
三 新时代对澳公共外交的“三认原则”
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应确立“三认原则”：认识、认可、认同[26]。
认识中国，就是以世界观中国，以时代观中国，以中国观中国，而不是以己度人。要认识到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道路，成就来之不易。客观、辩证、立体看“3D中国”：developing（发展中），dynamic（活力），diverse（多样）。中国的自我定位与国际身份相匹配，成为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任务。
认可中国，就更进一步。首先是认可中国的发展成就、中国的发展是人类进步的力量，同时也认可中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理念，认可中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根植于5000年中华文明，汲取了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尤其是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拥护。也就是说，认可中国的“四个自信”。
认同中国，是最高层面的要求，就是要认同中国的内政外交，尤其是社会制度；认同中国所倡导的和平理念、发展理念、合作理念、共赢理念；认同中国所倡导的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认同中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认同这是适合人类发展需要的，甚至是人类文明的创新。
“三认原则”在对澳公共外交中具体表现为三大使命：首先，讲好中国故事以让澳认识中国；其次，阐释好中国与全球化的逻辑，以使澳认可中国；最后，汲取中西传统文化智慧并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寻求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以让澳认同中国。
1.认识中国
上文提到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等因素，澳大利亚形成了既自卑又自负的矛盾心理，这种心理在当下演变成面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焦虑和对特朗普“美国优先”的不安，而对华强硬是其认为最佳的平衡心理的路径，具体表现在充当美国的“反华先锋”、对内鼓吹“中国威胁论”、叫嚣“中国入侵澳大利亚”等。澳大利亚做出的种种选择本质上反映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误解之深，给新时代中国对澳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了难题。为了让澳大利亚正确地认识中国，笔者认为重点在以下两方面讲好中国故事。
（1）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中国共产党对政党政治有三大超越。[27]
其一，时间逻辑。西方政府多采取多党轮流执政，政治周期短，与经济周期不匹配，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长期被忽视的根源，因为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见效慢，成本高，私人资本没有兴趣，政客们受制于选举政治，着眼于短期利益，也没有兴趣。中国共产党超越时间逻辑，长期执政，保证了政策的稳定性，保证可以从未来看现在。
其二，空间逻辑。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而经济又全球化了。这种政治-经济矛盾导致民粹主义泛滥，经济全球化导致资源全球配置，产业转移导致产业空心化，就业问题凸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使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
其三，自身逻辑。西方“分”的文化，产生政教分离、三权分立等制度安排，经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将西方性包装为现代性、全球性进行扩张。而中国和合文化将传统的“党”（party）变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传统政治文化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落地生根、全球化、本土化成就中国共产党，没有产生精英-大众分离。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是以传统中华文化为根基的，以苟日新日日新的文明为载体的，以开放学习的胸襟为保障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从时间、空间和自身维度上超越了西方政党政治。这是新时代对澳公共外交首先要讲清楚的地方。
（2）讲好中国道路的故事
中国以非西方的模式实现现代化，所以在观念领域，“西方模式”不再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新的选择路径。2018年罗伊国际问题研究所民调显示，55% 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中国是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而选择美国的只有 29%。在西方，澳大利亚始终是对中国经济持最乐观态度的一支力量，高达 70% 的澳民众将“中国等国对澳大利亚资源的需求”视作澳大利亚幸免于全球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28]
讲中国道路时应淡化特色，学习“不可思议的印度”（incredible India） 折射世界多元性而求得广泛国际认同，让澳大利亚从中国的成功中找到自己的因素，从中国的包容文化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增强其对中国的认同感。
2.认可中国
中国崛起是唯一非宗教国家的崛起，也是近代九个大国崛起案例的反例，“中国威胁论 ”本质上围绕中国是否为他者、另类而展开。所以中国对澳公共外交必须要解释好中国崛起的合理性、合法性、合目的性三大问题。
对澳公共外交只有讲清楚了中国发展的逻辑，才能让澳大利亚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发展的事实，化“中国威胁”为“中国机遇”。
3.认同中国
在认识中国、认可中国的发展基础上，才能真正地认同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强调，“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意味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意味着中华民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真诚意愿”。[29]
习近平在2018年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强调，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中国对澳公共外交要求大同，抓住中澳两国的相似点和共同利益，如多民族的人口结构、多元文化、经济全球化的维护者、应对气候变化等，鼓励澳大利亚和中国共同促进地区和平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结语
在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国快速发展感到焦虑和不安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不仅以实际行动起到了反华的“示范作用”，其反华的经验也成为西方国家的“行动指南”。在此背景下，对澳成功的公共外交经验无疑也会对其他西方国家产生示范效应。新时代中国对澳公共外交要让澳大利亚认识、认可和认同中国。
可以预见，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西方反对中国崛起的现象无法改变，所以公共外交坚持“三认原则”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只要中国继续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用自身发展和改革的红利为全球政治、经济做出贡献，更好地满足世界各国对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期盼，那么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舆论和政治打压的企图必然会遭到历史无情的驳斥。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towards Australia in the New Era
Luan Wentao，Wang Yiwei
Abstract：Since 2017，Australia has been hysterical towards China，advocating “China threat rhetoric” and striving to be the “anti-China pioneer” among Western countries. The historical，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have made Australia both self-abased and self-conceited，reflected in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and especially in its anxiety about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uneasiness about Trump's “America First” stance，which has caused lots of difficulties for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with Australia. In the new era，China's public diplomacy with Australia should adhere to the three principles：knowledge，understanding，and identification，this is，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so that Australia can know China，explaining the logic and legitimacy of China's rise and globalization so that Australia can understand China，and drawing on the wisdo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seeking the common values of China and Australia so that Australia can identify with China.
Keywords：Australia；China-Australia Relations；Public Diplomacy
[1]栾文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2019级硕士研究生；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2]《2017谁对中国最不友好？ 网友票选第一果然是它！ 》，环球网，http：// world. huanqiu.com/ exclusive/ 2017-12/11479404.html。
[3]China An “Extreme” Threat to Australia：ASIO，MSN News，https：//www.msn.com/en-au/news/australia/china-an-extreme -threat-to-australia-asio/ar-BBIuKS3.
[4]What to Do about China's “Sharp Power”，The Economist，https：//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732524-china-manipula-ting-decision-makers-western-democracies-best-defence.
[5]王义桅：《如何克服中国公共外交悖论？》，《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3期。
[6]张安德：《澳大利亚民族文化心理的自卑与优越》，《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
[7]丁工：《澳大利亚对华态度转变的原因及中国的应对之策》，《国际论坛》2018年第5期。
[8]〔澳〕马必胜：《澳大利亚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
[9]Percy Claude Spender，Exercises in Diplomacy：The Anzus Treaty and the Colombo Plan，Sydney：Sydney University Press，1969，p.15.
[10]〔澳〕保罗·基廷：《牵手亚太——我的总理生涯》，郎平、钱清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8页。
[11]〔澳〕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第472页。
[12]Australian Government，“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https：//www.fpwhitepaper.gov.au/foreign-policy-white-paper.
[13]Hugh White，Without America：Australia in the New Asia，Quarterly Essay，No. 68，2017.
[14]张国玺、谢韬：《澳大利亚近期反华风波及影响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3期。
[15]Majella Hurney，China's Pacific Investments：Australia's Attacks Ring Hollow，The Australian，January 10，2018.
[16]Rory Medcalf，C.Raja Mohan，Responding to Indo-Pacific Rivalry：Australia and Middle Power Coalitions，Lowy Institute Analyses，August 2014.
[17]王义桅在《国之交如何民相亲——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之道》一书中首次阐释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的艺术性在于把握道、势、术，并对道、势、术的含义进行深刻的解读。详见王义桅《国之交如何民相亲——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之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第36～43页。
[18]杨小辉：《“中等强国”澳大利亚的海军政策与实力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9]Australian Government，“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https：//www.fpwhitepaper.gov.au/foreign-policy-white-paper.
[20]金灿荣：《如何深入理解“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领导科学论坛》2019年第14期。
[21]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发展：2018 年度报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第11页。
[22]丁工：《从战略高度思考中国同中等强国的全球治理合作》，《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8年第1期。
[23]王义桅在《公共外交：塑造中国国际形象》一文中从目标、手段、重点和机构四个方面简要论述了中国特色公共外交体系的内容。详见王义桅《公共外交：塑造中国国际形象》，《解放日报》2003年9月25日。
[24]江璐：《精英的合谋——澳大利亚对华民意研究（2014～2018）》，《国际论坛》2019年第5期。
[25]王义桅：《世界是椭圆的——未来国际秩序展望》，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第186页。
[26]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三认原则”出自王义桅《国之交如何民相亲——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之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导言部分。本文将“三认原则”具体应用于对澳公共外交之中。
[27]王义桅：《国之交如何民相亲——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之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第76～77页。
[28]数据来自罗伊国际问题研究所官方网站，http：//www.lowyinstitute.org/。
[29]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新华网，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31/c_118788013.htm。